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管理团队风险偏好异质性对战略投资决策影响效应的实验研究

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不同风险偏好对企业战略投资决策过程和结果等影响的黑箱问题,是急需探明的实际管理课题.本文在总结已有高层管理团队特征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战略投资决策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特点,引入TMT风险偏好异质性作为自变量,利用MBA学员就具体投资方案选择问题开展了管理实验研究.结果发现,TMT的风险偏好异质性与成员的过程和结果满意度有负向的相关关系,与决策时间有正向的相关关系,与决策一致性具有正"U"型的相关关系等,为改善TMT投资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依据.     

最佳投资组合的稳定性及其实证分析

建立组合投资的多目标决策模型,将投资者的收益-风险偏好程度量化,提出一种从品种选择、参数确定、模型建立到确定最佳组合的系统的投资方法.实证研究了最佳投资组合关于投资者的收益-风险偏好程度的稳定性,由此证明,对于不同投资风格的投资者,相应的最佳投资组合的调整直观且简便易操作.     

期望效用视角下的风险对冲效率

与传统文献将风险下降比率作为风险对冲效率指标不同,本文引入期望效用理论来比较最小方差对冲策略、最小在险价值(VaR)对冲策略和最小条件在险价值(CVaR)对冲策略的对冲效率,从而将人们的风险态度同对冲策略选择联系起来,以实现不同风险态度的投资者选择不同风险对冲策略的目的。借用风险中性效用函数、二次效用函数和CARA效用函数,本文严格证明:在这三种对冲策略中,最小方差对冲策略过于保守,最小VaR对冲策略最为激进,风险厌恶程度大的投资者偏好最小方差对冲策略,风险中性投资者和风险厌恶程度小的投资者更偏好最小VaR对冲策略,最小CVaR对冲策略介于二者之间。     

时间偏好不一致企业家动态投资策略研究

考虑了时间偏好不一致下企业动态投资问题。假设企业家是时间偏好不一致的,利用实物期权方法和最优控制方法,分别得到了成熟型企业家和幼稚型企业家拓展期权价值、最优投资水平及破产水平,并分析了时间偏好不一致程度对企业家经营决策的影响。结论表明:时间偏好不一致导致了投资不足问题,较成熟型企业家而言,幼稚型企业家投资不足问题更严重。此外,时间偏好不一致可以消除乐观自信企业家过度投资问题;最后,成熟型企业较幼稚型企业家更倾向于提前破产,特别地,以成熟型企业家作为基准,幼稚型企业家投资前破产水平扭曲程度受时间偏好不一致影响较大,而投资后破产水平扭曲程度受时间偏好不一致影响较小。     

后悔倾向、后悔反应与风险偏好的关系研究

后悔和风险认知均是行为金融学的研究热点。本研究将后悔区分为后悔倾向和后悔反应，编制了《后悔倾向问卷》，考察了被试在人格层面上的后悔倾向与风险偏好的关系，同时探讨了被试在行为层面上后悔反应与风险偏好的关系。结果发现，后悔倾向与风险偏好呈负相关．后悔反应程度在收益框架下与风险偏好呈正相关。     

基于元模型的异质交易行为主体下股票市场微观结构仿真研究

股票市场由大量具有不同的理性程度、行为偏好以及操作策略的异质类型交易者所构成的,这些交易者汇聚在一起相互作用,以自组织的方式涌现出诸多复杂的宏观金融市场现象。基于主体建模思想,从交易媒介、交易活动以及交易者行为三个层面进行设定,构建模拟真实市场交易的人工股票市场元模型。其中交易者(Agent)按其行为偏好分为风险厌恶型、损失厌恶型、过度乐观型、保守型、过度乐观的损失厌恶型以及保守的损失厌恶型6类;交易策略则分为基础交易者、趋势交易者、零信息交易者和自适应型交易者4类。不同的行为偏好和交易策略自由组合形成代表性异质交易者,并在交易环境的约束下相互作用推动市场的演化。以我国沪深300指数实际数据为参照,采用AnyLogic系统环境下优化算法对模型参数赋值并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股票市值和波动率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且所有交易者的总财富值在无风险利率改变的条件下差别不大,这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零和游戏过程,有效市场假说在市场运行的宏观层面成立。而在微观层面,不同类型交易者的财富分布均值明显不同,说明交易者的操作策略和行为偏好直接决定了其财富状况。     

食品饮料行业资本结构选择偏好与企业绩效——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证分析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的相关理论,在成熟期,企业应选择债务与权益资本并重的融资结构.该文将资本结构选择偏好划分为激进型和保守型两种类型.以我国的食品饮料行业上市公司中的46家公司2003-2004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以资产负债率的变化量作为资本结构变化的度量指标,以规模、资产流动性,成长性、现金流量等公司特征作为控制变量,针对资产负债率高于行业均值和低于行业均值的两个子样本,分别构建了两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食品饮料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偏好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董事会国际化、地区廉洁程度与研发投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级政府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国外智力的流入效应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一些学术成果。很多中国企业邀请海外政要、学者或境外企业高管担任其董事,在董事会国际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尽管从国外高薪引智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条捷径,但鲜有学者实证检验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框架,使用2006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10 435个公司-年观测值,运用Stata 14.0和OLS多元回归模型,以公司董事的国籍特征为切入点,实证分析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并研究地区廉洁程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外籍董事的加盟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外籍董事占比越大,公司的研发投资越多。公司所在地的廉洁程度越低,董事会国际化对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大。聘用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外籍独立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普通董事。在廉洁程度低的地区,外籍普通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独立董事。在稳健性检验中,替换研发投资的测量方式,将港澳台地区董事以及曾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国内董事也都视为国际化董事,发现董事会国际化与研发投资依然显著正相关。与降低董事会国际化程度相比,提高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能显著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表明国际化董事存在增量效应。         国外智力流入对提升企业的研发投资具有积极效应,高层梯队理论有助于解释该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转型经济国家的公司治理理论。虽然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推动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在选择聘用哪类外籍董事时,建议公司先考虑其所在地的廉洁程度。另外,建议政府扮演好“扶持之手”的角色,使辖区内的公司能用最优惠的薪金聘用到最合适的外籍人才。     

基于ARCH的上证综指收益率波动性的特征分析

本文是在陈守东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中国股票的发展时间(1990-2009)分为四个阶段,以上证综指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其波动性。结果表明中国股市波动逐渐趋缓,市场逐步成熟。与前人结果不同的是:投资者并非一开始就处于风险偏好状态,而是由风险中立转为风险偏好,再到风险厌恶,最后又转为风险偏好型,最后这一转变正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机,以及大小非解禁等事实的存在。     

考虑不同风险偏好的供应链企业创新投资决策模型

在条件风险值度量准则下,建立了考虑不同风险偏好的供应链创新投资决策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分析了供应商单独投资和联合投资2种情况下供应链的创新投资水平。给出了联合投资时投资分担比例必须满足的区间,确定了供应商主导和制造商主导下的最优投资分担比例。研究表明:制造商喜好风险可以增加市场中的产品数量,提高供应商创新投资水平;供应商可以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抵消制造商因为风险规避带来的消极影响。当制造商分担供应商的部分创新投资时,供应商的创新投资水平和制造商的产量均得到了提高,并且供应商主导下确定的最优创新投资分担比例大于制造商主导下确定的最优创新投资分担比例。最后用数值分析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认知能力、行为偏好与个人金融决策北大核心CSCDCSSCI

性别、年龄和认知能力等基本个体特征是形成行为偏好的基础,而风险、时间、模糊等基本行为偏好对个体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首次对较大样本中国真实投资者的认知能力和行为偏好进行全面测度,并考察其对一系列重要金融决策行为的影响.认知能力低的个体表现为更加厌恶风险和不确定,更加不耐心.认知能力和风险偏好还对于股票投资中的具体行为和其他金融产品的参与决策具有重要的解释力.风险偏好对投资交易风格和是否参与融资融券类高风险金融产品具有解释力,模糊偏好对投资者的投资份额、交易频率、交易风格,以及是否参与贵金属和外汇类金融产品都具有解释力,而时间偏好对投资者交易频率和交易风格,以及是否参与公募基金均具有解释力.认知能力则通过行为偏好的部分中介效应和其他传导途径对特定金融决策产生影响.     

基于不公平厌恶或地位追求的创新顾客最优合同类型研究

本文首先从创新顾客的公平偏好程度、薪酬合同类型（最优激励系数）与激励机制效果的关系入手,引入公平偏好理论（不公平厌恶和地位追求）、相对绩效评估（RPE）和参与成本要素,构建顾客参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的激励模型;其次,通过模型求解和分析,探讨分析各类薪酬合同中风险成本、不公平预期损失和激励效果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仿真实验验证并确定企业采用的创新顾客最优薪酬合同类型。研究发现：在同一薪酬合同下,创新顾客愈不在意其参与成本的投入,该合同的激励效果愈积极;关于创新顾客最优合同类型的选择,意味着求解一个三方面权衡,包括风险成本、不公平预期损失和公平偏好的激励效果;对于公平偏好程度较低的创新顾客,企业可采用相对绩效合同,例如锦标竞争合同;对于公平偏好程度较高的创新顾客,当其风险规避程度较高时,可采用团队报酬合同,当其风险规避程度较低时,可采用完美团队合同。     

风险偏好与属性约简在决策问题中的应用研究

将决策者风险偏好与属性约简算法应用到具有大量属性的决策问题,提出先对决策者分类再进行决策的策略． 根据决策者的风险偏好特征将其分为风险规避型、风险中立型、风险偏好型,针对不同类型的决策者分别采取相应的算法,提取有效属性并利用有效属性进行决策; 针对不同风险偏好的决策者,提出相应的风险偏好预期规则; 提出基于优势关系辨析矩阵的属性赋权算法及基于属性值优势度矩阵的进行信息融合与排序算法; 最后通过属性值为实数与区间数的两个实际案例表明该算法的科学合理性．     

认知能力、行为偏好与个人金融决策

性别、年龄和认知能力等基本个体特征是形成行为偏好的基础，而风险、时间、模糊等基本行为偏好对个体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首次对较大样本中国真实投资者的认知能力和行为偏好进行全面测度，并考察其对一系列重要金融决策行为的影响．认知能力低的个体表现为更加厌恶风险和不确定，更加不耐心．认知能力和风险偏好还对于股票投资中的具体行为和其他金融产品的参与决策具有重要的解释力．风险偏好对投资交易风格和是否参与融资融券类高风险金融产品具有解释力，模糊偏好对投资者的投资份额、交易频率、交易风格，以及是否参与贵金属和外汇类金融产品都具有解释力，而时间偏好对投资者交易频率和交易风格，以及是否参与公募基金均具有解释力．认知能力则通过行为偏好的部分中介效应和其他传导途径对特定金融决策产生影响．     

组织知识、制度环境与风险投资机构的联合投资

风险投资行业在中国发展迅猛,对促进国家经济转型和鼓励本土创新创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从知识基础观出发,探究中国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知识积累与其联合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外部制度环境因素对这一关系的影响。基于对中国风险投资机构首轮投资纵向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风险投资机构基于特定行业和地域的组织知识积累和该机构与其他风险投资机构进行联合投资的可能性负相关,而投资活动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作为调节变量,削弱了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知识和联合投资之间的负向关系。     

资产配置中投资者风险偏好的量化——兼论长短期风险偏好的关联

投资者风险偏好的量化是资产配置决策的关键步骤之一。常见的量化指标是风险厌恶系数,由于其取值较难确定,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中也常用投资者最大可承受标准差对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进行衡量。文章介绍了获取风险厌恶系数的一种有效方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产配置中风险厌恶系数取值难的问题,并首次提出了以最大可承受标准差作为风险约束的时变性问题,有助于资产配置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考虑到资产配置的投资期限通常较长,本文对长短期风险厌恶系数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     

锦标赛制度与基金风险调整：理论拓展与经验证据

构建理论模型可发现,股市表现、基金投资风格与持有风险资产质量对输赢家业绩排名与风险调整关系产生交互影响。在牛市阶段,持有优质资产输家排名越靠后风险调整越大,持有优质资产赢家排名越靠前风险调整越小;在熊市阶段,持有优质资产的保守型输家排名越靠后风险调整越小,持有优质资产的保守型赢家排名越靠前风险调整越大。本文以2005年-2010年开放式基金为样本,对理论模型推论进行检验,实证结果也支持推论。实证检验还发现,输赢家的风险调整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后果。在竞赛年度末,输家的业绩排名上升,赢家的业绩排名下滑;且排名越靠前的输家业绩上升越大,排名越靠后的赢家业绩下滑越大。     

家庭对不确定性的主观预期与家庭资产配置——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Tobit实证分析

基于微观层面研究了家庭主观预期对家庭房产、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机制，并导出三者间的直接联动关系.应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联立Tobit模型估计分析发现，家庭预期利率上升会同时增加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配置，但减少房产配置；预期风险资产收益下降会减少风险资产配置；预期房价上升会增加房产投资但减少风险资产配置.风险偏好型家庭会加大风险资产配置，且减少房产配置；而风险规避型家庭相反.3类资产配置比例之间存在直接的“挤出效应”,且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房产和无风险资产对风险资产的“挤出效应”强于各自反向的“挤出效应”,而无风险资产对房产的“挤出效应”在经济意义上强于反向的“挤出效应”.主观预期与风险偏好变量会通过资产配置间的直接影响渠道进一步影响家庭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家庭追求更安全的无风险资产和更高收益的房产投资，且弱化风险资产配置的普遍投资模式，这对政府预期管理与宏观调控、财富管理多投资渠道推荐和家庭合理主观预期形成等具有实际意义.     

基金业绩与资金流量: 明星效应与垫底效应

利用 2005 ― 2010 季度基金数据,用部分线性半参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基金业绩与资金流量的关系曲线,并在此基础上模拟计算并检验了基金经理投资的风险偏好．与之前的研究［1,2］不同,文章结果不支持“赎回异象”假说,并发现中国市场存在明显的“明星效应”和“垫底效应”,即 PFR 曲线随业绩的提高呈上升趋势,并在形态上表现为两头陡峭中间平缓．在委托代理框架下,这意味着基金经理在中期业绩较好时会倾向于承担风险以成为“明星基金”,而在中期业绩较差时则会通过规避风险以避免“垫底”．由于基金投资的风险偏好对于基金业绩有重要影响,该文的结论对于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和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     

基于风险偏好差异性假设的动态决策过程研究

针对风险偏好差异性决策者共存时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提出边求解边对决策者分类决策再进行信息融合的动态决策策略.从客观数据角度基于属性值相似关系提取有效属性并对有效属性进行赋权;根据决策者对决策活动的选择判断逐步嵌入风险偏好(风险偏好型、风险中立型、风险规避型);基于属性值之间的可能度与相似度,构建相应类型的风险偏好预期理论模型;在决策信息集结与决策对象排序过程中,根据决策者的风险偏好特征选择相适应的算法模型;针对风险偏好差异性决策者共存的情形,基于决策结果公平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提出新的信息融合模型构建算法;通过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并验证这一新方法的科学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