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多重矛盾及其破解思路

本文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大规模、持续性非永久乡城迁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重点研究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面临的多重矛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城市化动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分担之间的矛盾。据此,本文提出了深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改革财税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激励机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的负担能力等三方面破解思路。     

农业转移人口对流入地财政影响的成本—收益研究——基于个体生命周期的财政净现值测算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城乡结构、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变迁的主导因素,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首要任务.利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成本—收益净现值分析框架和财政统计数据以及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测算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生命周期的财政成本现值、收益现值、净现值,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流入地带来财政成本同时也有积极贡献,以全口径宏观财政负担估算的财政贡献大于一般公共预算口径的估计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净现值因个体生命周期所处阶段不同而存在差异;不同城市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净现值差异也较大.因此,建议地方政府综合考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成本与收益,提升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渐次分层推进人口市民化进程.     

推进福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学分析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下,福建省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农业转移人口个人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决策可以视为一种投资行为,其考虑迁移城市至市民化与否的经济动因是进行成本收益因素分析,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及收入收益、教育收益、医疗收益、文化收益。作为公共政府应该制定措施,降低市民化总成本,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要以强制性制度创新,构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体系。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分担的博弈研究

在农业转移人口、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经济人”假设下,农业转移人口依据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的预期收益之差选择市民化类型;引入社会民生函数,构建了农业转移人口、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方优化博弈收益矩阵,得出并分析了6种三方博弈均衡.在此基础上,提出摒弃单纯经济指标,引进人文发展指标考核;保证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获得利益,强调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匹配;实现地区差异化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三点政策建议.     

中国农民市民化的道路探索

新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性是造成今天中国大量人口滞留在土地上的重要原因,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城市化问题及其与农民市民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明确农民市民化的内涵。在推进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通过权利置换的方式来推动农民市民化已成为我们最现实的选择,即通过地权换居住权来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过渡。在这一权利置换过程中,政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政府要把权利置换工作与国土整治工作结合起来;扭转省会城市作为一省经济中心的发展模式,降低城市房子价格,为农民进城开路;社会保障制度要及时跟进;铁腕推进社会主义新城市建设;加大对进城农民的职业培训力度,培养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等。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工住房问题

农民工促进了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化仍然有赖于农民工的贡献,但住房问题已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运用改进的斯加思塔人口迁移成本收益净现值模型和统计数据分析影响农民工迁移的因素,发现城乡绝对收入差距是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机,各地区生活成本的差异将影响农民工在不同地区的迁移,住房是影响农民工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日益严重的农民工住房问题有可能加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政府可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引导产业转移,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人口重新分布是一个重要思路.     

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思路——对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的解读

城市的扩张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标。然而,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通道依然不畅。在回顾已有文献研究基础之上,对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进行解读,认为积分制管理是实现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思路。最后对与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城市化战略及健康城市化问题进行了反思。     

新型城镇化下实现进城农民市民化研究——兼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的立法价值

新型城镇化是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新型城镇化突出了绿色、环保和积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两大课题,积极发展小城镇实现农村人口就地市民化是解决这两大课题的重要选项。实现农村人口就地市民化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问题,除解决就业这一常规举措外,还需另辟蹊径。保留他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籍此参与商业开发共享土地收益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为这一措施的实施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     

农业转移人口的“选择性市民化”：一项类型学考察

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到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造成的制度切割,但忽视了农业转移人口对自身市民化转型的自我切割和选择性。行动者视角下的市民化是一种“选择性市民化”,它是透视城乡互动关系的最佳微观视角。本文基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选择建构类型学框架,整体考察并比较了四种市民化的基本类型——内生型市民化、跃升型市民化、观望型市民化以及迫迁型市民化。由此展现了一副与城市化高歌和以往理论预期较不一致的市民化选择图景,并进一步分析了“选择性市民化”可能带来的问题。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研究——基于机制设计理论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成本共担、协同推进”是我国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原则,能否充分调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各方的积极参与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功推进的关键。以机制设计理论中的激励机制理论为基础,从激励手段集合、行为导向制度、行为强化制度、行为保持制度、行为归化制度五个角度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进行探讨,尝试构建有利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的激励机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以求通过发挥政府的主导地位来促进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快速、有序推进。     

河南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变动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后能够与城镇居民同等地享受公共服务,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本文通过对河南省中小城市进行调研,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影响因素, 在度量分地区、分类型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现阶段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增值路径研究

近年来我国在逐步推进农民市民化,由于进城农民绝对数量庞大,而城市资源有限,如何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大多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是现阶段需要我们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在对世界城市化历史进程中农民市民化路径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提出了建立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下以就业为核心的农民权益增值转换联动机制,并设计了两种有利于农民市民化后净收益大于零的路径。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

农民市民化是指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城乡一体化是农民市民化的前奏,农民市民化是城乡一体化的目标。由于城市化总体水平和质量不高、历史上形成且现在仍旧具有羁绊作用的制度、不公平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城乡隔阂的社会观念和农民自身的素质缺陷等制约因素,致使我国农民市民化面临许多困难。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农民市民化的有效载体,改革落后制度,建立劳动力市场机制,完善组织管理,统一观念认知,增强农民综合素质,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市民化率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测度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不可回避、首当其冲的任务。以福建为例,旨在理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情况,测度市民化率,反映真实城镇化水平;测算市民化公共成本,确定城镇化所需资金量,从成本视角阐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最本质的症结;提出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     

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界定与实现路径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乡城迁移和农民市民化逐渐成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农民既是乡城迁移和市民化的主体,又是城市化的主体和核心,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和能动作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要求迁入城市的农民转化为市民。为此,＂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概念体系需要深入界定。在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乡城迁移的农民必须完成职业转化、身份转变、思想转换和地域转移四个方面的转化。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具有农村农民市民化不可比拟的优点,能够很好地解决我国二元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人变为城市人,融入城市生活,建设城市,从而使城市向着更高层次迈进。而且,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需要深入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负担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流入地政府的财政负担是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一大障碍。流入地政府需要增加额外的财政支出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必然会对现有的财政收支结构造成一定影响,由此带来较大的财政成本,造成一定的财政负担。但随着相关配套制度及设施的逐步完善,市民化的积极意义会日益凸显,对流入地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会逐渐减轻,最终有利于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流入地政府应以积极包容的态度做好相关财政准备,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形成“中央与地方共同分担,地方为主”的格局。     

村庄规划中的农民市民化逻辑 ——以广州K村“新农村建设”项目为例

2000年后,社会学界关于“农民市民化”主题的研究日益丰富,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回应两大问题：其一,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关切为何;其二,农民市民化进路何在。本文通过对广东广州城郊K村“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成果调查与文件梳理,试图窥探村庄规划如何通过达标机制、生成机制、发展机制有效推动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民市民化进程,以及其特征与局限性,并由此回应上述两大问题,论证新型现代性、城乡一体化和“人的城市化”对当前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     

刍议农民工市民化在我国多维现代化中的独特地位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多维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它有助于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解决三农问题,加速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政治平等意识和组织化程度;它也是推动我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因为无论是文化现代化还是社会现代化,都是靠人来推动的,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有助于农民工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现代化,而且有助于农民工社会生活方式及我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     

进城农民社会保障权利诉求及相关因素分析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然而,进城农民市民化仍是一个障碍重重的缓慢进程.本文从流动与市民化、社会保障权与内在市民化、政府责任与社会保障权利获得三个逻辑起点出发,分析得出了农民市民化的路径,认为以社会保障权利为核心的社会权利的公平获得是内在市民化的本质和关键,也是市民化最核心的命题.本文基于对武汉市进城农民的典型调查,分析了进城农民市民化和社会保障权利诉求的倾向,从政府责任与制度变革的视角,提出了改进进城农民社会保障权利获得的制度建设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