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关税的演化博弈分析

碳关税的征收是以缓解全球变暖、保护环境为幌子而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保护的一种手段,它的实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甚至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通过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得出,在国际碳关税政策博弈中,发达国家掌握了绝对主导权,发展中国家只能在接受和抵制之中做出抉择,碳关税的征收必然会对征税国与被征税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益。应对碳关税问题,我国必须审时度势地做到“有节”应对,步骤灵活地调整应对策略。     

“碳关税”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

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提出对进口的碳排放密集型产品征收特别的CO2排放关税,并将"碳贸易限制措施"扩大为"碳关税"壁垒。"碳关税"的开征必然对我国经济、出口贸易造成严重冲击。因此,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加强低碳技术创新,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以便充分地应对"碳关税"壁垒。     

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同WTO原则的冲突——理论与实证分析

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在GATT/WTO法律层面持续引起学者们对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激烈争论。而气候变化博弈中,WTO成员方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单边措施,可能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和其他若干规则。对从未做出碳减排承诺的国家进口的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可能违反SCM协定,TRIPs协定很难成功适用于气候友好型技术的转让与应用之中,这都是气候变化下WTO争端问题凸显的主因。本文通过探讨碳关税等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与WTO的一致性,对GATT/WTO关于贸易与环境的争端解决案例进行解读,探寻气候变化下WTO争端解决的未来走向,对我国频发的贸易摩擦提出应对策略。     

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研判、特征事实与影响因素分析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语言”。探索中国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保持战略主动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指出，减碳目标方面，中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加大减碳政策力度，以确保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通过加速绿色投资、充分发掘绿色消费潜力，缓解碳约束趋紧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经济转型方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实现“相对脱钩”,但未实现“绝对脱钩”,需要警惕“相对脱钩”可能引起的管控放松。能源转型方面，能源结构呈清洁化趋势，但新能源消纳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技术支撑不足制约了能源战略的推进。影响因素方面，人口、经济、技术和能源等要素的作用机制复杂且存在较强的区域异质性，在制度设计时应当因地制宜。政策工具方面，一是要提高碳市场定价效率，增强碳市场有效性；二是尽快开展碳税试点工作，形成对碳市场的有益补充，同时应对欧美国家“碳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     

碳达峰与碳中和行动的概念框架与政策应用

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共识与框架下,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已成为管控全球平均温升目标的重要特征事实和加速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问题的关键物理表征指标,亦成为创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新可能和新动能新优势的长远期战略选择。当前,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克服片面孤立静态追求碳排放物理量达峰与中和的研究观点和政策主张,以积极主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点,加强有组织的碳达峰碳中和科学研究,服务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工作大局。在准确把握政策语境和政策应用情境建构方面,要统筹把握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气候治理需求带来的发展和安全要求、人类文明形态创造激励,加强积极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稳妥推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一体化政策体系和能力建设。在加强气候变化科学与现代化发展政策对接方面,要从经济社会、民生福祉和治理体系效能等方面理解、完善和拓展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研究内容与维度,不断完善“1+N”政策的经济分析体系。     

多哈世界气候大会成果及其影响

多哈世界气候大会通过了“多哈气候之路”,延续了《京都议定书》,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包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启动了新一轮谈判以便制定2020年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框架,初步描绘了全球保护气候长期安排路径。多哈会议成果及其最终可能形成的长期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安排,将对未来碳市场、全球经济及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长期来看,多哈会议成果对中国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我国应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江苏的影响及应对建议

为加快争夺全球气候规则制定主导权,同时为欧盟内部生产商和进口商创造更有优势的竞争环境,降低碳泄漏风险,欧盟提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于2023年4月25日正式通过CBAM法案。CBAM计划对钢铁、水泥、铝、化肥、电力和氢六类产品率先征收碳关税;以2023—2025年为过渡期,2026年正式开征;在费用计算方面,优先采用实际碳排放强度确定碳排放量,并规定费用抵免情形。CBAM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诸多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符合WTO规则要求、是否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冲突、是否会带来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等方面。在国际碳定价博弈加剧和国内碳市场尚不完善的大背景下,CBAM短期不会对江苏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但长期可能导致产业链断链风险;铝和钢铁等部分高排放行业出口将受挫,但对江苏整体出口影响较为有限。为应对未来CBAM正式实施可能带来的挑战,江苏应上接国家战略,构建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下抓落地实施,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内强政策工具,健全碳排放监测核算体系;外拓多元贸易,防范外部风险冲击。     

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以来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研究综述

法律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德班世界气候大会提出了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法学研究者在温室气体减排、限排和封存方面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国内外能源法的比较研究、依法监管碳排放权与温室气体排放、探索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的相关法律以及发展低碳经济等领域。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我国学者认为应加强法律建设，提高应对能力。此外，我国学者还就气候变化对海洋、航空等方面法律提出的新问题进行了探索。     

气候变化对中东的复合安全威胁及其应对

中东地区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十分脆弱，全球气候变化作为长时段和结构性的变量，对中东国家造成“复合型”的安全挑战。沿着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国家稳定与安全的光谱，气候变化逐渐由低政治的环境安全问题转变为高政治的安全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机制呈现出从直接到间接的转化，形成气候—干旱—社会矛盾加剧以及国际水源争夺两种主要作用机制。中东国家普遍加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承担相应的气候责任，着力推动减排去碳，发展清洁能源，增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但中东作为主要的化石能源产地，尚未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资源受限，面临着兼顾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进程与能源转型的两难处境。这需要平衡两者关系，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防止引发新的危机。     

论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呈现出以下发展方向:"中心-外围"架构的金融体系短期内难以改变,长期美元地位是否下降取决于美国未来技术的领先水平;"头脑-肢体"的国际分工体系可能因碳关税在国际间的推行而深刻改变;两极增长体系可能因美国纠正"过度消费"而失去内在动力.面对世界经济这种发展潮流,中国应加大技术投入,提高产业化水平,促成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的转变.     

论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

本文论述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对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准入、贸易自由化及多边贸易体制方面所提供的贸易利益，以及各协议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成就。并针对占世界贸易及发达国家贸易较大份额的欧洲联盟、美国、日本、加拿大对发展中国家在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减让等方面提供的贸易利益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详细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贸易方面的竞争力及地位后，对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受益国家与地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文章也论及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充分把握机遇，调整贸易政策，从而提高其在全球的贸易竞争力，以此推动其经济增长。     

入世后我国关税运用的调整与定位转变

综合分析了WTO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贸易协定中关税运用的调整,探寻了我国入世后关税运用定位的变迁规律。研究认为,入世后我国关税调整由被动适应向主动性与前瞻性转变,关税的财政与保护职能定位已弱化,宏观调控职能凸显且目标趋于多元化发展。随着数字技术对全球贸易模式的深刻影响,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的颠覆或将成为关税的新一轮升级方向。因此,建议在顺应WTO可持续发展的规则下,政府可优先调整数字经济产业的关税结构,有效发挥关税调控职能,抓牢数字化发展机遇。     

应对气候变化之政策与政策工具选择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紧迫形势下,经过多年的博弈,欧美将口号变为实际行动,各国基本实行的是市场机制下的碳税、排放贸易机制混合的碳减排制度,在工具选择上遵循公平性、适应性和有效性的标准。我国目前气候变化政策工具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可考虑由专家与政府共同决策,按照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分地区集团化进行的减排路径,建立以市场为主、行政为辅、法律监管为后盾的减排政策机制,实现经济工具、政治工具、法律工具的三位一体。     

欧盟碳中和立法及其对我国的挑战和启示

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政策和法律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其气候政策与法律的推进可以分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出台之前的间接减排模式、《京都议定书》出台之后以降碳为中心的强制减排模式以及《巴黎气候协定》出台以来以碳中和为目标的自主承诺模式。自提出2050年建成“碳中和大陆”以来,欧盟积极推进碳中和立法,实施“绿色新政”,出台《欧洲气候法》,并启动“Fit for 55”一揽子立法计划,形成了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气候行动评估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欧盟碳中和立法对我国而言既有挑战,也有启发,我国需要对欧盟在引领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以及实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方面带来的挑战予以积极回应,同时也可以借鉴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有益经验制定《碳中和促进法》,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碳中和目标下法国应对气候变化法制及其启示

法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源于全球气候问题的急迫性,作为欧盟创始国之一的法国在碳中和的背景下,充分利用既有的理论资源,积极构建应对气候变化法制,形成政策、法律、行政法规交相呼应的应对气候变化规范体系,并通过以此形成的价值观来服务欧盟的外部行动,进一步维持和巩固其在气候变化中已获得的全球领导地位。同时,法国在国家框架之外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利用这种领导地位来加强其作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全球参与者的形象。应对气候变化法制的“法国方案”——理论渊源、实现路径以及所产生的内外效应,可以在气候领域为我国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道路上提供有益经验,也为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形成“中国方案”提供重要借鉴。     

关贸总协定的例外条款及其在我国的运用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以下简称总协定)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条约,即有关关税和国际贸易准则的多边条约;二是指组织,即组织与协调国家或地区间贸易的国际组织机构.总协定的宗旨是:“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生产与交换。”为实现这一宗旨,总协定提出了非歧视原则、多边互惠互利原则、市场开放原则等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同时,在40多年的活动中,总协定一贯奉行注重实用、灵活变通的原则,这一特色集中体现在总协定的各项例外条款上。例外条款(广义上的)是指缔约国在什么情况下可违     

中国综合商社的组建、发展与进入WTO

在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今天 ,中国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如何打出去 ,在世界经济的大潮中适应和发展自己 ,以抵御风险恶浪 ?这就需要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组织大兵团作战 ,形成有一定规模经济的航空母舰 ,能与世界强手抗衡。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出组建和发展中国综合商社。中国综合商社的发展应从商社的第二阶段起步 ,即越过单纯的贸易功能阶段 ,而直接进入以贸易为主体 ,集贸易、金融、信息、综合组织与服务功能等于一体的综合化经营阶段 ,并迅速向第三阶段推进。中国综合商社这样的推进顺序 ,体现了组建综合商社的宏观目标 :为产业国际化发展战略服务 ;规范混乱的外贸经营秩序 ;提高外贸企业规模经济效益 ;作为政府对外经贸实施宏观调控的传导点和作用点。为实现上述目的 ,就需要我们立足国情—以市场为取向—试点起步—政府扶持—配套改革     

新形势下俄罗斯气候治理政策的发展演进

作为全球化石能源存储大国、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和排放大国的角色地位不会发生改变。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设计以及俄罗斯的地理国情使得它拥有大量碳信用额度和强大的碳隔离能力,无论作为全球碳库还是碳源,俄罗斯都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产生重大影响。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内外政策部署,具有显著的适应而非预防、聚焦本国而非放眼全球的“实用主义气候政策”特征。俄罗斯气候政策受多方因素影响,包括能源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利益、国际社会压力等。只有对此有所认识,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俄罗斯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中的立场观点与应对行动。     

出口企业跨越国际技术贸易壁垒的方式和方法

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壁垒中关税对贸易影响的逐步弱化,非关税壁垒已经成为我国出口的主要障碍,技术性壁垒更由于其一定程度的合法50性和隐蔽性.成了未来中国产品出口面临的最主要障碍.出口企业应按进口国法规和标准组织生产,获得准入证;按进口国规定参加认证,获得通行证;掌握相关贸易的程序和要求,畅通贸易.在遭遇贸易壁垒时要客观分析、准确应对、控制风险.依据WTO/TBT规则,判别技术贸易措施的合理性.对合理的技术措施,积极采纳、降低损失.对于歧视性技术措施,要拿起武器,捍卫合法权益.灵活应对预警信息,防范未来风险.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控制风险的能力.     

碳预算方案：一个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英文)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已有一定的科学认知和国际政治意愿。由于涉及经济代价和发展权益，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制度框架均难于兼顾公平与可持续性双重目标。以气候安全的允许排放量为全球碳预算总量，设为刚性约束，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可持续性；将有限的全球碳预算总额以人均方式初始分配到每个地球村民，满足基本需求，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公平性。根据历史排放和未来需求进行碳预算转移支付，设计相应的资金机制，使碳预算方案具有效率配置特征。不同于分时段、临时目标的《京都议定书》途径，这样的碳预算方案是一个全面涵盖的整体性一揽子方案。然而，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已泛政治化，许多技术性问题需要国际政治与外交谈判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