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前，我们必须对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关系有一个正确认识，才能促使依法治国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一、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是统一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     

论人民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决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认清人民主体地位的含义,并从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制监督等方面来体现和保障人民主体地位,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前提。     

实质法治:中国法治发展之进路

法治既是国家的政治理想,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划分是理解法治这个综合性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当下,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阶段,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必然要求所追求的法治是一种实质法治。当前,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人权司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改革体现了实质法治正在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由之路。     

论法律思维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已明确写入我国宪法,而直到今天我国法学界对法律思维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对法律思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威的概念。而法律思维是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思维方式,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我们应提高对法律思维的重视,并通过司法改革、普法教育等措施培养法律人及非法律人的法律思维,进而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软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软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软法形式越来越丰富。目前最主要的形式有七种:一是公法的基本原则;二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宪法和行政法惯例;三是执政党的党内法规;四是宪法、法律中的宣示性、倡导性条款;五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规则;六是司法判例;七是行政执法基准。这些形式的软法对于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推进依法治国;规范执政党的行为,推进依法执政;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裁量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公民社会行为,推进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以及平衡改革、发展、创新与法治的关系,保障富强中国、民主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协调统一均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论我国经济发展绩效评价制度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绩效评价活动总体上处于试验阶段,绩效评价制度不适应经济转型的实际需要。要创新这一制度,应当坚持四个强化的政策导向,即强化经济成本考评导向,坚决把持续走高的经济增速降下来,在确保经济质量的前提下获取合理的社会收益;强化改善民生考评导向,把满足人民群众生存与发展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追求目标,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民生经济评价体系;强化环境建设考评导向,把保护与营造发展环境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健全生态、科技与政治环境评价体系;强化多元主体考评导向,把少数官员的自评行为转变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利益行为,提升绩效评价的合法性、透明度与公正性。     

完善依法治税新探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其实质是实现税收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因此,依法治税的核心思想是税收法治,这是我们理解和认识依法治税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国税收分配的现实状况,离依法治税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在税收法律制度、税收执法、法治观念、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地方税务以及税务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为完善我国依法治税,应当科学的实施税收征管、建立司法保障体系、强化税务代理、加强税收法律监督、尊重纳税人的权利。以推进和完善我国税收法制的进程。     

浅谈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富民强国的必然选择。法学教育作为传播和交流治国之道的科学活动 ,承担着法治建设中的神圣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 ,成为中国成功实现依法治国的决定性因素。实现“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关键之一在于司法改革 ,而与司法改革相配套的条件之一便是法学教育的改革。我们的选择应当是基于中国本身的法律 ,形成真正充实、统一的法学教育。     

新时代的中国县域法治发展

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县域法治不仅在区域法治体系而且在国家法治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构成了国家法治体系的基础性环节。县域法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法治体系的效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法治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格局。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权体系中,县级政权构成了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县域政治是整个国家政治运作的基层枢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无论是县域国家权力机关制度建设,还是县域政府治理变革,抑或县域法治社会的成长,都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县域法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九大对推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县域基层的具体实践作出了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县域法治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进展。笔者认为：由于提出了“依法治国”，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就应当理解为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且，应当继续组织深入的研究，以准确表述和大力宣传这一伟大目标，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指引我们前进的一面光辉旗帜。关于法治的三点认识笔者主张，应该明确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地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依法治国凝聚了百年来党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创造了新的辉煌成就,形成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经验。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四重内在逻辑,即富含深刻的历史逻辑、厚重的实践逻辑、系统的制度逻辑和科学的理论逻辑。     

困境与机遇：提升慈善活动制度化水平的新契机

当下慈善领域存在着信誉（公信力）危机、信任危机和信念危机，慈善事业发展面临困境。从利益角度审视，慈善困境的本质是慈善活动制度化水平不足：慈善组织自主性匮乏、适应性不足，慈善制度和程序复杂性欠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和“增强全民法治观念”的行动，带来了慈善组织增强自主性和适应性，慈善制度提升复杂性和现代慈善精神培育的新契机。以此为基础，我国慈善事业将迎来破除慈善困境的新机遇。     

略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法律与道德内在的逻辑要求，更是我国法治和道德的现状决定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基本途径，一是道德，特别是公务员道德法律化、制度化；二是培育社会公德，特别是公务员职业道德。     

法治视域中党的执政能力提升之思考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保障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在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进程中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廉政与法治的力量 对话胡云腾 与领导干部谈增强廉政法治意识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9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会议主题确定为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全会中,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还是党史上的第一次。这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在我国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必须依法治国;要取得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胜利,必须依法治国;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依法治国。要实现依法治国,领导干部是关键的中坚力量。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法治素养、依法办事的能力如何,将直接决定党依法执政理念的落实程度,直接影响各级党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效果,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成败。实现依法治国,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增强切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又必须不断强化领导干部的廉政法制意识,能够自觉带头学法、带头知法、带头用法、带头守法、带头护法,自觉成为法治精神的践行者、捍卫者,才能将依法治国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具体行动中去。只有充分发挥国家法制的力量,只有充分彰显执政者的廉政法治意识,我们国家才能切实走向法制化轨道。本期"特别报道",记者就廉政与法治的关系和相关问题,专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胡云腾博士,他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廉政与法治的极端重要性,以此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新思路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一年多来,党中央实施一系列反腐新举措,体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新思路：在党章制度框架下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责任定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修订和完善选人用人制度,把从严治吏、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具体化、细节化,解决选人用人方面的腐败问题;抓好组织管理和组织纪律的执行,严格遵守组织制度,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凝聚组织力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健全和完善巡视制度等。     

以政府制度创新推进和谐政府构建

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和谐政府建设必须先行。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阳光政府是和谐政府的基本内涵。构建和谐政府必须加强政府制度创新,以法律制度创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责任制度创新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以管理制度创新推进服务政府建设,以办事公开制度创新推进阳光政府建设,努力把我国政府建设成一个法治、责任、服务、阳光的和谐政府。     

依法执政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依法执政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依法治国和实现法治的过程,是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依法执政方面还存在党法关系处理不当、党政不分等问题,通过将执政党的领导纳入程序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范畴,完善对执政党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等制度,提高其依法执政水平,加强其执政能力建设.     

制度变迁视角下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效应分析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行政体制改革中直指行政权力架构的重要改革措施,其将会对行政体制的制度变迁产生深远影响.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将会明晰行政权力边界,使行政权力范围及其责任变得可计算,使高度集中行政体制弊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得到有效遏制;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将使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并且实现微观行为中潜在制度利益最大化与行政法治挂钩,使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彻底摆脱“制度工具论”的困扰,对制度约束下的行政创新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影响中国法治建设的外在因素

20世纪末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也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 2 1世纪的中国 ,尽管法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但“依法治国”的信念却是不能动摇的。如何从各方面加速法治的进程 ?如何处理法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刊特邀六位法学界的知名学者 ,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公丕祥认为 ,应该凭借自身基于本民族需要和条件的创造性行动来创设现代司法文化与制度。徐显明认为 ,2 1世纪中国法治的发展 ,将取决于我国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这五大权利群的整体进步与发展。卓泽渊认为 ,改革与发展、冲突与互动、和平与稳定将是影响中国法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外在因素。徐祥民认为 ,在当下中国 ,选择的法治只有经过一个演进的过程、尤其是宪法的良性运行和公民法律文化的建设 ,才能成为稳定的、良好的法治。温晓莉认为 ,实现现代法治价值 ,建立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宪法制度框架 ,并在充分肯定法治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 ,将法治与德治、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 ,是 2 1世纪中国法治建设的主题。赵正群认为 ,公民的得知权及与其相应的政府说明义务构成了政务公开政策的法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