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碑志文中的四大情结

从创作心理的角度剖析韩愈碑志文所包含的四大情结,即文人情结、少孤情结、英雄情结和伤逝情结,由此解读韩愈的内心世界。     

韩愈欧阳修碑志文风格比较

作为古文运动不同时代的领袖，韩愈和欧阳修同为名重当时的碑志大家，由于时代、文风、气质、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碑志文又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其中包括叙事方面的雄逸之别，抒情方面的肆醇之别，还有取材方面的奇正之别等等。通过对他们碑志文风格的比较，本文认为韩愈的碑志文开拓了碑志一体的文学功能，而欧阳修的碑志文则凸现了碑志一体的史学价值。     

从碑志文看韩愈散文的“尚奇”

韩愈碑志文的创作与他的其他散文一样,都有着＂尚奇＂的特点。这种＂尚奇＂主要表现在：谋篇布局上不拘碑志常格,打破固有模式;记述墓主行迹多写奇行奇事;语言运用讲究新奇,不落俗套。     

龚自珍碑志文探微

以《龚自珍全集》收录的碑志文为研究对象,从中透视龚自珍碑志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龚自珍的碑志文主要是较为熟知的人所写,较少有＂谀墓＂的成分,其碑志文不仅在内容上表达了他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深刻不满和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情,而且反映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及社会的认真思考。他的碑志文具有很强的形象性、论辩性,在结构上比较注重开头的艺术,语言风格丰富多样。     

庾信碑志文浅议

在唐前碑志文学发展史上,庾信是继蔡邕之后的一位重要的碑志创作大家.庾信继承了蔡邕的碑文观,认为碑文的职能以记功颂德为主,且重视碑文称功颂德的等级性.在碑志文创作上庾信虽然仍守"蔡氏矩矱",但也体现出了新变.他将浓郁的悲情引入碑志文创作,并成功地在碑志文中运用了"鹤"、"松"等意象,为悲情的生发营造适合的氛围.庾信的碑志文创作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位骈体宗匠高超的骈文技巧,又善于将骈体与散体有机结合起来,使碑志文的文学性大大增强.     

遗山碑志文叙事艺术探析

遗山碑志文以记叙事情为依托刻画人物，每一篇碑志文都是一篇成功的人物传记。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多角度叙事手法，撷取传主个性特征的主要方面品议人物；选择典型的材料，详略得当地品题人物，叙写事情；在叙事的同时，辅之以议论，出语精警，见解独到，议论和叙述紧密结合而互相印证；选取具有奇异色彩的传说状写人物，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韩愈碑志的文学化和散文化

韩愈的碑志散文,在体裁、内容和语言上进行了创新,将沿袭已久的应用文体、骈文体和旧程式加以文学化和散文化,写成了形象生动的传记文、如泣如诉的抒情文、理正词严的说理文,使碑志变成了文学散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庆元党禁与南宋碑志文书写

党争是南宋士大夫日常政治文化生活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庆元党禁政治的复杂性、多变性及其高压的生态环境,使碑志文在请铭、撰写和传播上均受其禁锢与制约,二者关联互动密切。而在政治与道学的长期纠葛中,除群体性的冲突与对抗外,士人官僚的个体生命意识不应被忽视与遮蔽。党禁视域下的环境、时空与人事三者,关乎道学士群的仕宦浮沉和应时心态,是影响碑志文书写的直接生态因子。此外,南宋党同伐异的政治文化性格亦使碑志文的书写往往成为"弱者的武器",促使碑志书写者在历史真实与记忆选择间生发紧张与焦虑的自我情愫,以内省化的主体特征和内倾化的书写文法,不断调和与消解党禁阴霾,最终使南宋碑志文整体呈现出包容的书写姿态。     

张说碑志文浅说

张说是唐代文章大家,他与苏廷硕二人的文章被时人誉为"燕许大手笔"。诰颂公文和碑志文是张说文章创作最为重要的两个部分,其碑志文在对墓主一生历史的述说的过程中,在题材、章法、文体等方面皆有新的创造,显示出了高度的文学创作水平,直接影响了其后的古文家。     

欧阳修碑志文简论

宋代文坛巨匠欧阳修一生写下了大量的碑志文,这是他散文创作中不可忽略的部分,这些碑志文在内容上大都能反映出他的政治理想和为政原则,体现出其较为先进的妇女观,同时生动地透射出他卓然独立的人格道德光彩。而在形式上,则较为成功地摆脱了碑志文作为古代应用文之一的僵化模式,不少篇章写得情感深挚,语言朴实流畅,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从而显示出更强的文学色彩。     

刘克庄碑志文书写的审美逻辑与情动转向

南宋季末,刘克庄主盟文坛,撰写了体量庞大的碑志之文,地方化与家族性特征明显。其碑志以情度情的审美逻辑,判然有别于理学家以理节情的文体书写观念,人格表达的艺术实现则以用晦与互见之法重出或略不论著,使文辞简俊而布置有致,且于叙事之外几乎篇篇征经引史,难逃词科习气之嫌,此又别出宋人一格。刘克庄碑志多作于暮年奉祠乡居期间,因其衰病思钝,不免将精神上强烈的盛衰体验投注到对行艺功业、政治理想和生死哲思的折冲、应时与妥协之中,情感亦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空间,以切世用,碑志蕴涵着浓厚的秩序重建意识,因而更具审美情致和韵味。     

从碑志文看元好问的政治、社会价值观念

金元之际的文雄和社会、文化活动家元好问,倚借良好的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全面接受了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儒学为主的价值观念体系。政治、社会价值观是其价值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元好问的政治、社会价值观主要包括强调君权的绝对性、以民为本、仁政爱民、坚持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权理念等内容。这些思想尤为集中、突出地体现在他的碑志文创作中。通过碑志文,元好问表达了自己在政治道德方面的忠君观念、社会理念方面的民本观念、治国方略方面的德政观念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华夷同一观念。     

以事写人 形随事赋——元好问碑志文写人艺术探微

“以事写人”是元好问碑志文的重要特色。元好问碑志文结合人物主要行状事迹，选取典型事件，详略得当地品题人物。在处理与多个人物相关的事件时，采取篇与篇之间互文见异的方法取舍安排材料，不但成功地叙写了人物，而且使其碑志文史料的含量大大增加。     

碑志文研究的一座里程碑——评李贵银《中国古代碑志文批评史》

《中国古代碑志文批评史》作为第一部专门系统研究碑志文理论批评的专著,参与了碑志文研究的纵深发展,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为文体研究与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著作从文献学入手,将文献学研究与文艺学研究相结合,梳理碑志文批评的发展演进历程,给予碑志文批评文本与批评家准确的历史定位,揭示了碑志文批评的人文蕴涵。     

唐代碑志文的盛世情结及书写模式——以初盛唐文本为考察中心

唐代碑志文的盛世情结起于文士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而帝唐大一统政权的发展更促进了这种思考,使得文士最终形成强烈的盛世期待心理。这在碑志创作中表现突出。具体书写模式表现为弘扬儒道精神、塑造时代典型、追求宏大壮丽的行文体式等,目的是为大一统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推进帝唐强国盛世建设。唐代碑志的盛世书写具有相当的文化构建和历史传承功能,并对后人的碑志文写作颇多影响。     

元好问碑志文分类研究

元好问的碑志文,收入《元好问全集》的共99篇,以传主身份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名臣、名将、良吏、名士、僧道、其他等6类.在碑志文的创作中,元好问结合传主的身份,撷取人物生平行状事迹的主要方面详细描摹刻画,突出了人物值得颂扬的品行才学和成就建树,蕴含了作者丰富的情感和独特的审美追求,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碑志文体关系新议

对于碑与志这两种古代常见的应用文体之间的关系,传统看法均认为碑在志先,志为碑之别,墓志文体由碑文体衍生而成。本文以碑、志文体的最初职能为着眼点,注重辨别雏形与成熟碑、志文体行文格式之区别,并借助出土文献资料,依据文体的渐变性原则,在否定碑、志关系固有成说的基础上,确认秦代刑徒瓦志为墓志文体起源观点的合理性;在肯定墓志文体独立性的同时,也明确碑、志两种文体虽并行发展,但发展并不同步,墓志文体亦受到碑文体的影响,存有碑文体的浸染之痕。     

从公文到碑文——从唐代公文运行再看韩愈《平淮西碑》的废立

唐元和十二年平蔡之战胜利后,在战后的两次册功中,第一次是对于破蔡州城、擒吴元济的大部队首领的封赏,以李愬功劳第一。第二次则是对于裴度部队的赏赐,以裴度功劳第一。韩愈的《平淮西碑》是在第二次封赏的背景下撰写的,这是韩文重裴度的主要原因。树立石碑事件是由群臣发起的,其目的在于记载功劳、为后世法度,这也是李愬争功、请求改写的原因。这一废立过程,也体现出碑文作为帝国公文通过礼仪性政务渠道进呈的私密性过程,与作为一种公共性文本最终示之天下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韩愈人才观初探

韩愈的诗文不仅明畅朴雅、自然纯正，而且饱含人才忧患意识。他基于对国家动乱、史治腐败的现实思考，结合自身“坎坷而艰难”的仕途经历，提出治国“在得人”的论断，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从成才、选才和用才方面表达了自己对人才状况的担忧，进一步指出了成才之途、选才之方和用才之策，形成了韩愈独特的人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