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人才供给现状及改进对策

现阶段,社会对高质量的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巨大,而我国托育人才供给严重滞后,远不能满足当前行业发展的需求。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发现托育师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托育人才总体数量严重紧缺,专业背景欠佳、学历层次较低、专业能力薄弱;人才队伍稳定性差、资格证书混乱、职后培训缺乏。提出增设不同层次托育相关专业,制定托育从业人员资格准入标准、多措并举提高职前人才培养质量、建立完善的职后培训体系、薪酬体系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对策。     

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标准规范体系的现状及其优化研究

近年来,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标准规范建设进程较快,当前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但由于长期以来标准规范建设比较缓 慢、推进机制不健全等客观因素制约,当前婴幼儿托育服务在通用基础标准规范方面整体滞后,婴幼儿安全照护和权益保障标准 规范方面仍存短板,监管和人员标准规范方面较弱等问题。根据托育标准规范体系现状,结合托育服务发展需求,当前亟需建立 托育服务标准规范体系的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加快通用基础标准规范研制,促进服务提供标准规范的健全,补足支持保障标准规 范的短板,进而完善标准规范框架体系,推动各类标准规范的兼容,进而为婴幼儿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从碎片化到多元协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域下农村长期照护供给主体责任探析

目前,我国长期照护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由于参与主体之间的职责定位认识模糊及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协调长期照护养老服务供给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以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构建以家庭、政府、社会、社区力量共同参与的四维度分析框架,可以发挥各主体优势,克服单一主体供给“失灵”的问题。在以协同治理为核心理念的思路指导下,以长期照护各养老服务主体达成供给关系协同、供给内容协同、供给过程协同与供给目标协同为出发点,实现农村长期照护养老服务供给主体从“碎片化供给”到“协同性治理”,打破各服务主体碎片化运作的局面,增强服务供给的协同性,以期提升农村长期照护养老服务能力,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多元主体视域下后疫情时代疫苗犹豫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是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重要抗疫措施之一,有效干预疫苗犹豫对于实现接种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相关干预政策尚有欠缺。疫苗犹豫问题成因复杂,政府、媒体、疫苗供应商及接种机构等主体在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多元主体视角出发,通过借鉴美国、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地区的应对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议政府多维度统筹治理工作、接种机构提供专业化引导服务、线上线下开展多层次宣教工作、行业协会参与全程监管、疫苗供应加快技术革新,完善疫苗管理各参与方的协同治理关系,为加强我国疫苗犹豫干预手段、提升疫苗接种率提供理论支持与依据。     

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供给中的 政府责任及其实现路径

多元主体参与供给已成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从厘清主体间责任关系、保障服务公平性及推动多元参与机制良性运行等方面出发,积极承担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规划责任、财政责任、监管责任及伦理责任,并通过促进公共体育服务立法、加强责任政府建设、调整财政支出责任、健全问责机制等办法,保障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供给模式的效率。     

权宜之计抑或权利扩张：学前教育立法中的托育服务

国家在2023年重拾学前教育立法工作,并公布了《学前教育法(草案)》,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被法条明文分离切割。实际上托育服务自20世纪末式微之后,并非无法可依,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寄身于学前教育立法以获取发展空间与法律支持,尤其是在地方立法中呈现出类型多样的立法模式。尽管对于部分地方立法将托育服务纳入学前教育制度的立法技术,在特定历史阶段下应肯定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作为填补立法空白的权宜之计,该立法技术也日渐暴露出了覆盖范围有限、“过度学习”风险、保障水平较低等诸多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托育服务专项立法势在必行,其根本实现路径是从基本权利保护的视角出发,承认获得托育服务权是一项有别于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明确权能内涵,具体化相对应的各类国家义务。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合作供给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是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通过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当前影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质量的现实原因进行详细阐释,并提出优化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网络的重塑路径。从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的公共服务基础条件、多元供给主体行为模式和多元合作供给关系三个维度来看,正是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服务支持能力与多元合作供给资源困囿,主体的转译行为与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目标失谐,主体间竞争不完全、效能不确定与多元合作供给功能挑战等多重因素影响,掣肘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的服务质量。因此,需从加固多元合作供给网络的结点网络、激活活动网络、疏通关系网络三方面着手,重塑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网络。     

生态视域下的网络意识形态协同治理实现路径

网络空间具有拟生态环境特点,网络意识形态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竞争性、开放性、均衡性和演进性等生态属性。网络安全已成为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因素,研究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的一元性与多样化、网上与网下的交织、国内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隐性渗透与显性教育疏离等现实困境,提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对策举措。从多样性视角看,需要求同存异,实现多元“共治”;从竞争性视角看,要开展话语争夺,实现网络“法治”;从开放性视角看,要做到润物无声,实现网民“德治”;从均衡性视角看,要强调民主参与,实现基层“自治”;从演进性视角看,要推进协商合作,实现政府“善治”。总之,意识形态风险是影响国家政治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推进我国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发展逻辑与实现路径

"乡政村治"是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种"诱导性制度变迁",在特定时期内推进了乡村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但在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基层政权组织与自治组织显现出了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两者关系衔接不畅等问题。考虑到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以及解决"乡政村治"所隐含问题的迫切需要,党领导下的乡村多元主体通过平等协作的方式参与村治形成了协同合作化治理模式。这不仅化解了当前村治所面临的困境,满足了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还深化了村民自治的发展程度,扩大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布局,为我国乡村治理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福建省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现状分析

在全面“两孩政策”效果低于预期且“三孩政策”落地的背景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尤其托育服务成为迫切、刚性的民生需求。以福建省内1 030名0～6岁孩子的母亲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法,了解该群体对托育服务的需求情况。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福建省家庭入托率为29.61%,未入托家庭中存在入托意愿的超过63.17%,入托机构类型主要为民办幼儿园托班,孩子带养地和孩子数量影响婴幼儿家庭是否选择送托;家长送孩子入托的首要原因是为了培养孩子好习惯的主动送托,家长在选择托育机构时最看重的因素是园区环境和硬件配备,在托育服务形式的选择上大部分家长偏好日间托形式;打算送孩子入托的家庭中,87.78%的家长希望托育费用在每月3 000元以内,83.26%的家长希望送托距离在2km以内;部分家长不愿送孩子入托的最主要原因是出于安全、健康等方面的顾虑。政府应在科学发展婴幼儿家庭照护的基础上,对托育服务挖潜增量,通过多种途径优化监管,不断提升普惠托育服务供给质效。     

城市家长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及期望——基于3089 位家长的调查研究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开展《城市家庭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工作的通知》的相关工作,旨在了解0-3岁婴幼儿家长的托育及育儿需求,能够为将来规划托育机构建设、保育人员从业能力培训、托育服务行业规范及家长育儿提供相应指导。托育服务供给应当准确把握服务利用方的需求,准确体现托育机构的针对性供给,满足城市家长的入托需求,有效增加托育服务供给的可及和可得性。本文在温州市随机抽取3089位0-3岁儿童家长作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明确影响入托需求的主要因素,针对城市家长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偏好,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数据分析,为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有效供给提供对策及建议。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与服务供给创新

供给侧改革“以人为本”的理论逻辑主线与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供给中“提升居民满意度、获得感与幸福感”的价值指向是相契合的,因此它是检视城市社区治理成效、推动治理转型的新视角。首先,在供给侧改革思路下发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供需结构失衡、决策主体单一、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其次,以社区居民需求的意愿识别、需求管理、成效评估为线索,建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型。最后,提出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提供更扎实的主体保障、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以服务促治理是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转型的核心。     

协同治理视域下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路径

在全球化与经济新常态形势下,社会矛盾与冲突进一步复杂化与尖锐化,社会治理的难度日益增强,越来越需要发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优势。尤其是积极应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产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下推进政府“统管”向政府“治理”转型,建构一种协同治理体制格局。作为一种体现“官民共治”之善治精神的治理形式,协同治理是未来治理创新的战略选择。     

少子化时代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政策的供需匹配分析——基于Kano模型

少子化时代托位总量不足与空置率较高并存的现状倒逼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政策持续优化。基于X市的调查、利用Kano模型分析了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政策的供需状况。研究发现：现有各项支持政策的实际享受率均不高;主要的12项支持政策对机构而言均不是必备型政策,机构发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招生难”,希望政府能加大托育宣传;机构对各项支持政策仍然有需求,尤其是房租减免政策。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政策的完善策略应重点考虑：提高现有支持政策有效性,树立行业信心;鼓励探索需求型支持政策,培育消费市场;建立用房支持长效机制,降低运营成本。     

多元主体协同:网络舆情治理新方式

当前我国采用的网络舆情治理方式主要是政府主导型治理方式,鉴于该治理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改进,提出构建网络舆情治理新方式:多元主体协同方式。这种以决策制定中的利益协同、决策执行中的资源协同、实效保障中的政策协同为主要内容的新治理方式,能够把网络舆情治理涉及的各个利益主体与环节有机地联结起来,共同开创以利益引导、心理疏导、依法治理紧密结合的网络舆情治理新局面。     

协同视域下当代中国环境邻避冲突治理模式探讨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作为城市化进程的衍生物与副产品的环境邻避冲突也愈演愈烈,已然成为影响中国环境治理绩效的主要因素。通过对国内典型环境邻避冲突事件进行梳理,总结出当前中国环境邻避冲突治理实践中“一核多元”协同模式的应用情景,梳理出当前我国环境邻避冲突的演化趋势与治理现状,发现治理环节尚存在的诸多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从转变理念、提升能力、完善机制等三方面着手,对未来中国环境邻避冲突治理模式进行优化。     

元治理视域下“一核多元”式治理网络搭建路径研究

推动基层社区治理与人民切身利益、基层和谐稳定息息相关。以元治理理论为指引,有助于为当前社区治理提供更加清晰的理论支撑,推动我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本文提出社区元治理部门应积极行使组织培育、规章引导、资源支持三大手段,依托其“元治理”地位,构建“一核多元”式治理网络,发挥动员、协调、连接功能,从而推动实现社区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发展。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