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罪并罚制度考证

数罪并罚制度虽然是一项刑罚适用制度,但这项制度的合理性与一国的刑事政策、刑罚结构及犯罪论中的罪数理论相关。且这一制度并不是近代刑法的产物,在我国古代刑法典中关于数罪的处罚也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考证我国古代数罪并罚制度,对当代的数罪并罚制度有很好的借鉴及启示作用,从而指导我国当代的法律制度建设。     

唐律自首制度初探

<正> 唐律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部最完备的法典,这在有关犯罪与刑罚规定的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唐律中的自首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不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立法技术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它的完备性。探讨唐律的自首制度,不仅有助于我国法制史的研究,而且对于完善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自首制度也有积极的意义。     

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

唐律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体现者、规范者和捍卫者.唐律的内容体现了刑事司法的主体、参与人、程序、证据、强制措施、法律的适用、刑罚的执行等方面,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忠实的体现者.唐律对唐朝刑事制度的规范比较全面、具体和易操作,为这一制度的适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唐律通过刑罚手段来惩治违反刑事司法制度的行为,力度比较大.唐律能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唐律包含有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调整范围.詹初的主流刑事司法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疏议"起了完善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内容的作用等.在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唐朝前、后期刑事司法制度的执行情况大不相同.其次,后世律典对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有沿革.最后,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与古代东方其他法中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别十分明显.     

越南刑法介评之二:刑罚裁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现行越南刑法典有关决定刑罚的立法内容，不仅彰显出其自身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同时也与世界多数国家刑罚的立法思想趋同。学习和借鉴越南关于决定刑罚的立法优点，我国刑罚方面的立法可采取以下措施：量刑情节集中化，酌定情节法定化；改善减轻处罚的内容；修改累犯成立的时间条件；改善数罪并罚制度，变限制加重原则为并科原则。     

《天盛律令》中的反坐制度探析

《天盛律令》是在唐宋律的基础上,结合西夏本民族特点制定的。法典中的反坐制度作为刑罚手段之一,在借鉴唐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在范围上除适用于诬告罪与司法人员故出入人罪外,还适用于知证与局分人的违法行为。另外《天盛律令》中的反坐制度与唐律相较具有重刑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特点。     

缓刑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缓刑是刑法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之一。文章对缓刑考验期限的起算时间、缓刑的种类、罚金刑能否适用缓刑和数罪并罚中能否适用缓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数罪并罚下缓刑适用之探讨

刑法对于数罪并罚能否适用缓刑没有明文规定,理论及实践中对此存在较大的争议.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并不意味着对数罪并罚的行为人不能适用缓刑.为实现缓刑价值和刑罚目的,数罪并罚可以适用缓刑.应以缓刑适用的法定条件作为判断数罪并罚时能否适用缓刑的惟一标准.数罪并罚下刑期条件的确定应当以执行刑为准.     

论唐律调整受贿犯罪的主要特点及借鉴价值

唐律中的受贿犯罪可概括为受人财物而为请求、因公事受财和非因公事受财三种。与现行刑法相比,在调整范围上,唐律因将非因公事受财的行为犯罪化而更大;规范体系上二者各有优劣,但唐律在总体上更严密;在处刑上,唐律具有刑罚重、评价因素全面等特点。     

《唐律疏议》“德主刑辅”立法思想和儒家人性论关系探析

《唐律疏议》由十二篇构成,《名例律》居诸篇之首,共六卷,五十七则律文,其内容涵盖了唐律的立法理论和基本司法原则。儒家思想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名例律》关于立法的思想,人性学说是儒家哲学体系架构的逻辑前提,于是唐律立法理论宏观上以儒家人性思想为基本前提,并且在＂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中贯彻了儒家的人性思想,儒家坚持人性经教化可以从善弃恶的观点,所以,唐律立法理论关于德礼与刑罚的价值取向是德礼为主,刑罚为辅。     

陕甘宁边区预防犯罪之启示——以刑罚目的的实现为视角

陕甘宁边区刑罚的最终目的是预防犯罪，针对此目的的实现，边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刑事立法上，围绕刑罚目的、结合实际调整刑罚体系，规定轻缓的刑罚制度；刑事司法上，坚持刑罚适用平等原则，推行刑事调解制度；刑罚执行上，尊重犯人人格，强调对犯人的感化教育，注重培养犯人的劳动技能。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如何通过完善刑罚立法、正确适用和执行刑罚来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论中国古代的自首制度

自首作为一种法律行为,源远流长,追溯历史,可知自首制度从其产生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对自首制度立法沿革的考察,在推动现今自首制度研究、发展和完善方面,作用重大,意义深远。鉴于此,本文对自首制度的历史沿革作了简要回溯,同时,因为唐律对自首的规定最为完善。所以,着重论述了唐律关于自首的规定。     

从《大明律》的制定看朱元璋的法制思想

《大明律》是我国封建法律制度史上一部有代表性的法典。从《法经》到《大清律》历代成文法典的权衡比较来看,留存比较完备而又有代表意义的,主要有《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宋刑统》主要是照抄《唐律》,《大清律》是照抄《大明律》,实际上只有《唐律》和《大明律》是真正独立的“典范”。人们一般都肯定《唐律》是我国封建法     

刑罚个别化视野下的不起诉制度

刑罚个别化是刑罚制度的一项原则,也是现代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刑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行使求刑权的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起诉时应贯彻这一原则.我国现有的不起诉制度没有充分体现刑罚个别化原则,已经不适应刑罚观念的发展.我国的不起诉制度从刑事政策的角度,一是应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二是设立暂缓起诉制度,以使其与刑事实体理论的发展相适应.     

《唐律疏议》之不孝制度——“得意忘形”

“唐律一准乎礼”是四库全书对唐律特征所作的一个经典性评价.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唐律“一准乎礼”的定评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唐律中不但存在大量不依礼制律的“阙文”,而且存在一些不尽合礼的“异文”,这些“异文”在执行中难免变形,乃至成为“具文”.实际上,系统研究唐律不孝制度,就会发现“阙文”、“异文”以及“具文”的存在反而是唐律“一准乎礼”的最好例证——得礼义之意,忘礼制之形,“得意忘形”因此“更准乎礼”.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历史分析

分析中国古代立法的指导思想,应置之于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儒家治国方略的历史维度中进行。德礼教化作为一种伦理功能,其实效性必须依赖于法律保障,否则只能是虚有其表的抽象观念。唐律以刑罚为后盾不遗余力地推行伦理教化、加强礼教的合法性与强制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伦理教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效用。     

五代刑罚制度的变化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尽管存续时间较短,但由于其处于唐宋交替之间,使得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也体现出这一特点.通过探讨五代时期刑罚制度的变化,进而说明这一时期刑罚制度的特点及它对宋代刑罚制度产生的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人性分析

刑罚制度之设立既有防恶于前又有惩恶于后的法律功能,而中国古代刑罚制度在其设立、实施过程中,人性的痕迹非常深刻,无论从刑罚实施的受体还是立法者的主观导向,都把对人性的打压和保护作为一种平衡手段。从古代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楚地发现,刑罚对人性的考量是中国古代法律伦理法倾向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文明进步幅度与对人性认识的高低有着较强的关联:先秦时期以摧残人性为刑罚惩戒的基础;在封建法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人性力量之张扬是酷刑主义向轻刑主义转变的重要因子;而其中过于重视人性保护,又使得封建刑罚制度偏离法律建设轨道,在伦理法的道路上而不能自拔。     

论加重处罚

(一) 加重处罚,即在法定最高刑以上适用处罚。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和阶级利益,各国统治阶级总是握有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一切手段。加重处罚见诸于各国刑法。如日本刑法第四十七条关于并合罪与刑法的加重中规定:“并合罪中有两个以上应判处有期的惩役或监禁的罪时,应按其最重的罪所定刑罚的最高刑期加其半数做为应处刑的最高刑期,但不得超过各罪所定刑罚的最高刑期的总和。”第五十七条规定:“再犯的刑罚,是对其罪所规定的惩设最高刑期的二倍以下。”《苏俄刑法典》(一九七八年修订版)中除规定了数罪并罚     

我国刑事立法史上的里程碑──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

我国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准订案已于今年3月14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颁布，并将于今年10月1日实施。这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刑事立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新划法与原刑法一样，设总则和分则两编。总则部分都是分五章规定了刑法任务、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犯罪、刑罚、刑罚具体运用和其他规定。总则是刑法总的原则，规定的是刑法的宗旨、犯罪构成要件及如何界定犯罪、刑罚的种类及如何具体适用刑罚以及国家的刑罚制度。总则虽然不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及如何适用刑罚，但却对…     

应从法益视角规范性考量行为个数

行为个数是确认想象竞合与数罪并罚的前提。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应从法益角度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考量,规范行为论值得提倡。具体而言,一次走私多种对象,应当数罪并罚;认识到枪支与钱而同时盗窃的,应当数罪并罚;在输油管道上打孔后盗油的,应当数罪并罚;一次收买多名儿童的,应以同种数罪并罚;同时出售真实与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当数罪并罚;一次将两个小孩推到河里的,构成两个杀人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中假冒商标的,应当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