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和与甲午和战之争

翁同和与甲午和战之争戚其章和战之争，是甲午战争时期帝后党争的主要形式。翁同和作为帝党首领，在甲午和战之争的表现，早有时贤论列，创获良多，然有些问题似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借甲午海战百年之际，爱作斯文，以就正于大家。甲午和战之争中的翁同和光绪的主战与翁...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上层不存在战和两派吗?——与夏冬同志商榷

<正>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上层有没有分裂为帝后两党?翁同和与李鸿章是不是主战、主和两派?夏冬同志在《北方论丛》1984年第1期发表《试论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与翁同和》(以下简称《试论》)一文认为: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不能算纯粹的主和派,翁同和也不是始终的主战派".他们之间"不存在谁主和谁主战的问题",从而也否认了帝后两党的存在与战和之争的事实.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李达年表》史实辨正

《江汉论坛》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刊载了宋镜明、刘捷撰写的《李达年表》,这对于研究李达同志的生平和思想,是很有益的。但该文中有几处与事实有出入,特辨正如下: (一)第四十二页中,“回国后,同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的上海发起组”。据笔者目前发现的史料,施存统(即施复亮)已于一九二○年六月去日本。施自己曾回忆:“我于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去东京”(《一大前后》二册第34页)。而李达是一九二○年八月初回国的。     

陈延年同志牺牲于何时

关于江苏省委第一任书记陈延年同志牺牲之日期,目前据我们所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牺牲于一九二七年六月或六月底。见《辞海》第985页“陈延年”条和穆欣著:《陈赓同志在上海》一书第8页。另一种认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被捕,同年七月四日牺牲。(见孙其明:《吴稚晖生死陈延年》,《文物天地》1981年第6期。)该文是这样记载的:“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延年在当时党的机关(位于上海北四川     

试论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帝党

早在1962年,有的同志就曾提出: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抵抗派.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然而,十多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却流行着另一种说法,把甲午战争中的帝、后两党,看作一丘之貉,这实在难以令人信服.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戚本禹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黑文的流毒没有肃清,日时也反映出我们对帝党还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番粗浅的剖析和论述.一帝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集团?这是首先应该探讨的一个问题.     

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及其价值

张荫桓甲午日记手稿现存四册,分别藏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和常熟博物馆,这些手稿虽有残损,内容却十分重要,其中多有涉及朝局内幕的记载;由于张荫桓奉命参预了甲午后期对日议和活动,因而这些日记又是研究甲午战争史的重要资料。     

翁同龢开缺、革职原因考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师翁同徘因力主维新变法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遭革职交地方编管的重惩.对于他开缺、革职的原因,一百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坚持主战、反对慈禧太后对日求和、上折奏请停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等,是慈禧太后下令将他开缺、革职的主要原因.翁同龢不顾慈禧的专制淫威,在事关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正义进步,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磊落胸襟和战略勇气,十分难能可贵.     

翁同(龠禾)开缺、革职原因考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师翁同(龠禾)因力主维新变法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遭革职交地方编管的重惩。对于他开缺、革职的原因,一百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翁同(龠禾)在甲午战争中坚持主战、反对慈禧太后对日求和、上折奏请停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等,是慈禧太后下令将他开缺、革职的主要原因。翁同(龠禾)不顾慈禧的专制淫威,在事关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正义进步,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磊落胸襟和战略勇气,十分难能可贵。     

关于《鲁迅书信集》中几封书信写作时间的补订

《鲁迅书信集》的编者在编校、整理本书时下了很大的工夫,纠正了过去书信编刊上的一些错误,考订了一些书信的写作时间。但还有几封书信的写作时间有误,现试作补订如下: 一、第16封——致许寿裳,署“八月廿九日”,应作“五月廿九日”。这封信中说:“顷蒙书,祇悉,……《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着重号是笔者加的。下同) 此处提及的“《新青年》第五期”,当为四卷五号。本期《新青年》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出版。鲁迅收到后,于六月十七日寄许寿裳。当天的《鲁迅日记》(以下略称《日记》) 记有:“上午寄季市《新青年》及二弟讲义共一卷。”     

评康有为七上清帝书

“优时七上清帝书”著名的“公车上书”,是康有为七次上书中最富于戏剧性的,也是我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很精彩的一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因在甲午中日海战中惨败,日本迫使李鸿章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二万万两。消息传出,举国震怒。康有为正以举人身份在北京参加会试,对     

民初政党概述(四)

国民协进会国民协进会是民国成立后“黄河以北最初发生之政党”。1912年2月,由范源濂。籍忠寅、黄远庸、兰公武等人在京、津发起。成立时有党员二百余人,大部分为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成员,并向梁启超表示:“决意将来为先生所用”。还在1912年1、2月间,范源濂等意识到共和“将有结果,党派当先着组织”。2月12日清帝退位,他们便“联合京、津各团体组织大政党”。不到半月即“商量就绪”,准备3月2日召开成立大会。因2月29日,袁世凯发动“北京兵变”,国民协进会“同志星散”。延至3月18日才在天津正式宣告成     

“中兴宗袞”议

姑苏文庙东廊有林则徐所书《大唐中兴颂》(楷书石刻),见后若有所思:林公何以书于道光乙未夏六月?林公书此又何以未载于日记?林公何以以“天宝遗事”耿耿于怀? 考林公《日记》,粗知林公作书分三种情况: 兴之所至,鬱之所结:前者如于江苏巡抚任上诗酒雅集之诗友唱和;后者典型的便是钦差大臣被罢免之后,1840年古历十月初八至十一月几乎日日之“竟日作字”。     

殷人信仰世界中的“帝”及商周时期“帝”观念的演变

“帝”是殷人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甲骨卜辞中“帝”与气候现象、社会人事等客体的关系来看，“帝”是殷人对客观存在的无形力量的抽象概括，“帝”具有不可预知性，只能通过占卜去揣测所谓“帝”的意旨。与“帝”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自然力量和先人力量，殷人只祭祀有形存在的力量，对“帝”这种纯粹无形的力量只占卜不祭祀，“帝”也不是商朝存在的决定性力量。周代殷后，对“帝”进行了人格化改造，使之成为建立周政权的决定性力量，但“帝”也不是周人的保护神，“帝”或“天”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客观力量的特征，但人也不是无能为力的，通过勤勉修德就可以获得“帝”的眷顾，拥有天命。商朝晚期先王有了“帝”称，西周时“帝”成为政权的决定性力量，战国时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帝”开始向人王发展，战国中期秦昭王和齐湣王互称为帝，直至秦王政统一后专称皇帝，“帝”最终完成了由客观存在的无形力量向人世间最高统治者的转变，但其客观力量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论庚子事变中的和战之争

<正> 庚子事变中的和战之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过去还很少有人涉足,最近几年才提出来讨论。但是,庚子事变中和战之争的情况相当复杂,涉及到好多方面的问题,不能只就其某一个方面进行孤立地考察。这里,试谈一点个人的粗浅看法。一、后党主战派的阶级基础在庚子事变中,清政府内部仍有主战和主和两派,但这两派已不是甲午战争时期以帝后两党对立的两派,而主要是由后党分化而成的派别,而且主战派一度扮演了主要角色。那     

梁启超与福泽谕吉启蒙思想在清末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福泽谕吉 (1 834～ 1 90 1 )是日本近代最有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 ,也是最有影响的教育家。福泽谕吉不仅对日本的近代化改革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近代中国思想界、教育界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近代 ,特别是从甲午战败后 ,福泽谕吉的生平业绩及其启蒙思想就曾被包括变法派、洋务派思想家、教育家介绍到中国 ,并在近代中国知识阶层中引起共鸣。甲午战败曾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变化。对此 ,梁启超曾生动地形容道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 ,实自甲午战败 ,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这不仅是由于堂堂大清帝国败在“蕞尔三岛”的日…     

曾国藩诗文编刊考述

一、最早的文集刻本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最早的曾国藩文集刻本,当属清同治十一年(1872)刊于苏州的四卷分类本《曾文正公文钞》,黎庶昌编、张瑛刊.卷前有黎庶昌同治九年(1870)五月《序》,并载同治十一年三月十六日(1872年4月22日)黎氏《后记》.卷末《跋》为张瑛同治十一年六月所作.黎庶昌,贵州遵义人,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子”,据序中云,到幕之初即有意系统抄录曾文.曾国藩同治二年五月初九(1863年6月24日)日记:“观有人抄册,抄余文颇多.自以无实而享盛名,忸怩不宁”.黎庶昌于是年三月九日(5月6日)到安庆大营,曾国藩当时所见之“抄册”是否“黎本”,尚无确考.     

论李鸿章的日本观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影响巨大的政治人物,长期主持清政府的洋务及外交工作。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联日”、“防日”、“师日”的复杂发展过程,但“轻日”倾向非常明显,而且贯穿于李鸿章对日活动之中。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尽管李鸿章有一定的“师日”趋向,但“制日”的思想是主流。     

也谈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

<正> 如何评价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问题,目前党史学界有不小分歧:有全面否定的,也有评价很高的。这两种看法,皆有片面性。笔者认为当时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中,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抗日爱国思想居主导地位,同时也有若干错误的、甚至严重错误的思想。(一)有的同志列举了陈独秀的“四大罪状”后断言:“在他政治生命的后期所扮演的,已经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可耻的辩护士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请看陈独秀在“和”与“战”问题上的主张。众所周知,全国性抗战以前,日本帝     

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南朝鲜李承晚傀儡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向“三八线”以北发动全面军事进攻。接着,美帝又盗用联合国旗号,纠集和胁迫英、法等十五个国家出兵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一步扩大了侵朝战争。     

“皇帝”称号的由來和“秦始皇”的正式称号

一、“皇帝”称号的由来 “皇帝”二字最早見于尚書,呂刑称:“皇帝哀矝庶戮之不辜”,“皇帝清問下民”,郑注誤以皇帝为顓頊为帝堯,孟子赵注謂“帝为天”是对的。詩正月称:“有皇上帝”,皇矣称:“皇矣上帝”,毛溥訓皇为大。論語·堯曰称:“敢昭告于皇皇后帝”,集解引孔注訓皇皇为大。宗周鐘称:“唯皇上帝百神”,师詢簋称:“肆皇帝(毛公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