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更赋”、“赀算”与“户赋”

汉代的赋税名目颇多,诸如“田租”、“刍稿税”(土地税及其附加税之属)、“口钱”、“算賦”(人口税)、“租六畜”(牲畜税)、“市租”(营业税)、“占租”(工商户的财产税)、“算缗钱”(相当于金融税)、酒税、关税,以及盐、铁、海租等山海池泽之税,因文献足徵,考订亦详,多数都已有结论,或无大的异议。惟“更赋”、“貲算”、“户赋”的文字记述相对疏略,以致后世理解各异,且说明亦不甚了了。因它关系到编户齐民特别是自耕农户的封建负担,影响着农民生计,颇有探究的价值。笔者不揣翦陋,略陈一点管窥之见,供专家讨论,俾求得教正。     

土山屯木牍所见汉代口钱算赋问题

青岛土山屯汉墓木牍《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为我们认识汉代的口钱、算赋问题提供了新资料。牍文中的“事口”是指7岁至56岁(或60岁)应当缴纳口钱和算赋的人。“凡算”是指所有15岁至56岁(或60岁)的人应当缴纳的算赋数。“事算”是指实际缴纳的算赋数。在算赋的征收中，罢癃是免除算赋的，奴婢则征收数倍的算赋。汉简和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凡口·事·”中的“事”是指“事口”,“算·事·”中的“事”是指“事算”。《汉旧仪》“算民”中的“算”应是计算之意，“民”是指“事口”之民。“算民”是统计“事口”之民，即统计缴纳口钱、算赋的人。口钱、算赋在三国吴简中称为口算钱。     

孔臧《鸮赋》与西汉四言赋抉微

孔臧其人及其作品,史书记载语焉不详,其事迹及作品今存于《孔丛子》中,其中的四赋二书当是可靠的。他的《鸮赋》是纯粹的四言诗体赋,确为西汉早期的作品。而四言诗体赋产生也较早,非起于扬雄。从西汉初年到扬雄、刘歆,四言诗体赋呈现着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色。     

《淮南子》写作时间新考

《淮南子》的写作时间,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故后世学者于其成书之时仅能以揣想之词言之,至于书始作于何时,更无定论。本文考定:《淮南子》的写作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始于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之后,成书于建元二年冬十月之前。立论的主要依据有二:一是《淮南子》书中内容所涉及的时事最迟者发生在建元元年冬十月;二是从《淮南子》的思想倾向和西汉前期政治思想情况来看,刘安主编其书是急于在建元二年冬十月入朝献书,其目的是要尽快为执政伊始的武帝提供一套以黄老道学为思想基础的治国治身之术。此外,本文还揭示了刘安等人集体编撰其书所用的写作方法,以及能在近一年内完成其书的奥秘。     

畬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

畲(音奢,Shè)族的名称,据现在所知,最早出现在南宋末年即公元十三世纪中期的汉文书籍上。南宋著名文学家刘克庄(1187—1269年)的《后村大全集》卷93,《漳州论畲》载:“畲民不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文天祥(1236—1282年)的《文山全集》卷11,《知潮州寺丞洪公行状》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剽劫。”可知当时“畲民”和“輋民”两词并用。到了明代,“畲民”、“輋民”、“畲徭”、“輋徭”等称呼都有使用;不过畲民一词,比较多见。以后,畲民这个名称,更     

苏冕与《会要》——为会要体史书创立1200周年而作

中唐史家苏冕所撰《会要》一书 ,标志着会要体史书的创立 ,至今已 12 0 0周年。《会要》经后人两次续作而成《唐会要》 ,深为历代学人所重 ;且自宋迄清 ,会要体史书发展为泱泱大国 ,为中国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史上之一瑰丽园地。本文探讨有关《会要》的撰述、续作及苏冕的史识等问题 ,展示唐代史学上这重要的一页     

居延汉简札记(下)

(四)复五铢钱十一月丙戌,宣德将军张掖太守苞、长史丞旗、告督邮□□□谒部农都尉官□,移书到肩水,视亭市里显见处,令吏民尽知之,商县起察有毋(无),四时言,如治所书律令.(《居延汉简释文》第68页)将军使者、太守议,货钱古恶衉?碎)、不为用,改更旧制,设作五铢钱,欲使百姓钱行殊能.(同上)     

苏颋年谱(二)

景龙二年戊申(708)三十九岁〔著作〕七月七日:《奉和七夕两仪殿应制》(见《纪事》卷九、《癸签》卷二七)十月四日,授修文馆学士。俄拜中书舍人。《会要》卷六四:景龙二年“十月四日……赵彦昭、给事中苏颋……并为学士。”《韩序》:“迁给事中,特制授修文馆学士。迁中书舍人,专知制诰。”《苏颋·初至益州上讫陈情表》:“臣……十有四年中书省。”按,开元八年,颋罢为礼部尚书(两《传》),由是年倒推十四年,(除去景云二年、太极元年、延和元年、先天元年丁忧,加上改元之先天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一句古语,最早出现在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中。书中说:“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引自《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意思就是说,汉景帝的三儿子刘德(被封为河间王,谥号献)喜欢搜集古籍,研究学问,并注重辨别古书的真伪。每当他从民间获得真书善本,总要完好地誉写一份,外加金帛赐予原主,却把真本     

宋朝赋役浅论

《宋史·食货志》载“宋制岁赋”,有公田之赋、民田之赋、城郭之赋、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五大类.“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这是农民租佃官田的租税合一的封建剥削,租与税相较,租为大宗,税的比重甚少,再加宋代官田比过去已经大为减少,所以这部分官田的税收部分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是城市有产居民的赋税.“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是乡村民户的     

《宋会要辑稿》的史料价值及其存在问题

一 要想正确了解《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辑稿》)的史料价值,必须掌握宋代历朝所修《会要》的编纂、流传情况和《辑稿》成书的过程。关于这方面,汤中在《輯稿》影印之前,著有《宋会要研究》一书,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研究。 《宋会要》为宋朝的官修史书。当时朝廷于祕书省设立会要所专司其事,与国史实录院、日曆所相并列。其纂修规模之大、资料来源之广泛、直接,可以从当时祕书省为     

從《初学記·宝器部·絹类》引《晉故事》一文看魏晉之际田制稅制的变革

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和賦稅制度,到了魏末晉初时期又有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清楚地反映在唐人徐坚編撰的《初学記·宝器部·絹类》所引《晉故事》一文中: “凡民丁課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凡属諸侯,皆減租谷亩一斗(按:据唐长孺先生說,斗字乃升字之訛,是),計所減以增諸侯。絹戶一匹,以其絹为諸侯秩。又分民租戶二斛,以为侯奉。其余租及旧調絹二戶三匹綿三斤,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輸入于官,自如旧制。”     

《释言》、《释诂》异同考辨

《释诂》、《释言》是《尔雅》首二篇。是《尔雅》一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些二篇收词1300多,占全书总词数32%),也是《尔雅》作为语言词典的主要依据。那么,这两篇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历来的看法是:《释诂》与《释言》由于名称不同,因而所释词的性质也     

孔安国及其孔臧的生卒与学术

《史记》、《汉书》记载孔安国与孔臧的生平事迹及学术不详。综合前人成说,孔安国生卒年大致在汉景帝中元元年(前149)左右至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之间。孔安国学术内容广泛,其学术思想与稷下学派有关。孔臧生卒年大致在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至元鼎三年(114)左右。《汉书.艺文志》所录《太常蓼侯孔臧赋》20篇及唐复出的《孔臧集》早佚,今所见孔臧四赋、二书存于《孔丛子.连丛子》,尤其是四赋多为四言诗体形式,是所见较早的西汉四言诗体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凤凰涅槃》的情绪结构

郭沫若强调诗的抒情特性,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一一页);“诗的本身乃是情绪的潮流”(《诗歌的创作》,《文学》1944年二卷三、四期),是“情绪的自然消涨”构成为诗的“内在的韵律”(《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页),“表现成一种旋律的言语”(《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一一页)。     

浅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

恩格斯十分重视马克思制定的辩证的逻辑方法,他在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时指出:“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2页)。这个辩证的逻辑方法,马克思本人称之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同上书第103页),有时又称为: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415页)。这种逻辑方法是以宏大的历史观为基础、为“着手之点”的,恩格思说:“实际上,这个方法无非就     

宋元图书的刻印、销售价与市场

刊印于南宋前期的《小畜集》、《续世说》、《大易粹言》、《汉隽》、《二俊文集》和《(嘉泰)会稽志》等书的页均印造价和书板价分别为 3 .367和 1 302 .703文足,均略高于元代后期刊印的《十七史》的32 .250文和《十七史》、《金陵新志》的平均数中统钞 9 .090两。元代两书的页均刊刻成本为中统钞5 .570 131两。宋代以降,雕版图书的页均印造价、书板价和刊刻成本似呈下降趋势。宋刊《杜工部集》、《小畜集》、《大易粹言》和《汉隽》的页均售价和利润相差很大,全国性的雕版图书统一市场似尚未形成。以上四书的页均现售价为7 .596文足,明显高于抄本的 5 .301文足,而抄本又普遍高于《小畜集》、《大易粹言》和《汉隽》的页均赁板印造价 3 .667文足、3 .433文足和 2 .769文足。这是赁板钱流行以及手抄本与刊本长期并存的主要原因。而短期内大印数需求的缺乏,则是活字无法取代雕版的主要原因。     

两汉“任子”问题之探讨

“任子”是两汉封建官吏子弟入仕途径之一.对此,《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只是提出了通过这条道路作官的一些具体人物.《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虽然把“任子”列为专目,但也仅仅是举出了“任子”的一些事例和“任子”的类别.《通典》和《文献通考》亦无详细记载.因此,要研究“任子”问题,主要是须要通过史籍中的“任子”事例进行剖析.     

《衡阳方言》评介

李永明著《衡阳方言》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 共495页 本书是李永明有关衡阳方言的第二部著作,第一部只涉及词汇(见《东亚语言学杂志》第十五集第一期179—180页,1986年10月)。本书是一部全面论述衡阳(湖南省南部大城市)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书。 迄今为止,只有杨时逢发表的材料(见《湖南方言调查报告》670—688页)中谈到衡阳方言的语音。它是根据董同龢1935年调查衡阳方言时的记音写出的。     

宋代海南商业概况

一、宋代海南商业的发展宋朝(960—1279)海南的商业比前代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如下: (1)进入市场的商品种类增加根据林文益编著的《中国商业简史》记述,在五代时期,南方的商品已有粮食、茶等二十一种。当时在开发程度还低的海南岛,其商品可能比此还少。经过隋唐两代,宋代进入海南岛的商品种类已日益增多。依据小叶田淳《海南岛史》点到的货物名称如吉贝、沉香等已有四五十种。(2)贸易额居广南西路首位依据《宋会要稿》129册《食货志》17卷记载,当时广南西路各州军中收取商业税较多的列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