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民族主义解析

宗教民族主义是指在宗教信仰十分普遍的地区所产生的一种后发型民族主义,它以宗教教义为行为准则,以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忠诚为基础,是宗教信仰与民族情感交相融合的产物。宗教民族主义的产生,首先,要归因于宗教的民族性与民族的宗教性;其次,它是特定背景下构建“民族”认同的结果;最后,宗教民族主义的产生还与宗教组织对社会政治权力的干预密切相关。在表现形态上,宗教民族主义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在价值指向上,宗教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在发展趋向上,宗教民族主义呈现出多样性。     

冷战后的世界与中亚——驳亨廷顿教授的“文明模式”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一个时代——以美苏对峙为特征的冷战时代的最终结束。尽管有巴以和解,柬埔寨和南非新政府成立,但世界仍不平静。海湾战争、波黑和高加索的战火、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界的武装冲突,北非到中东的暴力事件,说明冷战后世界和平并未降临。面对冷战后的世界,西方政治家、观察家、学者,或演说、或谈话、或著文,各陈己见。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教授在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上著文《文明的冲突》,精心构筑了所谓的“文明模式”,因极富学术理论色彩而尤为西方传媒注目。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而是文明间的差异。因为:1、文明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其间的冲突也是决定性的;2、宗教是“文明模式”的核心因素;3、文明间的断层线是今后危机和冲突的爆发点。亨廷顿危言耸听地宣布:“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的话,将是文明间的战争。” 然而亨廷顿的“文明模式”,并非严肃科学研究成果,表现在对历史的无知和现状的歪曲。世界上许多学者立即著文批驳,比如,中国学者穆立立的《文明的分解、民族进程和     

民族、宗教与国家:多元认同视野中的考察

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分立,承认三者之间的共存共生关系,要远比强调三者的对立冲突更具现实意义。作者认为应基于共存共生的客观事实,在尊重与包容的总原则下探索三者关系协调发展的路径,主要包括:确保国家认同之于社会个体成员诸多集体认同形式中居于最高层次,进行社会个体成员的国家公民身份建构,通过权利保障及利益分配来维系少数群体对国家的忠诚,加强不同民族及信教群体间的交流与沟通,等等。     

文明的冲突抑或共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与罗尔斯"重叠共识"论之间

冷战后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多极化和多文明的社会 ,文明的冲突和基本人权的扩展并行不悖。这一新趋势既存在于各个民族国家内部 ,也同样存在于国际社会。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罗尔斯的“重叠共识”论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现时代的这一重大趋势提供了可谓是互补性的基本分析框架。也许 ,两者之间的某种“综合”可能为“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的建立提供一种可行的理论线索。     

从宗教的心理属性看边疆多民族地区宗教事务管理的路径选择——基于新疆南疆等地的田野调查

内聚性与边界性是宗教的基本心理属性,前者是形成民族认同意识的强大黏合力,后者是不同民族之间产生对立与冲突的重要根源。文章以作者在新疆南疆地区的田野调查为例,指出边疆多民族地区宗教事务管理中的老问题与新挑战,并从理念、组织与方式三方面提出边疆多民族地区宗教事务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享廷顿“文明冲突论”四题

享廷顿基于冷战后时代国际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他认为:文明将取代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未来的世界冲突将主要是文明间的冲突,这是20世纪40年代坎南提出“遏制”思想之后又一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本文从四个方面就“文明冲突论”给我们的启示、世界文明的分类,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国际政治行为的主体问题谈了一点十分粗浅的看法。对“文明冲突论”确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以期构建我们的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理论。     

中国文明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新探

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所回答的问题,应当是上古时代社会如何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以及进入文明时代的具体时间与标准,而不是对于自有人类出现以来文明因素逐渐增长情况的说明。断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除了金属使用、城市兴起等“物”的因素之外,“人”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文明时代的特征,不仅表现于“物”,而且表现于“人”——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只有文明时代的“人”的出现,才意味着文明时代的降临。我们应当理出若干文明起源的线索,认识在那个“长时段”里面人的思维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而由原始思维转变为理性思维。上古先民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增长的智慧,是文明起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后”学与民族主义的融构──中国后殖民批评中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

多元文化主义、文化认同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大陆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话题。亨廷顿在他那本在汉语学界深具影响的新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①这一趋势无疑应当被置于在冷战以后的新世界格局以及全球化语境中加以梳理与论析。亨廷顿之所以对文化认同问题给予如此高度的关注，是因为在他看来，冷战结束以后，决定世界秩序的核心力量已经由原来的意识形态对抗（社会主义／…     

“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

“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和难题。“三集团”论的兴起 ,“大国均势”论的推测 ,“文明冲突”论的预言 ,“单极时刻”论的发展 ,“全球村”的理想与现实 ,等等。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试图以新的推测或判定来宣布“后冷战时代”的终结 ,但“后冷战时代”仍在延续。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冷战后世界的变化是如此迅速和深刻 ,人们已经很难再用一种角度或方式来识别她了。     

民族与民主的冲突初探

民族与民主的冲突源于多民族社会的文化异质性与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其集中地体现在三个方面:制度设计层面上,民主制度的多数原则同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在文化心理层面上,民主的沟通机制同民族文化认同的冲突;在国家制度层面上,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的冲突。而要是实现其整合,超越“民族宰治民主”与“民主游离民族”,则需要从削弱民族属性与倾斜民主制度两个方面着手,并依靠政治经验与政治智慧解决多民族国家的民主整合问题。     

论宗教与国族认同上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民众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一种政治意识,它靠对国家民族的情感而维系,也靠传统的集体意识和理念来强化,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宗教。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无论现在是否为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宗教在其民族情感和整合当中的作用仍然是相当复杂的。虽有强弱之分,宗教对于国族认同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在有些国家甚至还是至关重要的。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加强国族的团结和整合,但其极端的、非理性的发展,又往往导致盲目排外、抗拒文明、拒绝普遍道义的蒙昧主义,其结果是维护落后、政治上极端保守,给国家民族带来大灾难。我们对此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而考察历史上的宗教与民族主义的复杂关系和互动,正是这种积极态度所需要的。     

略论民族主义在冷战后的新特点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冷战后国际政治表现出民族国家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突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冷战后有三个主要特点 :狭隘性、极端性和宗教性 ,这些特点对国际政治造成的影响是 :经济利益的民族主义、国际冲突加剧和国际干涉复杂化。     

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之路

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之路曹跃明，徐锦中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是一个热门话题，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时代使然。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过去一直以意识形态之争为表现形式的国际经济竞争，现在多是以文化（宗教）和民族争端的形式出现，而文化之争实际上也是民族竞争的一种...     

文化同一性的危机与中亚民族主义的认同困境

文化的同一性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作保障,没有平等的公共文化、共享的权利、自由和资源等现代因子的注入,以一元化民族历史文化为诉求的民族认同不免会诱发民族主义的偏狭与自私,而单一的政治文化所导向的国家认同也终究会走向裂变。当下中亚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潮正反映了原有的“苏联公民”的政治文化认同瓦解后,民族文化认同和宗教认同均无力回应国家现代化要求的困境。对多民族的中亚各国来说,建构以公共善优先为价值规范的国家认同不失为民族主义的理性选择。     

论后现代时期的民族主义

冷战结束后,世界历史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在世界现代化历史的框架下,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动力,并成为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文化身份的内涵与要素

身份的冲突和对抗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而其深刻的根源在于不同文化的融合和碰撞。文化身份注重从人的身体特征、民族、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来构建人的身份。文化身份的来源和要素存在着多样化和差异化,它既推动了全球化时代不同人群的交流、融合和混居,同时也是冷战后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和恐怖袭击的文化根源。     

90年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语境

思想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接受怀疑。２０世纪是一个多变的世纪,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这个世纪的最后归结和新的千纪年诞生的先声。２０世纪的社会风向标标明,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纪的下半叶是由“政治冷战”转向“泡沫经济”,并在世纪末进一步转向“知识经济”和“文明对话”。而左右着人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亦从单一的“冷战式的二元对立”,进而到多重文化政治经济因素的“交互整合”。不妨说,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心之后,决定人类命运已然成为以经济和金融为主轴的“知识经济”的较量,并有可能在“文明冲突”之后走向不…     

社会认同：分化与再结构

围绕不同时代的社会认同建构方式,梳理了前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认同整合机制,尤其是两种不同社会的整合机制：“公民权”和“人民”;分析了全球化时代的新社会运行逻辑与新社会组织方式的出现,及其带来的社会认同分化;提出了当代中国面临的社会认同再结构问题。     

文明移植与社会进步

文明,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它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大部分。由于“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0页)。所以,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起,不同的地区和民族就有着不同的文明程度,并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距离不断拉大。有的地区或民族出现了封建因素的萌芽,有的进入奴隶社会,有的则还处于原始文明状态。这种各地文明程度的不平衡性,实际上就为文明移植提供了必要和可能。     

历史因素与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从广义上来说,它与社会进步、社会变革、社会变迁等概念有相似的含义,即:均是指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均是指社会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演进。其涵盖面为整个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整个发展过程。从狭义上来说,也就是说从发展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看,它是对现代化过程发韧以来历史过程的概括,是指社会由“传统”阶段向“现代”阶段的过渡,以及“现代”阶段本身的不断完善。今人讨论“社会发展”时,多是从其狭义方面入手。历史因素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原点,民族的一切发展都始乎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纵线索上新旧矛盾的冲突,而不是横向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冲突,但是,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冲突却可以加剧某一民族中所含历史因素的再选速度,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