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沦为新“穷人”

虽然美国经济慢慢走向复苏,但此次经济危机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打击超过历次的经济危机,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品质下降,甚至有些人沦落为穷人。2010年,美国有不少经济学家和媒体专栏作家在探讨经济危机对中产阶级的影响,最有名的提法是美国中产阶级现在已开始沦为新的穷人。     

马克思“阶级构成论”视域中的中产阶级理论

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著作中,运用理论抽象的方法对当时社会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资本家、工人、地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运用这种分析方法,马克思准确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与此同时,马克思还采用了另一种具体的阶级分析方法:阶级构成论。资本主义在1870年代的变化,使得中产阶级不仅没有随着资本的集中、社会形成两极对抗而从社会阶级阶梯中消失,反而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减少而日益壮大,成为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在晚年的著作中,马克思运用"阶级构成"分析方法分析了这一中间阶级的构成状况。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伯恩斯坦依据恩格斯晚年对社会结构新变化的分析,提出了新中间阶级的理论,以此作为民主斗争政策的理论依据。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提出"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与策略,与其现实社会中"阶级构成"的这种变化以及伯恩斯坦的中产阶级理论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模式”与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应对改革开放及全球化过程中的困难与挑战的战略回应,贯穿于近4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中国特色制度及政策方针的总和,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彰显其在经济社会领域中具有强政府模式的独特特征。同时,不可否认,"中国模式"没有像曾经的西方那样,走依靠武力掠夺其他弱小民族来进行资本积累的霸权主义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     

“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

费孝通一生经历了三次学术生命,每一次学术生命关注的主题均有所不同。这种研究主题的跳转使得人们更多地将目光停留在费孝通学术谱系的断裂处而忽略了其间的内在连续性。事实上,费孝通终其一生都在探究和追问一个根本问题,即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怎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融通和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费孝通以实地研究为基本方法,从活历史和小传统的双重角度切入,对之做出了极富洞见的回答。然而,费孝通的思想深处又有着难以纾解的紧张。这种紧张不仅折射出中国现代性过程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转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也彰显出人格、学术与社会之间的巨大张力。     

老外看中国网络“造星”

美国《新闻周刊》驻华记者安思乔这几天感冒，咳嗽得厉害，不过，听说有人要请他评说一下中国各类网络现象时，安思乔一下子就来劲了。他说，自己对此非常感兴趣，《新闻周刊》在华报道原则之一就是想通过一些小事情，看到中国是否产生了什么“主义”的东西，而网络应该算最能产生新“主义”的地方，一直是他的关注重点。     

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完整”

罗斯福奉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积极推进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然而，在先与俄国后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争夺中，他却一再抛弃“中国完整”原则。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分析，揭露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     

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异化”现象与文官“政治中立”原则

从美国文官群体的社会阶级属性与文化特征入手,探讨和研究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异化＂现象与文官＂政治中立＂原则之间的关系,实为一深入探赜索隐。作为19世纪末诞生的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特殊的白领职业集团,文官坚守＂政治中立＂原则,与美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冷漠＂与＂保守＂的＂政治异化＂现象密不可分。文官之所以能够坚守＂政治中立＂原则,一方面是政府层面上法律强制约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层面上中产阶级阶级属性和自然意识的产物。     

当代中国“农民阶级”概念辨析

改革开放以来,以往高度同质性的农民阶级出现了分化,不仅其内部已经可以划分为存在着明显差异的不同阶层,而且一部分农民也已经从农民阶级中分化出来。但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某些现代学者关于阶级的概念出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民阶级,不但依然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存在,而且依旧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燕窝贸易与“海洋中国”——物的社会生命视野下对“乡土中国”的反思

文章通过以燕窝为代表的海产品生产、贸易和消费,展现中国研究中"海洋中国"的面向,将燕窝消费、贸易和生产网络视为一面认识和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透镜,以此超越人类学中国研究中的"乡土"视野。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文章大致梳理了燕窝在中国大陆的消费、在中国香港的贸易和马来西亚沙捞越的生产情况,指出"海洋"以观念和实在的海产消费、沿海港口贸易等方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重要元素。     

从语言思想看“中国品牌”语言学建设

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语言思想。文化差异性及社会、历史特殊性是不能被西方文化的主流语言思想所取代的。任何形式的思想，在各种类型的思维中，尤其在不同的语言理论模式中总是无处不在的。所谓“中国品牌”之语言研究理论只能以华夏文明所特有的语言观为出发点，充分认识中西语言思想的文化差异，把语言研究扎扎实实地建立在掌握材料、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同时加强理论思考。     

“中国梦”视域下的“个人梦”探析

“中国梦”的践行过程涉及到人民群众生活方方面面的追求和需要时,就形成“个人梦”,“中国梦”与“个人梦”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中国梦”视域下的“个人梦”内容丰富广泛,需要采取有效路径来发展完善.同时,“中国梦”实现过程增进公民认同凝聚“个人梦”;在实现方式上通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改革完善“个人梦”;在实现成果上通过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求丰富“个人梦”.     

“中国档案分类法”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辅助符号之比较

档案分类同图书分类一样,都要用到各种辅助符号,以确保类目的指向更加准确.“中国档案分类法”和“中国图书馆分类法”都采用了10余种辅助符号,两种分类法的辅助符号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冷战”·“逆行”·“新时期”——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包括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当代文学,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中国境内(境指关境)的当代文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来观照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样态时,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对当代文学的新认识：置身“冷战”环境,但“中国当代文学”对“冷战”的参与,具有一种“非典型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挺进并不断深入,与整个世界文学潮流形成了一种“逆行”发展的势头;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渡期后,一是向西方深度学习追求先锋,二是自觉回视传统有意寻根,“中国当代文学”放弃了“新”“新文学”的尝试,以一种既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本土立场,又兼具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文学并致力于并入世界文学,从而造就了一个“新时期”。     

“视”“看”历时更替研究

先秦两汉,表示"以视线接触人或物"这一概念一般用"视"。"看"萌芽于汉代,文献用例偶见。魏晋南北朝,"看"处于发展期,文献用例逐渐增多,但还未超过传统的"视"。唐以后,"看"处于继续发展期,文献用例越来越多,在口语中基本取代了"视"。但在书面语中,"视"依然占据优势地位。     

不应把西方“dragon”翻译成中国“龙”

在很多欧美电影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怪兽：身躯强壮,全身覆盖着鳞片,颈部粗长,头上有角,尖牙利齿,拖着长尾,可用四只强有力的脚步行走,用一对蝙蝠翼般的巨翼飞行,口中喷火,性情残暴,贪婪无度,是黑暗与邪恶的象征。片中将此怪兽翻译为“龙”。     

从“赵汤之战”看美国华裔文学中国文化的书写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多元文化的独特产物,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和汤亭亭一直在进行一场论战,就是人们所说的“赵汤之战”,这场论战已经成为探讨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书写无法回避的话题。赵、汤之战的实质是华裔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如何书写中国文化的问题。     

中国“龙”与西方“dragon”文化对比

中国“龙”和西方“dragon”在中西语言中具有概念意义和联想意义，在中西文化中存在着差异性及其形成的原因。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定位——“国情论”和“初级阶段论”

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我们党对国情的认识日趋深化,由“国情论”、“国力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初级阶段论”的确立是对现代化建设所做的科学的历史定位,是更高层次的“国情论”,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     

“中国梦”的道德价值建构——以对“大同梦”、“强国梦”、“美国梦”的分析为基础

社会梦想中道德价值设置规定着其精神境界和价值范式。中国古代的"大同梦"因其内含的仁爱、平等、和谐等道德价值理想,体现出对完美人性的向往和对绝对"善"的追求,而成为人类拂之不去的梦想。中国清末民初的"强国梦"最初崇尚物质、崇拜强权,功利性压倒道义性,但在一战给欧洲带来的悲剧和国内共和失败的现实面前,开始反思缺失道德价值浸染的"强国梦",重新赋予梦想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尺度。西方典型梦想"美国梦"中自由、平等、民主等道德价值梦想后来日益嬗变为攫取物质财富的梦想,其吸引力也日渐式微,变得虚幻。以此为鉴,"中国梦"应以道德为基石,赋予丰富的道德价值,彰显道德文化气质,显示传统文明的色彩,谱写天下大同的基调,绘就和谐发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