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的户籍制度

十六国时期,尽管政权更迭频仍,有些政权仍厉行户籍制度。十六国时期,主要有4种民户:部落民、坞堡民、州郡民、镇户与营户。部落民统属于部落酋长,坞堡民统属于坞主。迟至西凉时期,坞堡民才被纳入户籍登录的范围。镇户、营户隶属于军籍,无户籍。州郡民是国家直接统治的民户,户籍登录的主要对象是州郡民。     

吸收与融合——元代西夏遗民社会地位及其民族融合的历史考察

元代西夏遗民的社会地位由其所处社会阶层的不同而形成差别，其社会阶层主要由官吏、民户、屯田户、军户、驱口、僧祗户等组成。西夏遗民入仕主要任武职和地方官，其中世代为宦的现象比较突出。军户在元代军户中所占数量极小，民户、屯田户、僧祗户都承担国家赋税，在社会地位上等同于民户；西夏遗民的民族融合主要是文化的吸收与融合，种族融合反而不是主要途径。     

走马楼吴简中的限米与屯田

走马楼吴简中的吴国屯田资料表明,吴国的普通民户拥有自己的私田或佃种官田,并向官府缴纳税米、租米、布、钱等租税。诸如卫士、邮卒、传卒等常备兵种,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的金民、士等手工业者,在外地求学的贫苦书生(私学),以及因流亡而丧失原有田宅后又重新附籍的农民(还民),则被官府组织起来从事军屯或民屯。他们被免除部分赋税和徭役而缴纳限米。屯田者所缴纳的限米远远高于普通民户耕种自己的私田或佃种官田所缴纳的各项土地租税的总和。     

明代清水江流域的民户人口研究——以今黔东南苗侗自治州为例

明代贵州的民户构成较为复杂,一般包括明初的民屯、商屯,"熟苗"及后来从他省迁来的商人和流民。清水江流域的民户人口,在明代的中前期,史料记载较少;记载较集中于嘉靖和万历时期。但记载的人口数据变化很大,不合常理,需结合当时的政策、统计方法、社会现实、地理环境等进行具体分析。万历末期,随着贵州各地的"苗乱",清水江流域的民户人口锐减。     

走马楼吴简中的限米与屯田

吴国的普通民户拥有自己的私田或佃种官田,并向官府缴纳税米、租米、布、钱等租税。诸如卫士、邮卒、传卒等常备兵种,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的金民、羖士等手工业者,在外地求学的贫苦书生(私学),以及因流亡而丧失原有田宅后又重新附籍的农民(还民),则被官府组织起来从事军屯或民屯,并缴纳限米。屯田者所缴纳的限米远远高于普通民户耕种自己的私田或佃种官田所缴纳的各项土地租税的总和。     

蒙哥时代的籍户

一、中国的籍户 1247年冬,即1235—1236年籍户几年之后,贵由敕令着手另一次户口统计。这次户籍整理的详情一无所知,这说明贵由清理户籍之令是在一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或更可能因贵由夭寿而未完成。不管怎样,五年之后即1252年,蒙哥认为有必要清查人口数的升降和再次命令登记民户(北中国的居民)。此次籍户由布智儿与其随员负责进行,不同地区授与官吏的     

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

西汉时期官私奴婢的数量在历代王朝中是最多的 ,但就中国历史而言 ,奴婢数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国家各种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政策相适应的情况 ,同时也受历史传统和社会时尚的影响 ,并不直接反映一个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文明进化的程度 ,也不直接反映奴婢社会地位的实际状况。从张家山汉律有关奴婢法的内容来看 ,奴婢是以人的身份登记在民户的户籍 ;生命得到基本保证 ,刑事责任相当于父权家庭中的子女 ;奴婢免良的渠道不限于国家诏免 ,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代户继承主人的财产。由此可见 ,西汉时期由法律规定的奴婢的生存状况比之殷周有了很大改善 ,和希腊、罗马时代相比也不能同日而语     

回乡,还是留城?--对影响农民工理性选择的因素分析

农民工是在我国户籍制度下产生的特殊群体.他们迁入城市之后,回乡还是留在城市是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影响他们理性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对自身资本的认知、对户籍的评价、对城市以及乡村的认知.这几个因素相互作用影响农民工选择回乡还是留城以及留城时间的长短.     

朝鲜王朝后期户籍所见“职役”论析

职役是传统王朝国家征兵调役的依据,与赋役制度有密切联系。朝鲜王朝赋役制度下,职役又称“国役”,包括官职、军役、乡役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役种。户籍大帐通过登记个人职役,设定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职役体系体现了王朝国家对人丁的控制方法,不管是“良人”还是“贱民”,原则上都要载入官修户籍。随着职役征调运作的体系化,朝鲜王朝的人丁管理逐渐出现中央集权化倾向。呈现在官修户籍大帐上的户籍数字反映了国家财政、劳役需求与地方社会内部秩序之间逐渐出现的平衡关系。     

元代屯田中的人口迁移

元代的屯田和前代相比可谓盛况空前。除少数为政府招募、百姓自愿外,元代屯田中的人口迁移主要是由国家强制组织实施的。因屯田而迁移的主要是民户和军户。在元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后,屯田中人口迁移的垦荒和实边作用越来越突出,对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蒙古政权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南宋前期湖南民户移民研究

在靖康之乱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湖南外地迁入移民主要为官僚士大夫、游冦和撤退军兵,亦有少量北方民户移民.从绍兴末至孝宗朝时,南方民户移民才掀起迁移湖湘的高潮.在整个南宋前期,民户移民主要是因为开垦迁来湖南,而非因避难而迁.从其迁出地来看,来自南方者十之有八,南方移民中,来自东方或相邻地区者占十之八九,而其东方和相邻移民中,江西又占十之八九;来自北方者十有其二,而来自黄河中下游地区或非与湖南相邻地区者占其十之八九.呈现出"北少南多,北远南近,江西最亲"的特点.从其迁入地来看,民户移民主要迁入湘南和湘北,次为湘西、湘东和湘中,湘西南则最少;而各区域中,又有少数县为之主要迁入地.     

选用牙膏有学问

市场上销售的牙膏主要有两大类:单纯具有清洁作用的普通牙膏和添加了特殊成分的功能性牙膏。普通牙膏的基本成分包括摩擦剂、洁净剂、湿润剂、胶粘剂和芳香剂。摩擦剂主要起到去污、磨光的作用;洁净剂可以穿透并松解牙面沉积物,乳化软垢;湿润剂主要起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贫困研究

中国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采取了农民工流动的独特方式。进城农民工的贫困起源于农村,他们的户籍身份使得他们只能从事那些从中获取的收入无法让人摆脱贫困的工作,使得他们无权获得专为非农业户籍人口设立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尽管他们的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当地的城市贫困标准,但在目前阶段,农民工在城市中遭遇到的所谓“城市贫困”处境,应该是农村贫困在城市里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论北宋职役的财政属性及其影响

宋代,职役已深入到国家财政、行政、治安等方面,成为国家机器运行的客观需要.职役具有国家凭借政治权力,采用强制手段,将部分财政支出、财政欠收的风险以及财政运行和调度的成本,转移给应役民户的财政属性.职役的财政属性在为国家节省大量财政支出的同时,增加了应役户的负担,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城郊农民户籍身份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自2014年国务院提出统一城乡户籍制度以来进程缓慢,出现户籍制度缺陷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模式遗留下的社会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行与农民对户籍身份的选择意愿有关。以城郊农民为例,其户籍身份选择主要受到土地政策和社会保障的政策因素、对城镇化安置社区缺乏认同感和社区内社会交往内卷化等社区因素及文化素质低和陈旧固化的生活方式等个体因素的影响。针对城郊农民户籍身份选择的三类影响因素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提出对策建议,对于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宋代官员消费食盐来源的市场化——从“食租衣税”到“市场买盐”分析

宋廷调整官员的赋盐方式,以适应专卖制度下国家对盐利的追求。一方面,宋廷为高级官员提供“俸料盐”“赏赐盐”等,以示对高级官员的恩宠。另一方面,宋廷让大多数品官之家只能在市场上买盐食用,从而增加了食用官盐人口的数量,有利于国家盐课收入的增长;且不同于民户广泛存在抑配买盐,宋代的品官之家长期免于科配,由此体现宋廷对普通官员的关照。然而,官员进入市场自由买盐与法律上对官员贩私活动的微弱约束,为官员的贩私谋利创造了条件,进而分割了专卖制度下国家盐课的收入,使得国家制度调整的初衷未能有效实现。     

商务英语内涵及课程设置刍议

新时期对商务英语要从语言和商务两个层面去理解,商务英语包括普通英语、商务特殊英语和商务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三者的有机融和。与此相对应,商务课程的设置也要兼顾到这三者关系,遵循商务英语从语言到语言和专业相结合的规律,在为学生打下扎实语言基本功,丰富他们的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他们在商务环境中应用语言的能力。     

明代盐业生产关系的变革

中国封建杜会的盐业生产,自汉武帝采纳孔僅、桑弘羊建议“置盐官,立榷禁”而始,此后“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明代前期的盐业生产,同汉唐宋元等朝一样,被牢固地控制在封建国家手中。主要生产资料皆为国家垄断,劳动产品全由国家支配,盐业生产者是绝少自由、世代永充、有特殊户籍的灶户。灶户无权独立生产和自由支配劳动的创造物,“凡私煎货卖者,绞”,被封建王朝以严刑重典束缚于盐田之上。所以,明前期的盐业生产属官营手工业范畴。一些同志认为,在封建官营手工业     

新移民青年的城市户籍融入：意义与可能性

以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一定专业知识与技能特长的“知识技术型”新移民青年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我国主要移民城市现行外来人口管理政策中相似的“知识与年龄偏好”,提出作为城市管理的一个长期目标,新移民青年的户籍融入,即取得移入地城市户籍既有特殊意义,又应当具有更高的可能性。     

深化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学思考

户籍管制的真实成本包括:公民失去迁徙自由,平等公民身份不复存在;进一步扩大了已经存在的城乡差别,不利于城乡共同发展;使城市化发展滞后,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产业结构发展畸形等。在户籍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包括认为外来劳动力会扩大城市就业竞争的压力等三种观点。因此,必须对户籍问题进行再认识,加大改革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即:切实做好户籍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改革户籍迁移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