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裁量权刍议

阐述了法官裁量权的必然性和标准,分析了法官裁量权在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法官理智而合理地行使裁量权,能够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能够增强人们的法治观念,能够促进法治秩序的建立,最终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实现中国人的法治国理想。     

接近正义与法治中国——以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出台为背景

法治中国的建设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思考法治化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从民事诉讼的角度出发,以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出台为背景,通过论述接近正义和法治中国的关系,提出"诉权保障"是民事诉讼制度的逻辑起点,接近正义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普遍理想,而实现此普遍理想的最佳路径则是法治中国的建设,从而最终减少法治化进程中的"无用功",尽量少走"弯路"。     

现代国家的伦理建构——伦理法治国的历史、逻辑和前景

实证主义的兴起导致国家的去伦理化,国家成为中立的法治体系。从历史上看,法治国表达了将统治形式予以理性化的理想,并且分别完成了与道德和政治的分离。法治国若缺失道德与政治的维度,单纯立足于"国家—个人"二元对立形式的自由主义取向,现代国家建设难以完成国家团结和价值整合。检讨施米特和黑勒的法治国理论,法治国必须同时完成与政治和道德再次综合,也就是应该和伦理概念相结合。利用实证的法语句和伦理性的法原则两个概念方能将社会伦理在法治国中予以合理安顿。中国因其拥有深厚伦理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应尊重伦理性的法原则对法治国的构成性作用。在结合伦理和法治国的前提下,现代国家才能完成其伦理建构。     

法理念与法治进化论

尽管我们承认法治有“良法”和“守法”两个因素 ,但绝对的“良法”和“守法”的“法治”只能是法治的理想 ,法治应该是不断进化的 ,即法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进化性。法理念的进化促进了法律进化和普遍守法 ,推动了观念法治和现实法治的进化 ,因而社会普遍的法理念的变迁是法治进化的基础。法治社会的真正权威是正义的司法 ,法官的正义判决使“纸上的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因而法律工作者的正义信仰是实现法治的最终保障     

试论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是指主体对于法治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为准则.法治不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法律的理想体系.实现法治的精神要件在于法治信仰.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人们信仰法治.法治信仰的内容既包括主体对法律价值的感受、体认与认同,也包括主体的权利意识、理想意识及守法精神.从而强调了法治必须被信仰,主体才能奉法而行.     

孝治的终结与法治的兴起——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切入

孝治是传统中国家国同构和圣贤政治的产物。随着中国社会从圣贤政治到民主政治、从家国同构到家国两分、从"家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传统的孝治也逐渐被法治所取代。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既体现了法治的精义,又标志着法治在当代中国的兴起。这是因为,法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容易接受法律治理的领域是一些与个人身份无关的领域,家庭关系是法治最难攻克的堡垒。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并非"孝道入法",它把传统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性的伦理关系变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这个条款中,传统的需要尽孝的"父母"已经不复存在,已经被替换成为没有任何伦理指向的"老年人"。传统的子女则被替换成"家庭成员"或"赡养人"。这样的替换从制度上抹去了传统的孝道,同时也在法律上终结了传统的孝治。与此同时,随着家庭内部关系完全纳入到法律调整的领域,表明家庭这个最难被法治攻克的领域,已经成为法治的辖区。因此,《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具有标本意义:它既是孝治终结的标本,亦是法治兴起的标本。     

西方法治观念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困惑

法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但其实现道路漫长而艰难,法治观念是推动法治进程的前提和基础。西方法治观念始于梭伦变法,兴盛于近代,以英国的法治理论和德国的法治国理论为代表。法治观念在中国出现于清末,上世纪80年代始,中国全面启动法治建设。但同时,中国在法治观念方面存在着法治观念形成趋势、法治全面西化、法治与德治和法治本土化与变法等困惑,对我国所面临的急需解决的困惑,试图理出解决思路是当务之急。     

试论法治政体的建立与法治国家的实现———英国的宪政改革及其启示

2009年,英国建立了形式独立的最高司法机构即最高法院。通过法治政体的更新,英国向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为实现司法的真正独立、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英国法治政体的更新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启示是:准确理解和把握"法治"的内涵,法治国家的各公权力之间应该保持相应的分立和制衡,政治体制需要不断改革完善。     

民主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途径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两大基本方针.在寻求法治化的过程中,民主对法治的基础性作用逐渐清晰地凸现出来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民主为良法提供了保障,为守法提供了前提条件,为法治精神的培养提供了沃土.因此实现法治必须要先发展民主.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下,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更要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为法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法治才能得以实现.     

建设法治社会与“以人为本”的密切联系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法治思想既要继承古代法治思想的优秀成果,又要结合中国国情,最终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传统的法治思想内容庞杂,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而且古代的"法治"和今天我们提倡的"法治"社会建设完全不同。封建社会毕竟是皇帝说了算,因此古代的"法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人治"。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区别。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刻不容缓。为了更好地吸收传统法治思想的精华,理性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才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给我国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一个新的治国方略--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强调法治忽视德治和强调德治忽视法治一样都是片面的。二者结合起来 ,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 ,形成了我党一个新的治国方略。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贯彻好这一治国方略 ,关键在于从严治党 ,从严治政     

人性善恶与国家统治

国家统治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试从人性的角度论述国家统治存在的基础,分析了人的善性与德治,人的恶性与法治,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以及用人性解释国家统治的时代意义.     

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探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准确把握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德治与法治的相互关联以及建设法治国家的主要途径等法治思想,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意义深远。     

法治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不仅有助于加强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而且农村法治建设本身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对形成和建立我国的法的理论和法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就内涵而言,“新农村”是以现行宪法制度为前提,以宪法所致力于构建的宪法秩序为基础的社会状态,并且这种社会状态应该是以法律为主要治理模式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涉及农民主体地位、农村经济、农村治理、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职能转变等六个方面的法律问题。     

试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转变的科学取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中处于中枢地位。党的执政,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时期,已经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执政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执政方式也正随着新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重大转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利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全面推进。     

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

执政安全是指政党执政不存在危险或受到内外执政风险影响下能保持执政地位，它包括积极主动的竞争力和相对被动的抗风险的能力。目前，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都有许多危害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若干因素。因此，必须采取找准巩固执政安全的出发点、确立执政指导思想、着力提高执政能力、坚实执政基础、攻克执政难题、造就执政保证、优化执政环境等对策来巩固党的执政安全。     

论柏拉图《政治家篇》中的法治思维及其当代意义

“法治”是柏拉图《政治家篇》中的重要思想,展现出其对前期“人治”思想的新突破。故此,本文着重剖析了柏拉图政治思维转变的历史根源、法治的范式思考及其法治思维特质,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柏拉图法治思维的当代意义。     

列宁法制思想的当代意义

列宁强调必须依法治国,坚持国家法制统一和司法独立,严格法律监督,法应与时俱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司法队伍建设,保证法律全面准确地实施,列宁的法制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论法治与文明的内在联系

法治与文明的一体化关系已成为时代潮流,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以及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保障和促进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缺一不可。法治文明对整个制度文明起着确认、维护、保障和促进的重要作用。     

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实质是提高依宪执政能力

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提高党依法执政能力实质是提高依宪执政能力,这是由宪法的内容、性质、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加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实质是促进党领导下的以宪法为核心,以人权保障为起点,以法治、有限政府、独立司法为理念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执政能力的全面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