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党派阀政治的基本特征

派阀是日本政治的原点,战后日本政坛的每一次大变动都有派阀活动的身影,派阀成为"党中之党"。自民党派阀是其党内大腕政治家为了争当总裁和首相而培植并组织的亲信班底,同时也是这些派阀首领对其下属议员实施组织化的有效工具。派阀所遵循的逻辑是"实力主义"和"弱肉强食"。随着民主党的上台及其执政时间的延长,其内部派阀政治的特征也会显露出来。     

政治文化与日本内阁“短命”的特性

"伙伴"意识,即日本式集团主义是日本难以产生强有力领导人的根本原因.这种集团主义同时也是"轮流坐庄"思想的根源.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正是日本武集团主义的表现.所谓"派阀的逻辑",即派阀活动的规则就是"轮流坐庄"思想的实践.小泉企图打破派阀政治,进一步从反面证明了"伙伴"意识根深蒂固的特点,日本内阁"短命"的特性今后也不会有大的改变.     

论冷战后日本自民党的派阀政治

从派阀政治的视角看,冷战后日本自民党的支配体制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自1996年初自民党重新主导政权以来,其党内各派阀相继“复活”,但派阀自身的统合能力却因“政治改革”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削弱。在此背景下,2000年底发生的“加藤之乱”不仅使得自民党政权一度处于危机之中,并且加速了自民党政治的改革进程。“小泉变革”的实施,则导致自民党的派阀政治逐步走向衰落,各派阀的“细小化”与“流动化”趋势更加明显。     

日本"有事立法"中的政治力学管窥

日本众参两院最近相继通过了政界争论多年的"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这些法案顺利通过国会审议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党这个最大的在野党放弃了与自民党对抗的一贯立场,使国会斗争中时隔10年再次出现了革新政党对抗保守党派的局面.原本处于朝野对立状态的自民、公明、保守、民主、自由五党步调一致的政治抉择,反映出这些政党之间相同的阶级属性与政治信念.自民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治交易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在不同保守政党争夺政权的表象背后,掩盖着保守政治中朝野双方"貌离神合"的本质属性.举凡决定国家道路的原则问题,从旧自民党派生出来的各种新党最终总要同自民党形成一股政治合力,驱策日本在既定的道路上前行.     

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前后派阀功能比较

派阀是日本自民党内的重要政治组织，曾在议员选举、内阁乃至党内职位分配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1994年日本将众议院议员选举由中选区制改成小选区比例代表区并立 制 以后，派阀在议员选举时的推荐侯选人等功能有所减弱，但职位分配功能却继续存在且呈加 强趋势。自民党的派阀受文化和制度双重因素的影响，它在选举制度改革后及时调整了功 能，继续在日本政党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政党政治之比较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都是其本国政治、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而日本是在二战以后,在美国占领时期短时间内完成的民主政治体制,因而它与西方政党政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日本的政党制度不同于两党制和多党制,政府由不同的政党或政党联盟轮流执政,日本能够在完全竞争的多党制条件下,自民党以优势地位执政长达38年之久;其次,日本的政党组织结构与西方国家不同,日本政党内部派阀林立且活动持久;第三,日本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党政分开,自民党直接参与政府运作,成为政府运作的中枢神经;第四,日本的在野党没有起到西方发达国家在野党监督、制约执政党的功能,各政党没有明确的政策主张,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     

安倍政权的政治属性与政策选择

2006年9月自民党新总裁安倍晋三组建起新的联合政府,开始了战后出生的政治家领导日本的新时代。政治属性上以战略派为主要特征的安倍政权产生,标志着“1955年体制”余波的消亡,日本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不断向首相官邸集中,“脱离战后”意义上的政治体制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自民党新老政治家之间的权力交替,新政治势力开始按照日本的国家战略利益需要,一面推进修改宪法等基本国策,一面调整自民、公明两党联合政府的经济政策。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治原因分析

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治原因有三:日美同盟、派阀政治和中日互动。日美同盟是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结构性原因,也是基本的国际背景,它决定了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由敌视变为和平友好,再进入合作,最后出现防范和对立的过程,是日本对华政策制定的前提。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是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原因,亦即内在原因,它决定了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由于不同的派阀执政而经常出现摇摆的现象,是日本对华政策变化的内因。中日互动是由两国围绕争端焦点而表现的不同反应所引起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良性的,有时是恶性的,良性互动使得日本对华政策比较理性,恶性互动则使得日本对华政策比较僵硬,它是日本对华政策思考的重要变量。     

经团联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以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出台为例

作为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压力团体,日本经团联在战后很长时间内通过向自民党提供"政治献金",对日本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以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出台为例,探讨自1994年开始停止向自民党提供"政治献金"后,经团联在日本的对外贸易政策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并试图从压力团体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过程.     

包容与拒斥——"东方文化派"伦理思想探究

自20世纪初形成东西方文化论战以来,"东方文化派"促成了一股颇具特色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东方文化派"主张将中国伦理文化推及世界,使其成为拯救西方社会"道德危机"的良方.它以道德调和论和道德形上学为基本思路,建构了中国伦理文化的近代体系.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低碳生活”与“节能”

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与节能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低碳生活就是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节能就是应用技术上现实可靠、经济上可行合理、环境和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有效地利用能源,提高用能设备或工艺的能量利用效率。低碳生活与节能是人类的深度思考。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