论科学技术应用的合理性问题

“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类自己。” ——爱因斯坦 一、问题的提出 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     

脑死问题与社会同意

一、关于脑死争论的近况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在脑完全失去功能之后,可以用生命维持装置来延缓心脏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认定脑死的人为死亡,在日本展开了广泛的争论。在议论中出现了三种论点。其一,什么是认定脑死的医学标准和过程?其二,脑功能完全丧失后的继续医疗会给家庭经济等方面带来莫大负担,加上在装备着各种器具的状态下“活着”的患者的庄严死问题,在可以断定为脑死之后,是否可以撤除维持生命的装置。其三,是否允许将处于脑死状态患者的“活着器官”取出移植给其他患者。     

柳美里文学作品的家庭主题

“家庭”作为人之初的必经之地,对于人的意义是最原始、最自然、最安全、最温馨的成长摇篮,因而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中一个古老恒常的主题.然对于韩裔日本女作家柳美里而言, “家庭”一词包含太多复杂的内涵. “家庭”是她生命的原点,但同时也是她的宿命.作家柳关里通过“家庭”内外带来的人生纠葛和生死洗礼,对人生意义及生命本质展开深入思考,终于获得对于个人、家庭及生死的超越,成功从“夹缝”般的生存环境中突围,并以写实的手法在文学创作中成功贯穿“家庭”这一创作主题,表现了现代人与“家庭”之间的纠葛心理.本文将探讨“家庭”这一创作主题对于作家柳美里的深刻意义及其不凡的文学魅力.     

庄子的生死智慧及其现代价值

庄子以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生死,力图探讨生死的本质,揭开笼罩在"生死"之上的神秘面纱,以寻求宁静超越的精神境界,为现代人生死困惑的解决提供了参考价值。"道"是其生死智慧的理论基础;"气化"是其对生死的本质界定,生死的变化不过是气的聚散而已。不悦生不恶死及"善生善死"是庄子对生死的态度:既要善待生命,人应该做的、可以做的就是养生,顺其自然地使生命本性得以发挥;又要以旷达的胸怀面对死亡,打破对死亡惧怕的固有态度,以死为息,最终达到一种自在、自然与自由的超然境界,庄子把这种境界称之为"逍遥"。     

婚外恋新论

婚恋,根源于人的动物性,表现为人类的社会性,是人类区别于各种动物的特有的文明。它给人类带来了解放,也带来了压抑;给人类带来了幸福,也带来了痛苦。只是痛苦与幸福的结构不同罢了。婚外恋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全过程性和全方位性就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为什么现代人的婚恋上有了较多的选择机会,婚后却出现了更多的光怪陆离的婚外恋之类的婚姻问题与冲突?为什么曾是两情相悦的恋人,婚后却心猿意马,同床异梦,甚至以分手为结局?为什么很多的婚姻到头来成了“枷锁”、“爱情的坟墓”?人们到底在婚姻中追求什么?婚外恋在人类的婚姻中到底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这些问号,是社会的问号,历史的问号。催促着我们从人类自身的深层开掘,从而,应实践之需,补时论之缺,纠通论之误,探发展之途。     

当代医学带来的社会问题

发展医学的目的是为了防病治病,保障人类的身心健康。然而,当代医学,特别是当代尖端医学,如器官移植、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医疗新技术,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值得引起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社会人口质量的下降1958年开始用心室动脉分路控制脑水肿。过去脑水肿是十有十死的,现代医疗技术可以使脑水肿患者存活,但脑水肿的婴儿是个废品。在现代医学技术的护理下,痴呆症、脑功能障碍、先天性心脏畸形、脑麻痹、背柱缺陷、出生体重过轻以及患有其他遗传性疾病的婴儿,其寿命都可以延长。     

好死不如赖活?——关于“生命质量”的沉思

常言道:“好死不如赖活”。这是中国人对生存的那份渴望。从中也折射了一个民族对人生苦难的巨大心理承受力,这种生存智慧是随遇而安式的——只要活着,一切就有希望;而倘若死了,一切也就归于虚空。 然而,生活是有质量的,生命是有质量的。死可以死得天地泣、鬼神哭,也可以死得不那么轰轰烈烈但平静尊严;活可能活得窝窝囊囊、痛苦不堪,也可能活得风风光光,神采奕奕。这样,假定我们可以把生命的质量分解为生育的质量、生存的质量和死亡的质量这三个方面,那么就有理由提出一个反问:“好死”果真不如“赖活”吗?     

日本“团块世代”的退休影响分析

2007年开始,日本“团块世代”按照企业60岁退休制度陆续退休。团块世代一直支撑着日本技术。因此,“团块世代”退休给企业造成技能继承问题。日本政府出于缩减社会保障支出的考虑,制定了65岁退休的政策。基础年金也从65岁开始给付。这给“团块世代”带来就业压力。同时,也给企业的继续雇佣和国家的社会保障及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     

遗传筛选和优生学的有限天地

一、医疗的变化在医疗问题上,战前与今天的最根本不同是各发达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开始完全摆脱由营养不良引起的各种症状和传染病,医疗的中心课题开始转向成人病和先天异常.不能再期望象以前那样,靠发明抗生素带来明显效果,到了必须考虑如何合理分配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和引起疾病的遗传因素等问题的时候了.最近判明,几乎所有的成人病,如癌症、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至少部分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先天异常者三分之一有明显的遗传病.从医学的纯病理学角度看,人类的遗传病也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已转向少生少死的生育型的     

安乐死:追踪生命的理性超越

伴随着时代的钟声,人们对生命的热爱成为生活的主旋律。在珍惜生命、优化生命的交响曲中,人们又不能不相信一个现实,那就是“死”。如何死?寿终正寝当然是最好的选择。然而,世界上有多少人是长寿而终的呢?当有的人被病魔折磨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当有的人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时候,他自己和他的亲人们多么希望能让他微笑而去,于是便郑地选择“安乐死”。自从安乐死耀眼醒目于报端之后,在我们这个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国家,便产生了强烈的共振,褒贬针锋相对,各自推出诸方面的依据,纷纷投书报刊,掀起了追踪生命、选择死亡的大辩论。一、死的“权利”之争安乐死辩论的一个主要焦点就是人是否有死的     

《爱情新诗鉴赏辞典》前言

爱情,在人类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不仅可以给人带来幸福和甜蜜,也会给人带来忧愁和烦恼。大概从人成为人的那一天起,爱情之根就早已深植于人们的心中了。它是顽强的,有力的,任何力量都难以将它扼制和铲除。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古希腊大喜剧家阿里斯多芬在谈到爱情是怎么产生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人的形体是一个圆团,每人有四只手,四只脚,头上有两副面孔朝着前后两个方向,他们可以随意向前或者向后运动。这种人体力非常强壮,精力非常旺盛,因此自高自大,连众神都不放在眼里。于是,众神愤怒了。众神之首宙斯为削弱人的力量而将人一切两半,成为现在的样子。人在切成两半以后,这一半想念     

广东城镇基本民生幸福建设的若干法制问题探析

城镇基本民生幸福取决于实际经济收入水平、低失业率、住房与医疗条件的改善，同时也离不开充分就业与健全的社保制度。由于制度上的欠缺，尤其是法制不完善和管理不到位，给人们追求生活幸福带来了困扰，因此只有致力于这方面的法制建设，才能将城镇基本民生幸福建设落到实处。本文从完善工资立法、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快社保制度建设等方面分析广东城镇基本民生幸福建设的若干法制问题。     

永恒之作有一个不朽的灵魂

一、什么是作品的灵魂?近些年,探讨什么是文学经典作品,怎样才能成为经典不朽之作的文章和研究多了起来,这是可喜的现象。但当人们从多方面去探究和总结究竟有些什么重要因素与元件构成,在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大小与生死寿限时,千万不要忘记说来说去,一个作品究竟是生是死,是生气勃勃前程远大,还是萎靡不振恹恹欲绝,归根结底还得取决于这个作品有无灵魂,自身是否强健,像人一样,有灵魂人才能活,无灵魂人必然就死,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他说的是人之精神灵魂活着,人就虽死犹生;人若…     

幽明彻通——论唐君毅的生死观

唐君毅认为,人不但不应该逃避死亡问题,更应将死置于目前,将死置于人生之中,人随着自然生命的消耗,成就其精神生活,因此死并不是人生的消灭,只是人生的暂终。他承认死后鬼神是有的,并从感通的立场谈鬼神之情,认为只要生者以超越个人的诚敬之心与深情厚意,与死者精神直求相接,就可以打通生死之道,以通幽明之际,这是一条由生之世界通到死之世界、由现实世界通到超现实世界,由生的光明通到死之黑暗的大道。     

论物质、精神生活与幸福

幸福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人们不仅追求现世的幸福,还要追求子孙万代的幸福。欧文说:“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荻慈根也说:“只有人类的幸福是绝对的”(《荻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87页)。正因为幸福是人们的向往和追求,研究一下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特别是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如何过上幸福的生活,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儒家生死观的现代解读

现代人面临一系列的生死问题困扰:生活的无意义感;生命的迷惘和困惑;临终关怀的缺失等等。对儒家学说中关于生死观的解读,可以为现代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其一是在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中以完善人生来坦然地面对死亡,展示出那一种宁静淡泊的东方智慧;其二是以家庭亲情的陪伴、父死子继的生命延续来弱化临终死亡的痛苦;其三超出个人生活层次,以三不朽的超越意识来摆脱死亡恐惧;四是以复归天地、重回大化流行来证实死而不亡。这些都体现了儒家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对生命的无比尊重。     

解读悲秋主题的生命意识

悲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历来为文人骚客所反复咏叹，蕴涵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客观的秋景之所以可悲、并能成为审美意象，是有“天人和一”的传统哲学作基础的。而悲情则缘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由此而产生了忧死意识、失意情怀和“在别处”心理等生命感受。正是基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永恒性，悲秋才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传统、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主题。     

从普通人的幸福瞬间读懂中国

“老人走了，却把幸福留下了。”前段时间，感动过众多网友的“幸福环卫工”张景和因病去世。人们难以忘记，那年夏天，一位身穿环卫工人橘黄色背心的老人，坐在马路边绿化带水泥台上，用手捧着孙女的脸蛋，两人满脸笑意地鼻吻。如今斯人已逝，但它所引发的幸福思考，仍然没有画上句号。     

关于上帝之在的对话——论康德“批判哲学”的神学观

上帝在并且与我同在是康德终身的信仰，但上帝怎样在、怎样与我同在却是康德“批判哲学”神学观的核心问题。康德指出，上帝应是经验世界的非在，宗教神学本体论、教会神学宇宙论和自然神论证明等关于神的观念偶然随意，并不能证明上帝之在。经验界的上帝死了，道德世界之在、内心希望之在才是上帝的居留之所。人类只有通过对道德的探索才可能确立上帝之在。道德的核心是责任，责任的基础则是人对自由的呼唤和自由的实现。当人向道德的上帝敞开自身，人便开始了一种源于信仰、显于道德行为中的生命直觉：思。“思”使我们走向上帝，“反思”则使上帝接纳了我们。真正的上帝应是人的自由生存的注解     

“生死俱善,人道毕矣”──中国古代的生死观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将中国古代对生命与死亡的基本观点概括为：（1）尊重生命，人命至上；（2）乐生恶死是人之常情；（3）死亡的价值有时超过生命；（4）生死俱善，存顺没宁。中国古代的生死智慧有一些至今仍闪耀着不灭的光辉，特别是苟子提出“生死俱善”的理想以及庄子对于死亡的达观态度，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独创性。作者认为，这些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梳理，展示其现代意义并加以创造性的转换，其关键是引入健康价值的概念。这是建设东亚生命伦理学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