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观研究的精英途径--新中国技术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新中国技术观的形成过程中,权力的集中使政治精英拥有权力话语;学术研究的不充分使学术共同体在论证、诠释、放大精英技术观的层面上发挥着社会作用;而公众对政治既敏感又不积极参与的态度及其科学素质的低下,使其在国家技术观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十分微弱.由于中国技术观自上而下的形成过程,在新中国技术观的研究中,精英途径居核心位置.     

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治理制度创新。分析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点。本文从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出发,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运行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拥有政治权威、经济资源支持的党组织主导了多元主体互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并以其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各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传统文化的嬗变与农村社会秩序重建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即由共同体本位的社会转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这个过程离不开小共同体的发展.近代以来,大共同体本位下形成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而发生嬗变,小共同体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秩序也发生了变迁.从传统文化的三个层面即技术、制度、观念与农村社会秩序的经济、家族、礼治的对应关系中分析传统文化嬗变对农村社会秩序变迁的影响,得出凡是能发扬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或承载人性伟大的传统文化都拥有顽强生命力的结论.由这类文化培养的民间精英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将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生和农村社会秩序得到重建.     

农村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与农村现代化的推进

建构农村文化共同体,对解决当下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主流文化的引导下,以农村基层组织为核心,综合利用地方文化机构、民间组织、农村精英分子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建构农村文化共同体,才能有力推进农村现代化发展、夯实农村现代化成效。     

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

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回流人才及村庄内的部分精英农户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乡村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完成了乡村精英的重塑。乡村新精英的产生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新精英通过和资本同盟积极响应经济机会,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凭借熟人网络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乡村精英再造具有双重效应,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新精英的兴起激发了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但也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加剧了乡村阶层分化。     

论社会组织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路径及风险防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吸纳和支持社会组织利用“第三部门”的天然优势通过合适的路径发挥对外开展民生工作、保障民生权利的正面效应，是有效回应多元主体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诉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应有之意。运用SWOT分析法对社会组织的五种不同类型的路径从对外发展机会、对外发展威胁、自身优势、自身劣势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找准社会组织参与优势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佳连接点，并据此提出针对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建构的建议，将有效助力其参与的“社会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获得并进行多元化、共生型的工作路径选择，最终与受援助国协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性支撑——人类命运发展能力共同体、民生权利保障防控风险共同体。     

论道德的精英化与平民化

中国传统道德是一种精英道德。在我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 ,精英道德由于与现实社会不相适应而在实际生活中失去了规范作用。而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平民道德又由于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支撑和有力辩护而难以获得其合法承认。道德的现代化应是在科学厘定精英道德和平民道德之具体内容的基础上 ,实现两者的合理划界和有机对接     

“事件团结”与村庄生活共同体再造——基于一起乡村事件的实证分析

村庄共同体在承载生态多样性,维系乡村社会秩序,弥补国家基层治理不足等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乡村人口分化和流动的背景下,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村庄既不是滕尼斯式的村庄共同体,也不是原子化状态,而是呈现出介于二者之间,但趋向原子化的一种状态。文章通过个案研究发现,村庄精英借助村庄差序格局关系的社会资源和自身具备的外部资源,以行动干预方式,发起并塑造具有共同情感的符号和集体认同的村庄事件,发挥新媒介对村庄资源的整合功能,弥补国家基层组织应有的社会整合和利益分配功能,使“事件团结”再造村庄生活共同体和推进乡村建设具有可行性。但也应看到,村庄生活共同体再造还需国家有条件的干预,改进国家基层政权建设机制,实现村庄集体资源的公正分配,这是推进乡村建设必须面对的现实利益基础。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行为及心理分析

民间科学爱好者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作为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所谓科学活动的特殊群体,他们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业余科学爱好者”。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存在很多共性,其最大的外部特征是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正常的交流。他们只有偏执性的心理倾向,由此可以对他们的某些外在表现如顽强刻苦、自我崇高进行解释。他们的行为从外部看类似于行为艺术,从内部看,也可以解释为某种无意识的巫术心理。对民科现象做进一步的解读,可以为理解科学、公众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维度,也可为科学传播提供借鉴。      

一个“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效能研究

教师学习共同体在实践中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虚假的繁荣。以“星期四读书沙龙”为研究 对象,分析了该学习共同体所发挥的实际功能,提出要从文化和心理的视野理解和发展教师学习共同体,在发 展教师共同体时既要关注教师的内部需求,又要寻求外部支持,同时还要重视共同体自身的组织建设。     

和谐社区治理主体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在分析社区治理过程中国家权威重建、社区社会组织兴起、社区精英对社区治理过程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营造和谐社区过程中,必须构建国家与社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互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精英的引导性互动、国家与社区精英的整合性互动三种社区治理主体的互动模式。     

国家的在场与家族共同体的消亡--以摩哈苴彝汉杂居村为例

本文以摩哈苴彝汉杂居村为例,探讨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设中,摩哈苴家族共同体在国家权力与地方传统的互动中消解的图景:国家"经济暴力"的利民性下沉造成了家族生产共同体的缺失,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下沉造成了家族仪式共同体的消亡,国家"话语霸权"的渗透性下沉造成了家族象征共同体功能的失落.也就说明,在"有国家的社会"中,特别是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设的背景下,国家与民间社会家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弹簧式张力关系,而是国家在社会中始终占据主导性地位.     

波兰尼科研诚信建设思想探析

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是科研诚信建设的主体。波兰尼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科学共同体”思想，认为科学共同体存在着两种矛盾关系：其一，科学权威和普通科研工作者的协作与冲突关系；英二．科学传统与科学创新的矛盾关系。波兰尼通过对“科学共同体”自治管理和社会管理两种方案的设定，来达到规范科研人员的行为，从而实现维护科学健康发展的目的。     

对学习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的初探

在对学习、学习共同体的基本概念、基本特征和共同体、学习共同体的由来和发展进行初步探讨的基础上,给学习共同体进行了科学的界定。然后对作为学习共同体理论和实践产生基础的社会教育理念的变更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学习型组织及其在世界和我国的发展进行了介绍和探讨。最后,对我国学习共同体教育和学校管理目标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     

论农村工业化视域下的精英治理 ——以皖东七里村为例

农村社区处于转型期的特殊状况,给广大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依托自身的经济优势,掌握着农村社区众多的资源,在社区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优势成为其向政治精英过渡的筹码.集政治、经济特权与一身的农村精英们,为自身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凭借这些社会资本,精英阶层介入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并最终发展成为推进农村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大共同体本位?小共同体本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探析

“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是当前概括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两大基本观点。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 (互构与博弈 )。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 ,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 ,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     

合伙共包:一种中间类型的农业经营形式——基于华北一个家庭农场联合体的个案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土地流转背景下,在资本与地方互动过程中演化出迂回多样的中间类型的农业经营形式。以华北桃县一家庭农场联合体为例,分析其合伙共包的形成机制及与乡土社会、外部市场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这一具有合伙经营、异乡资本特质的家庭农场联合体,其成员主要由经营能力与资源禀赋相当且关系密切、地位平等的乡村精英组成。家庭农场联合体在内部采取了合伙共包却家庭分别独立经营的结合形式,形成农业经营共同体以应对市场;在外部则由于其农民出身的群体特征本性而熟练地运用乡土社会的伦理规则解决了嵌入的障碍。这种合伙共包的经营形式既规避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抗市场能力弱、规模有限、难以对接市场且嵌入乡土的劣势,又兼具了家庭经营、共同协作、规模议价的优势,实现了内部经营与外部互动的双重“嵌入”。这一具备家庭、合伙、互助等实质理性倾向的中间类型农业经营形式或可构成理解中国农业转型的新视角。     

流动社会中地方精英的生成：一座民营博物馆的诞生

论文采用个人生活史的方法,以一座民营博物馆诞生历程为案例,对流动社会中地方精英的生成过程与特征进行分析。论文认为,当前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流动性为外来者进入地方社会,并成长为地方精英提供了社会文化“场域”。流动社会的开放性特征也使得外来者具备调动各种“资本”、调整“惯习”,实现从“外来者”到“地方精英”转变的可能。然而,这一由外而内的地方精英的生成路径,存在着如何融入地方社会的困境。外来精英在依靠外部资本与权力成长为地方精英的同时,亦需在文化层面上强化与地方社会的联系,才能真正实现从外来精英到地方精英的转变。     

乡村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学思考

共同体是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持续作用瓦解了传统乡村共同体,但这也为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契机。当前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要求,建设以乡村政治共同体、乡村经济共同体、乡村伦理共同体、乡村精神共同体为主的四位一体的新型乡村共同体。其基本目标是实现乡村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文明进步、人民幸福;有效连接城市社会,实现城乡社会和谐互动、一体发展,维护整体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论史蒂夫·富勒的科学治理思想

史蒂夫·富勒的科学治理思想包括科学治理的思想逻辑、现实指向及实现路径三个层面。其思想逻辑层面呈现从开放社会的犯错权到共和主义理想的链条,现实指向层面主要针对大科学与精英主义的改进,实现路径层面指向科学的世俗化与民主化。富勒的科学治理思想重塑了科学发现与社会参与的互动关系,对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其科学共和主义思想过于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