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进钱府考

关于罗隐进吴越王钱镠幕的时间,古人说法大致相同,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在罗隐长安科举不遇,宦游吴、楚之后“皆不得意,乃归新登”(《吴越春秋·罗隐传》)。其年罗隐大约五十五岁。但就罗隐进钱幕的原由,并通过什么手段进去的,古人就有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点:     

寓言写物 机趣盎然－罗隐二首咏物诗解读

罗隐(833—909)，字昭谏，是唐末五代著名的文学家。本名横，因常讥刺世事，得罪权贵，举进士累不第，遂改名为隐。晚年归投镇海节度使钱，累官钱塘县令，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奏授著作郎。唐亡后，钱称臣后梁，罗隐受给事中。其诗文“凡以讥刺为主”(《唐才子传》)，曾被誉为“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的诗人。鲁迅论唐末小品文，列罗隐为第一。其诗则多为近体律绝，慨世深沉，精工警辟。诗作中颇多咏物之诗，托物寄慨，发人深思。今择二首，试加解读。其一，《黄河》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     

罗隐《蜂》诗佛源流变考

晚唐诗人罗隐《蜂》诗是受佛教影响产生的,讽刺世人劳心于利禄。类似的咏蜂诗在罗隐之前已经出现,之后诗文屡见不鲜。考察这首诗的写作环境,有助于认识一个多重性格的罗隐以及乱世文人的悲剧性格。     

高启诗系年驳正

高启是明初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文创作是研究其生平及创作最重要的依据,清雍正年间桐乡金檀《高青丘年谱》和今人沪上陈建华先生《高启诗文系年补正》对于高启相当一部分诗文作了系年,然仍有未审慎和舛误之处,其中《萧山尹明府吴越两山亭》、《约诸君范园看杏花》和《次徐山人与倪云林赠答诗韵》等十数首诗作的系年或错误,或缺乏文献依据,有必要作进一步考辨和重新系年。     

罗隐历史定位发覆

光化三年（900）唐王朝授予罗隐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官职;唐亡后,罗隐未曾接受后梁授予的给事中官职,至死都以唐臣自居;又屡劝钱缪“兴唐宗社”。其历史定位当为大唐的“忠义”之臣,而非后梁或吴越之臣。其“忠义”人格一以贯之,从未动摇。     

邓文原《巴西集》诗歌部分校读初记

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一字匪石,祖籍为宋代绵州巴西县(今绵阳市),父邓璋,流寓杭州钱塘县(今杭州市),因而生于钱塘。二十岁时,南宋灭亡。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被江浙行中书省任为杭州路儒学正,晚年做过国子祭酒兼经筵讲习官。卒时七十一岁。 邓文原比赵孟頫小五岁,诗文与赵齐名,两人关系很好,都是元代前期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元史》说他有文集若干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6《巴西文集》的《提要》说:文原所著,“有《内制集》、《素履斋稿》,今并未见传本。此本(指《巴西文     

《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序

《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序仓修良东汉赵晔曾作《吴越春秋》十二卷，记载吴、越两国的历史，这是许多史书有确切记载的，所以谈起《吴越春秋》，就必然想到其作者为赵晔。其实，后来又有不少人用同样题材、同样书名作书多种，知道的人就很少了，诸如赵歧的《吴越春秋》、张遐...     

杜牧诗文编年补正

杜牧(八○三——八五二),字牧之。他是晚唐著名的文学家,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较高的地位。历代对于杜牧的研究,成就很高,尤以今人缪钺先生的《杜牧年谱》较为详备,特别是《年谱》给诗文编年,对研究杜牧及其作品起了很大的作用。笔者读了杜牧诗文及《杜牧年谱》,受益很深,启发很大,因而就以《杜牧年谱》中的编年诗文为基础进行研究,订正其中部分错失,对《年谱》中没有编年的诗文,尽可能地编年。本文列入的杜牧诗文共二十二篇,其中诗十八首,文四篇。有关杜牧的部分行年,仍参照《杜牧年谱》,特此说明。限于笔者学识浅薄,文中错误定然不少,敬请识者指正。     

罗隐集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李定广先生《罗隐集系年校笺》评介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首千古名作《自遣》正是晚唐诗人罗隐所作。罗隐,科举生涯虽屡试不第,一生游离,但其胸怀济世之志,以锐利幽默的笔触、不畏权贵的品格和别树一帜的思想,成为了晚唐时期的代表性作家、思想家。不过由于传统文化与历史误会等因素,一直以来文史学家没有予其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对罗隐及唐末文学的研究不够全面、彻底,以致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比较欠缺。     

情感热烈诗韵浓郁——《吴越春秋》诗性特征剖析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著的一部奇书,记述了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风云历史.从美学的视角看,该著具有鲜明的诗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其浓郁的抒情色彩、大量歌诗的引用、诗美语言的运用及“有韵味”情境的创造等方面.《吴越春秋》诗性特征的形成原因是多层面的,作者孤傲愤世的性格、《诗经》多方位的影响及吴越好歌习俗,是其中重要三点.     

浅谈罗隐诗歌的讽剌艺术

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卷九》中指出:“罗隐以褊急性能,动必嘲讪,率成谩作,顷刻相传”。这就点明了罗隐诗歌的艺术特点之一——嘲讪,即运用曲笔,对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进行揭露、鞭笞。由于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认为嘲讪有失于儒家的温柔敦厚之教,故对罗隐诗歌的讽刺艺术研究甚少。笔者不揣浅陋,就罗隐诗歌中的讽刺手法,谈三点自己的看法:     

论《吴越春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本文考定《吴越春秋》作者赵晔主要生活于东汉前期 ,约为公元 35～ 90年间 ,《吴越春秋》则成书于赵晔生活的最后阶段。赵晔著史透显着东汉前期的时代风尚 ,而赵晔今文经学经师身份则是造成《吴越春秋》非信史特征的重要因素。     

杜牧诗文用韵考

杜牧(公元803—853),字牧之,唐代著名文学家。其诗文在我国文学史上负有盛誉,尤以诗作称著,跟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同时,他的诗文在我国音韵史上也很有研究价值。这是因为: 第一,杜牧生活在晚唐时期,上逾《切韵》成书两百余年,下距《广韵》成书一百五十年,归纳其诗文用韵情况,可资研讨唐宋音韵的演变,有助于考订“切韵—广韵”音韵系统。“从诗人用韵来窥探当时的语音情况,这是研究汉语历史语音学的重要途径之一。”①杜牧诗文就是探讨晚唐实际语音的重要材料之一。     

唐末三家古文艺术论--从皮、陆、罗"小品"的"光彩和锋芒"说起

小品兴盛是唐末散文创作的突出现象,但不是惟一现象。皮、陆、罗主要以古文创作见长,不能将其古文都视为小品。三家古文各具艺术特色,不能因为鲁迅说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就把罗隐称为晚唐小品文作家中最具“光彩和锋芒”的“第一位”。     

李觏诗歌概观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建昌南城(今江西省南城县)人。北宋著名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他虽然不以诗歌名于世,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说:“今观诸诗,唯《元帝》一首,不免伧父面目,余皆不愧所称,亦可谓渊明之赋闲情矣。”王士祯称其《王方平》、《璧月》《梁元帝》、《送僧游庐山》、《忆钱塘     

关于《吴越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渲染敷陈春秋末年吴越相继兴亡故事的专著《吴越春秋》,史家著录,自《后汉书·赵晔传》、《隋书·经籍志》迄《四库》,都以其为东汉经师赵晔所撰。今各家文学史、小说史等论著都采用此说,本无可疑。然《隋书·经籍志》、新旧《唐志》、《读书志》、《通考》等均著录晔撰《吴越春秋》十二卷,自《宋志》以降,已作十卷,与今传本(指元大德十年刊本)同。隋、唐二志及《读书志》、《通考》同时并载有晋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繁》五卷(并见《晋书》),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十卷。而自《宋志》以降,杨方、皇甫遵二书即不见著录。由此,遂有今传本出于谁手之疑。自明迄今,歧说尚多,大致有五,现缕述如下:     

《吴越春秋》二题

东汉会稽人赵晔的《吴越春秋》,演绎吴越争霸史事,摭拾传闻轶事,颇富文学意味。它既透露了春秋末年吴越的一些历史真相,又兼容了许多汉人意识形态,已非马班史法之论,而为具有演义类雏型的历史小说。但是,《吴越春秋》虽然位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之列,并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然古来研究此书者却寥若晨星。大低如日本学者曾原题所云:“夫学者欲厌饫于人情世态,是书无论其得实与否,亦足以味当时人     

《两同书》:哲理和文思的整合——罗隐研究之三

明闵元衢《罗江东外纪》引《詹氏小辨》,谓罗隐《两同书》“文欲学汉,而音不振;气不雄奇多凡语,旨又率袭旧,读之不能使人触清警心,其书可有可无”,系纯属极端缺乏见识的偏激之论。本文拟从哲理与文思两方面,对《两同书》作一简要论述。     

《广陵妖乱志》作者考

《广陵妖乱志》(或作《妖乱志》)是记述唐僖宗时,淮南节度使高骄为吕用之等人的“神仙之说”所迷惑的故事.此书的作者是谁?历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雍文华同志校辑的《罗隐集》,将它收入其中,并在“校辑说明”中断定为罗隐所作.他说:“诸书所载撰者各异,然后蜀何光远所撰《鉴戒录》明载为罗隐讥高骈所作,又以《甲乙集》中《淮南高骈所造迎仙楼》及《后土庙》等验之,当为罗作无疑.”雍文华同     

谲谏与垂训——罗隐《谗书》重探

晚唐文学家罗隐,能诗能文,其《谗书》五卷,尤其受到后人的注目。《谗书》原为行卷工具,结果却超越求仕功能,成为批判政治社会的作品。这五十八篇小品仍延续儒家"委婉谲谏"的传统,仍有"借史垂训"的意图。罗隐遥承白居易"为君、为民、为时而作,不为文而作"的写实精神,以《谗书》响应晚唐政治与社会种种乱象,代表"青年罗隐"对晚唐政治情态与社会现实的"严正关怀"。书中使用高超的写作技巧,提升了讽刺力度;包括近二十种文体,堪称古典文体的集中操练与展示。其寓言作品,数量虽不多,却创意十足。凡此,都使《谗书》一书,成为唐代讽刺文学不可多得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