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的新视域

近现代以来,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探索文明的起源、文明的形态、文明的批判、文明的轴心期以及文明的冲突,在为人们勾勒东西方文明图景、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特点与规律的同时,也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构建起文明论的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实践理论内蕴文明实践的转型、文明实践的地缘特点、文明实践的自觉意识三大价值需求,不仅揭示了文明的本质,而且奠定了文明论研究对象价值选择的基础。它启示我们,对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对象的选择,文明城市应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文明城市的基本特点有三:形态文明,功能文明,素质文明。形态文明是文明城市的形象,功能文明、素质文明则是文明城市的内在本质特征。文明城市作为当代中国千百万民众正在自觉实践、自觉追求的城市范式,是以科学发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的引导当代中国走向可持续城市化的新模式,是对未来中国城市美好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战略抉择。     

论当下的“非转农”:城市化还是逆城市化?

中国的区域性差距大,各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发展的能力又不一样,所以各地城市化发展水平和所处的阶段不一样。相对而言,东部城市化发展水平比中西部高,大城市比中小城市高。立足点不一样,对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判断也不一样。总体看,中国目前还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但由于政府介入等原因,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非转农存在名义上和事实上两种含义,判断非转农是城市化还是逆城市化要依具体情况而定。     

反古思潮的“反古逻辑”批判——兼论“崇古逻辑”中的经济决定论

在近代以来的中西冲突中,中国屡败,国势日衰。在反思败因时,部分人士把责任归咎于传统文化,从而引发了反古思潮。反古思潮的逻辑非常简单:以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分和三者的因果关系为假设前提,以国势衰微为事实前提,由此展开推理,认为文化是国势衰微的最终责任者。但是,"反古逻辑"的两个假设前提都是不真的,因而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另外,虽然"崇古逻辑"与"反古逻辑"看似相反,但实质完全一样。     

略论现代中国的“反现代性”文化思潮

中国现代化进程,始于上世纪中来,而同时出现的各种反现代化思潮,都是迫于民族危机的压力,西方文明的挑战的条件下产生和蔓延的。它们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重要思想、精神、价值背景和资源,并作为一种原创性的“卡里斯码意识”和支援意识,程度不同地进入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思潮和“文本”,影响和预测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主题和叙事。     

“城市化”的祛魅之途与认知重构——新时期城市化进程中“反城市”文化的思想检视与审美反思

近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文学对城乡景观和社会文化的演绎始终存在着两条交互发展的路径,表现出城市化/反城市化、现代性/反现代性的互动对话和双重姿态,并由此催生出一种对现代生活秩序不断消解与重构的话语张力。纵观这一过程,文学在生存的当下性、文化想象性和社会发展要求等多重挤压下所开启的"城市化"批判,既是对"城市化"的历史性祛魅和认知重构,又体现出了社会实践与文学叙事间的必要互动和平衡。     

尼采的“超人”与中国反现代性思想

现代中国文化思想中的尼采有三副面孔:反抗现代性的"超人"、批判旧传统的"偶像破坏者"、人生艺术化的诗哲。本文讨论第一个方面。首先概括中国知识人对尼采"超人"所作的个人主义理解,然后分析王国维和鲁迅的在诠释尼采中所提出的"非物质"、"重个人"的文化重建纲领,最后以"群众"观为核心简要评论鲁迅尼采观的得失。     

论治理文明——兼论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文明意蕴与行动自觉

广义上的治理文明是指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从事各种管控活动所取得的进步状态与进步成果的总称。狭义上的治理文明主要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国泰民安、繁荣富强,从事治国理政所取得的进步状态与进步成果的总和。治理文明是人类文明整体演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和理解人类文明的重要视角和深层逻辑,具有历史性、多样性、传承性、发展性、可塑性、结构性、层次性、互鉴性的特点。依据治理的构成要素,可以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治理行为、治理绩效等方面对治理文明进行评价。治理文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亮点,新时代的“中国之治”蕴含着新型治理文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新时代的治理文明在高水平上起步,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文明的行动自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生态新人”三维论析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生态新人”是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价值取向与目标愿景相契合的“绿色公民”或“社会主义新人”,具有政治思想立场上的坚定性、生态保护意识上的积极性、生态活动实践能力上的成熟性。在基本意涵上,“生态新人”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时代新人”重要论述相结合的理论产物,是对社会主义事业不断适应新的时代境遇、迈向更高社会文明层次的现实要求的理论回应,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性。在理论基础上,“生态新人”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探索理论与实践、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三方面基础,呈现出理论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结合。在培育进路上,“生态新人”需要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交互、环境公民社会建设范围与力度深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教育的积极推进三个方面协同作用。经由三维论析,“生态新人”及其培育工作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意义将得到清晰呈现。     

真理还是退化论——熵理文明对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价值新诠

“小国寡民”是老子建构的理想国度,历来的研究者以机械文明为参照对老子的理想国思想进行研究,认为老子的理想国思想是一种退化论。笔者通过老子思想体系和熵理文明的对比,逻辑性推出老子的理想国思想是熵理文明下的真理,并认为老子以直觉思维方式悟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另一条可能路径和人类应然的生活状态,为人类的终极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蓝图。     

“人是什么?”还是“人是谁?”——论海德格尔对人的追问及其意义

对人的追问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即“人是什么 ?”和“人是谁 ?” ,前者以理性或非理性的主体对人作出概念规定 ,并由此规定着西方哲学传统对人的理解的基调 ;后者视人之本质为问题而非答案。海德格尔以后一种方式通过“此在”作出对人的追问。在此基础上 ,本文分析了理解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前提 ,从此在的双重性质、此在的基本机制、此在生存的基本状态等方面对此在进行了诠释。在分析此在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歧的超越和此在对主客对立二分的认知图式的拒斥的基础上 ,本文剖析了近代人本主义与现代人本主义对人的理解的局限 ,揭示了此在的反人本主义意义 ,并提出海德格尔后期对此在的新的认识并未改变其通过此在作出的对人的追问的基本精神。     

允诺禁反言与约因的关系——兼析吉尔莫的“契约死亡论”

约因原则在16世纪作为对"承诺之诉"中的证明而出现.合理信赖利益曾经作为约因的构成要素而得到保护.在现代英美合同法中,约因与允诺禁反言都可以达到允诺被强制实施的后果,共同构成英美契约法的效力基础和核心内容,前者偏重形式与效率,后者追求实质的公平,它们此消彼长的地位波动中贯穿着法哲学思潮的斗争,它们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对立.吉尔莫的"契约死亡论"误读了<合同法重述>第90条的"信赖"内涵,混淆契约理论和作为社会现象的契约等概念.契约行为的现代化更新着契约效力正当化的理论根据.     

为什么中国将来会有生态文明?——接应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话题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预示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我国工业文明的进程已经呈现出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必要性。冯友兰先生早在上世纪初就对中国文化与工业文明或科学文明之间的关系做出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在中国周末的哲学中有三派:道家是自然派,墨家是人为派,儒家是中间派。不过,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正统儒家倾向于自然派。这三派之间的激烈论战是以墨家的失败而告终的,致使向内寻求幸福的自然派在中国思想史上长期占居统治地位。这就是中国长期没有科学的主要原因。文章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人为派对自然派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其结果是一方面促进了中国朝向工业文明和科学文明的转型,另一方面使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较大程度的破坏。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中华文明之宗就是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的理念,这种理念终将促使中华文明转向或复归它所固有的生态文明。     

文化互动与空间转向——论1990年代以来的“都市文学”

“都市文学”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现象之一,其出现显然与9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在考察“都市文学”的概念及其生成语境的前提下,依次探讨其发展脉络、作品主人公的身份、精神面貌,以及运用空间理论、后现代地理学探讨其系列问题,进而延伸至世纪初文学的“进城”与“返乡”等问题,既可以勾勒90年代以来都市文学的基本脉络,同时,也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     

现代儒学与中华文明之“常道”——基于文明论视域的考察

要准确把握现代儒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趋势,须坚持从一种更全面的文明论视域出发,不仅承认多种文明同时共存,而且承认各大文明自成一体,各有相对普遍和独立的"文明之道"以及作为灵魂与核心的"常道"。长期以来人们将提倡"常道"与"思想自由"简单对立起来,这在学理和事实上其实都站不住脚。现代儒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建立现代中华文明的"常道"做出贡献,它在百余年来的探索过程中已开掘出"技/学"、"政/教"、"理/道"、"礼/俗"四大层面的内容。现代儒学要完成其历史使命,须围绕这些层面展开,真正实现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人类学视阈中的“文化”与“文明”综论——兼论全球化场景下的文明冲突与文化交融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文化与文明既有内在关联,也有许多差异.全球化的进程,不仅仅是文明冲突的过程,而且也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和而不同"是全球化场景下文化发展和文化共生的必由之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自主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可以成为消解文化或"文明"冲突的重要途径.     

作为历史“韵脚”的“战国策派”——战争、国竞与中国文明的更化

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出现的“战国策派”是20世纪中国第二波立足于“国竞”并重新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潮,它与一战之前的第一波“国竞”思潮一样,重视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批判将“大一统”作为适合当下的秩序想象,批评家族制度与家族文化,寻求强化民众的国民身份和国民自觉。然而第一波“国竞”思潮的思想家在一战后对战前的思想倾向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从而为“觉醒年代”作出了新的贡献;而“战国策派”却在更为逼仄的国际环境压力之下,将一战之前的“国竞”思潮中的某些倾向进一步推向极端,从而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片面理解和对未来世界大局的片面预测。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兼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自然是万物之母,人是自然之子;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人应当是自然大家庭的善良成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