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的条件——从古今中国法律环境的比较探讨法治社会

法治是一种比人治更好的治国方略,法治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思想等外部条件和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意识等内部条件的综合产物.我国古代及解放初,盛行人治而未形成法治社会,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不具备法治的内外条件.如今我国正在向法治化道路迈进,但法治化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认识法治社会的内外条件,致力于法治社会内外条件的建设,对构建法治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法治制约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对法治内涵的考察和制约我国法治化进程诸因素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国走向法治不可逆转,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建成完善的法治,中国法治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推进法治,限制人治的同时,要重视发挥道德、习俗等对社会的调节功能.     

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和社会演进型法治道路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独立的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力的制约力量,因而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国家和社会在法律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我国法治化道路应当是国家和社会双向互动的发展模式。国家应当通过法律制度的变革积极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

以法治国家为目标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突破 ,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明确了方向。法治区别于法制 ,在其内容、功能、实现条件等方面较法制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法治国家的建设是适应一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我国法治国家的目标在其形成和实现过程中有着自身的特色。确立法治国家目标 ,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础上 ,为根本解决社会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在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过程中 ,从人治走向法治 ,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内容 ,要发掘和利用人治传统中的积极因素 ,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过渡。法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始终必须处理好推进法治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法治建设也是一个改革和开放的过程 ,要处理好法制的统一性和法律实施多样性的关系 ,处理好学习、借鉴外国法治经验和坚持我国特色法治道路的关系。     

论法治与人治在公共权力运行中的不同表现

权力具有支配性和控制性,它是使孤立的个人以一定的方式联合成组织的＂黏合剂＂。公共权力就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置权,公共权力的运行存在法治与人治两种形态。法治与人治产生的条件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不同。人治可能在短时期内会带来社会的良好秩序,也可能带来社会经济一时的繁荣,公共权力运行的法治化却具有人治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论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模式 ,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在人治的环境中诞生 ,又在与人治的艰苦抗争中不断丰富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并伴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 ,逐渐积累了最终取代人治的条件。然而 ,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毕竟是一场深刻而伟大的变革 ,不会一蹴而就。或许 ,理论上的成熟能够催生出真正的法治社会     

论我国法治建设的原动力

如何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法治化进程,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理论界对推进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动力有政府驱动型、社会推进型和政府社会互动型三种观点。事实上,只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原动力,其他因素只是次生动力,只是法治建设的条件。     

试论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及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相对于"自然演进型"法治道路而言的一种法治化道路模式,它是指一国的法治化运动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启动和推进的,法治目标主要是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的,是"人为"建构的,法治化进程及其目标任务主要是借助和利用政府所掌握的本土政治资源完成的.中国选择和走上"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具有许多优点和长处,但在法治化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矛盾和潜在的危险.中国今后在法治实践中应着力思考和解决的两个问题是一是在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威,长期保持"政府"强大推进动力的同时,依法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最终实现"政府权力"和对"政府权力"监督的法治化和民主化;二是在坚持"政府推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和培植社会、民间法治资源,发挥社会、民间法治资源对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作用.     

法治的核心是宪治

法治是人治的否定,人治伴随专制,法治呼唤民主。宪法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她同法治、民主一样受制于经济基础。我国古代人治色彩浓厚,近代法治起步较晚,宪政道路艰难曲折。宪法权威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标志之一。法治需要有法可依,完备的法律体系的建立,首先得从母法———宪法做起。法治要求法律至上,首先要维护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法治离不开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宪法最集中地体现了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将党的领导法律化,实行法治是党领导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完善和发展     

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协调发展的思考

民主法治是一种文化,它可以分为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两大部分。显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它包括政治法律规范、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设施等三个层面;隐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它也包括三个层面：政治法律心理、政治法律意识和政治法律思想。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显型民主法治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略显滞后,主要表现为：隐型的权力本位思想与显型的权力运行规范的冲突;隐型的权利意识与显型的民主制度的反差;隐型的法律心理与显型的法治原则的背离。当前,为了实现显型与隐型民主法治的协调统一,应重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进行隐型民主法治建设,就是要普及和传播民主法治背后的文化、观念、价值等,使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与现代的政治法律相适应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即培育人们的现代民主法治精神。而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则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制度等环境之中。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法”并治论

本文论证了中国古代“德法”并治方略的产生、形成和基本内容,思考了“德法”并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认为“德法”并治的消极实质是人治,与现代的法治相对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应该清除传统法律文化即“德法”并治的消极影响,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进行制度创新和设计。     

论法治的本质

法治乃法律之统治,它与法律、正义、权力、民主等因素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法治也愈加文明理性。现代社会的法治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它是法律之治、正义之治、限权之治与民主之治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     

试论近代以来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沿革

近代以来中国“法治”思想经历了由传统“法治”向现代“法治”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宣布告别人治的历史，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家国”已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     

影响我国实现法治社会原因简析

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方略。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但它并不等于具有工具主义特质的法制。但囿于我国的国情实现法治社会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民主革命反封建的缺失;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失误;商品经济的薄弱以及文化教育的落后等等。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不可盲目乐观。     

法治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兼谈法治与民主的悖论

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是法治、民主和党的领导的三位一体,我们应当从整个世界政治文明发展以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转型的角度的史学之纬和概念本身联系的逻辑之纬,去剖析法治同民主、党的领导的关系.在扬弃传统法治观基础上,正确处理法治同民主、党的领导的关系尤其是法治与民主的两难悖论,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和谐社会与民主法治建设

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民主法治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同时,民主法治又是和谐社会的构建基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与保障。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来看,民主法治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还存在公民民主法治素质偏低,立法、依法行政、司法水平和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着重加强青少年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民主法治教育,在发展民主制度、推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中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权利的归属和处分特征为标准,权利划分为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主见权和私权利三种。在此基础上,民主划分为政治民主和直接民主,法治划分为依法治国和人民自治。民主解决的是法律意志问题,法治解决的是权利界限和民主效果问题,形成“决定”与“办理”的关系。因为政治民主的间接性,社会民众要高度认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以私权利为契机来关心国家政治,实现政治和谐、秩序和谐及民主法治主观体验和谐。      

论良心法治——以刑事法治为主要视角

良心法治意味着以常识、常情、常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法制的创建和运行。在常识、常情、常理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良心法治是正义之治、民主之治和程序之治。良心法治需要良心教育作为一个主观因素，而良心教育便是人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