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策略

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我国科技创新资源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格局，加剧了东西部地区经济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距。四川省科技创新紧密围绕“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战略部署，形成了以成都和绵阳科技创新为主引擎的区域协同创新格局，对地方经济的贡献持续增长。当前，四川省在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平台、全球科技合作等方面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应融入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发展战略，拓展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创新高地的合作与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推动四川省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区域科技创新测度研究 ——基于因子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

分别构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区域科技创新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出2014—2018年我国各省区市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区域科技创新综合得分,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两大体系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各省区市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均稳步提升,但地区差距依然显著;两大体系的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但整体水平普遍偏低,提升空间仍然很大,属于良好协调以上(含)的地区仅占9.68％,而属于濒临失调以下(含)等非平衡状态的省市比重却高达70.97％;耦合协调度由高到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     

区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地方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基于生态学视角，运用生态位理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2016—2020年长三角区域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分析，发现在长三角生态圈中，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建议政府层面，应建立协同发展的合作机制，健全长效运行的保障机制；高校层面，应布局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统筹促进长三角区域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协同发展。     

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研究：分析框架与基本内容

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背景下,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需要协同发展。衡量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度,可从经济增长与要素协同入手统筹考虑,将传统经济增长理念置于要素协同与国际竞争的环境下,借鉴新经济增长理论,将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作为内生变量,构建一个经济增长与生产要素协同发展的“两层次、四函数”分析框架,按照“经济增长-要素协同-要素生产”逻辑,阐明提升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基本原理。     

科技-经济系统协同度模型及实证分析:1998-2003

以系统协同分析为基础,依据我国1998—2003年的统计数据,对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序参量的协同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科技—经济系统协同度偏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高,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科技—经济系统协同水平,推动经济增长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科技驱动的战略性转变。     

闽东北闽西南协同发展区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结合闽东北和闽西南协同发展区经济发展背景,通过评测两大协同发展区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为提高两大协同发展区科技创新能力提供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对外开放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两大协同发展区可以以特区外贸体系创新来带动科技创新和全区外贸发展;人力资本水平、高新技术发展情况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对科技创新能力的贡献值最高,因此合理和充分配置协同发展区人力资本是发展高新技术的关键;产业结构仅在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中有着显著相关性,在闽西南以及整体协同中并不呈显著相关性,两大协同发展区应该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改造和提升现有产业;能源消耗、环境保护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科技的创新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而应该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走绿色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研究结果表明,闽东北、闽西南协同发展区应当打造地方特色的“山海工程”,构建高质量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竞争新优势。     

中国区域科技人才集聚与创新环境协同度评价研究——基于速度状态与速度趋势动态视角

科技人才集聚与创新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其良性协同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结合系统之间协同作用机理,构建科技人才集聚与创新环境复合系统,基于2008～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测算协同度和动态变化综合效度,分析其发展规律、分布特征、协同发展阶段以及协同度的速度变化态势。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科技人才集聚与创新环境协同水平较低,并且地区不平衡性突出,东部地区协同度优于中西部地区,空间异质性明显,但是差异逐年缩小;我国科技人才集聚与创新环境复合系统协同水平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大部分省市处于中级协同发展阶段,促进两者向全方位协同阶段变化是当前创新环境建设的核心任务;科技人才集聚与创新环境的协同度的速度变化态势呈“逆马太效应”特征,东部协同度高,但速度态势趋缓甚至呈现下降趋势,属于“卓越区”和“下降区”,西部则与之相反,属于“低协同区”和“潜力区”。最后,提出促进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本医疗保障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及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与区域经济协同情况及其空间分异因素。结果表明,2018—2021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耦合协调度呈现增长趋势,但水平仍较低,且地区差异显著,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地区生产总值、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人口数量、收入分权度、医疗救助支出是影响两系统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子。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促进基本医疗保障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协同发展研究--以我国东部地区为例

文章构建了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测量的指标体系,在运用AHP和标准离差法确定各指标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的基础上,计算各指标的综合权重,并依据各指标的实际统计数据值标准化后的值来分别测算我国东部10个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情况,利用协同度模型,判断10个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的协同度。结果表明：我国东部10个地区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协同状态,其中北京处于良好协同;广东、江苏处于中级协同;上海、山东处于初级协同;浙江处于勉强协同;天津、海南、福建、河北处于濒临失调状态。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分析

基于多系统协调发展视角，从理论层面阐释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保护—区域创新”三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2013—2020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各系统的综合评价水平及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系统性差异；从整体均值看，全流域长期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在2020年初步迈入勉强协调阶段，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总体呈现由下游到中上游的递减趋势；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依次受到外商投资、科技投入、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多种驱动因素影响，且影响力依次增强，整体出现内在动力最大、外在动力次之而政府动力相对较小的态势。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强化流域三系统的技术支撑；优化内在动力，加强流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外在动力，打造黄河流域开放新格局；发挥政府动力，以财政政策支持和科技投入强化流域协调合作。     

网络结构、创新基础设施与区域创新绩效——基于网络DEA乘法模型的分析

利用滞后1期的两阶段网络DEA乘法模型,采用我国30个省份5年的科技统计数据对我国区域创新网络系统效率进行了测度,同时将创新网络结构变量作为影响区域创新网络系统技术效率的解释变量展开研究,使用DEA-Tobit模型考察分析了创新网络结构与创新基础设施两方面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区域两阶段知识创新整体效率均较低,整体效率较低主要是由于第二阶段的知识转化技术效率低下造成的;网络结构中网络开放性和网络规模对于区域创新效率具有一定作用,网络密度与网络结构洞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绩效则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目前,企业在我国区域产学研创新活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高校与研究院所的作用则远远不足。为提升我国区域创新绩效,我国各区域应在充分发挥企业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作用的同时,大力提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转化率,发挥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知识溢出效应;也应注重提高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加强区域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并注意R&D经费的使用效率。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省际差异与空间收敛检验 ——基于两阶段DEA的实证分析

将技术创新过程分解为技术开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应用两阶段DEA模型,测算2000—2013年我国各省高技术产业技术开发效率、技术转化效率以及整体创新效率,并检验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开发效率、技术转化效率以及整体创新效率的收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省高技术产业技术开发效率、技术转化效率以及整体创新效率差异明显,经济落后省份技术开发效率要明显高于整体创新效率,技术转化效率则小于整体创新效率,而经济发达的省份则相反;收敛检验结果表明,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开发效率、技术转化效率及整体创新效率均出现明显的收敛趋势,而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开发效率、技术转化效率虽然出现收敛,但显著性水平较低,西部以及全国无论是技术开发效率、技术转化效率,还是整体创新效率收敛态势均未形成.上述研究结论政策启示明显,中央政府应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省份高技术产业特征,采取差异化的扶持政策;而地方政府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不同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鼓励政策.     

城市圈背景下山东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变分析

当前城市圈建设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依托,如何加强城市间的空间联系、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区域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和潜力模型,对2010—2018年山东省各城市间经济相互作用演变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按照地理分布和经济依赖特征,可将山东省划分为中部以济南为中心的具有单向要素集聚特征的高经济联系度城市圈、东部以青岛为中心的具有双向要素集聚特征的中经济联系度城市圈和西南部“抱团取暖”的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低经济联系度城市圈,印证了山东省构建“一群两心三圈”空间格局的科学性。此外,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山东省经济空间集聚性进行分析发现,山东省全局范围内经济集聚性不显著,区域一体化水平较低。由此提出由中心城市带动城市圈组团发展、三圈联动促进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研究

中国跨国贸易已进入双向国际化发展新阶段,实现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在此背景下,检验中国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水平,分析双向国际化发展特征对构建高质量“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利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中国与74个国家和地区2011—2021年双向国际化数据进行协同性检验,并计算确定了中国在各区域双向国际化主导类型。结果表明:中国双向国际化整体协同水平发展平稳,同亚洲保持平稳上行趋势,而同大洋洲和非洲地区的双向协同性略有降低;中国双向国际化总体协同与区域不平衡矛盾较为突出,中国双向国际化耦合度均值最高达724.26,最低则为16.71,原因在于东道国和母国开展跨国贸易能力存在较大悬殊;中国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呈现出“东升西降”格局,与亚洲地区的协同水平逐渐超过欧美,但由于中国同欧美各国双向投资时间长、基数大,即使在近几年出现小幅下滑,双向协同水平仍处于较高水平。建议中国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契机推动双向国际化高质量协同,以整体协同为目标因时因地制定差异化双向国际化发展策略,以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为依托实现中外优势互补,以强化互动为核心激发双向国际化协同效应发挥,以风险检测为手段降低跨国经营风险。     

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以系统协同理论为基础,以2008—2013年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和区域经济的相关数据为依托,构建协同度模型研究了两系统协同发展的情况。研究表明：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是协同发展的,但协同发展程度整体偏低,重庆保税港区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强。据此,重庆保税港区应采取相关措施进一步拓展港口物流功能,促进两系统协同发展。     

种业现代化背景下种业产业链主体协同创新发展研究

种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构建多主体协同运作机制对于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4-2018年相关数据，以政府、种子企业、农业科技园区为研究主体，构建协同创新发展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泰尔指数研究省域协同创新互动现状，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省域种业协同创新水平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侧面反映出研究主体对于种业发展的重视；我国种业协同创新水平区域之间存在差异，空间集聚现象显著；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政府对种业的扶持力度等因素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显著，工业化水平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发挥的作用不同。最后从协同运作机制的构建、各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等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内卷化:困境表征与破解进路

随着我国对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投入的不断加码,当前农业科技贡献率与成果转化率却陷入“双低”困局,并呈现出科技供给旨趣错位、体制机制陈旧固化、协同创新与集成转化水平不佳等“内卷化”特征。对此,在厘清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内卷的理论逻辑与发展脉络基础上,提出应在科研选题立项和科技人员考核评聘方面进行科研评价体制重构,在收益分配与风险共担及成果转化激励方面进行内在动力机制重构,在企业主体培育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建设方面进行成果转化主体重构,在农业科技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整合方面进行协同创新体系重构,为破解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内卷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研究——以福建省两大协同发展区为例

基于2012—2021年福建省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指数和 DEA-Tobit 两步法,综合评价福建省各地级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效率损失原因,并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福建省各地级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不同城市和区域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建议以数字经济发展为抓手,打通科技创新资源要素流动壁垒;充分发挥协同发展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和地区,设计差异化的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路径。     

大型公共工程项目三重绩效及其协同评价

大型公共工程项目投资规模大,项目实施涉及到的利益群体众多,对所在地区/城市发展影响深远。在分析大型公共工程绩效特征,以及大型公共工程经济—社会—生态三重绩效内涵的基础上,探讨经济—社会—生态三重绩效协同评价模型。构建的协同度和协同发展度函数模型反映了大型公共工程项目经济—社会—生态整体绩效水平,以及经济、社会和生态之间的融洽和谐关系,完整体现了大型公共工程项目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     

两阶段链视角下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协同效应研究

基于两阶段链的视角,运用多阶段超效率DEA测算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效率及两子系统的发展水平,然后借助协调发展度模型,对两子系统的协同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对其协同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偏低,各行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和不均衡。依据两系统发展水平将17子行业分为四类,深入分析其特征及原因,并针对不同的类型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