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尧舜禹时代的部族联合体

以往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都把尧舜禹时代的社会组织称作部落联盟。近年来，早期国家问题逐步成为热门话题，一些学者又称之为部族国家，还有的学者借鉴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称之为部落联合体或酋邦。其实，部落联合体（酋邦）与部落联盟这两个概念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而部族国家这一概念又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尧舜禹时代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的发展早已超越了部落联盟。我认为这个时期的社会组织既不是部落联盟，也不是部族国家，而是部族联合体。氏族社会后期的部族是由若干部落联盟聚合而成的…     

从《尚书·虞夏书》看尧舜禹社会政治组织的性质

建国以来，史学界一致认为尧舜禹社会政治组织的性质是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近年有人说不是部落联盟，是酋邦。我们经过仔细研究考察，发现两说都不切合中国历史实际。尧舜禹社会还是原始社会，国家尚未产生，然而，国家制度的许多重要方面已经萌芽，再前进一步就是国家。它不像部落联盟，也不是酋邦，称之为准国家形态比较合适。部落联盟概念是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出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加以论定。摩尔根的结论从对北美印地安人原始部落的长时间研究中得出，恩格斯则在对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进行…     

论中国国家的生成路径及其影响──中国早期君主制及政教合一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起源

一、引言：国家起源的不同路径 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摩尔根所建构的分析模式与中国早期历史实际间存在着较大的裂隙,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分析模型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童恩正结合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新成果,列举了其对中国史前史研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①。谢维扬则着重对其“部落联盟”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其“不具有普遍意义”,并引入“酋邦”概念描述中国国家起源前夜的社会组织②。何兹全也开始用“酋邦”和“早期国家”的概念来描述中国早期政治组织③。这一引入新概念和理论、突破摩尔根分析模型禁锢的尝试,得到了许…     

群落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中,方国的出现是十分重要的标志,而从分散的聚落向方国的演进过程,则是其最为重要的环节.从聚落群内诸聚落关系的演化到群落的出现,从群落组织体系的形成与群落权力的实现,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道路,既不能简单地用部落与部落联盟理论解释,也不能一味地套用酋邦理论,而是应当立足于从群落向方国的演进实际,探讨早期中国特有的文明发生之路.     

酋邦轮回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

学者对于五帝时代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但都不能令人信服。以社会人类学的酋邦概念来重新审视文献中的五帝时代,可知五帝时代应该是中国酋邦轮回时代史迹的历史沉淀。酋邦轮回是中国酋邦时期即五帝时代最普遍的现象,因此酋邦轮回应该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主要道路;酋邦轮回的结束,酋邦宗主权世代固定在某一氏族内部传承并为其它酋邦所承认,应该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早期国家形成模式中的“无讼”根源探微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种价值,因应"习惯法"与"成文法"的此消彼长,愈加表现为中国传统主流社会对诉讼行为的评价。肇基早期国家的形成层面,在因强力而产生的"酋邦"中,被征服者的诉权遭到漠视,取而代之的是藉公权力规训下的"无讼"理念的兴盛。与此同时,运行于"酋邦"的专制权力鼓吹等级与名分,尤重社会秩序的稳定,造就了"无讼"产生的土壤。此外,与"公共权力"相反,"酋邦"的本质是对他方权益百般压制与独擅政权的"家族权力"。而这宣告了"无讼社会"的来临。约言之,与"部落联盟"相较,"酋邦"起源于"强力"、存在"专制权力"、以"家族权力"为本质等特征"注定"了"无讼"产生的历史条件,是"无讼"最深层次的根源所在。     

酋邦理论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研究

现代人类学者所提出的酋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中国前国家社会即夏以前的社会状况可以用酋邦理论加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同国际学术界接轨。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也可以按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的古代统治与奴役关系产生的总体论述,结合酋邦理论加以说明。     

浅议中国战争之起源

中国战争的起源 ,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末期。中国战争起源的历史过程 ,有四个明显特征 :部落间的暴力冲突 ,已发展为掠夺性的战争 ;部分生产工具已分化为专用于战斗的兵器 ;酋邦首长已有了具有军队性质的“营卫” ;出现了保卫部落及酋邦不受侵掠的早期防御工事─壕沟、围墙及城堡     

身体思维与中国早期国家观的形成

中国早期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出了一套和西方迥异的国家观念,这套国家观念是建立在一种身体思维基础之上。古代中国思想家在思考政治问题时常常采用一种身体隐喻方式,即将政治组织的构成或政治现象从身体的角度予以阐释。在此脉络下,早期中国形成了一种身体思维视野下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形塑了传统中国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行为诸层面。     

禅让说

尧舜禅让的传说,数千年聚讼不一。它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影响很大。墨家的尚贤说和儒家的德治思想,曾以此为例展开阐证。魏晋至隋唐的禅让之风,也都以此托古篡夺。古史中的尧舜禅让传说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学界某些人认为的部落联盟制下的“军事民主制”。它是中国古代民族、部落融合过程中,多元文化发展不平衡性在酋权向王权演变中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在五帝时代已流行权位世袭的情况下,证明发生了中国特色的“禅让式民主”,即以尧舜等首领个人意志主导下的“四岳”议政、选举。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王权、君权专制个性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多子”、“多生”与殷商社会结构

通过人类学研究成果来分析古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多子”与“百姓”的结构特征及其关系,可知殷商在武丁以前大体上是部落联盟社会;武丁及其以后的殷商则是酋邦社会。“多子”即“里居君子”,亦即“王人”,是殷商社会王部落中的众氏族、氏族长;“多生”即“百生”,亦即“百姓”,是殷商的其他众部落及其首领。     

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

夏代是由多层次政治实体构成的社会,既有夏后氏这样的王邦即王国,也有许多附属的邦国(属邦或称庶邦),还有很多氏族、部落、酋长制族落(即所谓"酋邦")之类的"前国家"的政治实体。这些多层次的政治实体之间是不平等的,作为"天下共主"的夏王,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王直接控制的直辖地),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他的若干邦国,因而夏王直接统治的王邦对于其他众多庶邦而言当然就是"国上之国",而其他众多的属邦由于臣服或服属于王朝,从而使得该邦国的主权变得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内的"国中之国"。这种由王邦与属邦以及其他层面政治实体而共同构成的夏王朝这样的"大国家结构",可称之为"复合型国家结构"。     

商代前期：部落联盟共主向方国联盟共主的过渡

商代社会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在商代前期,商民族在整个部落联盟中的共主地位实际上不很稳定,其王权继承制仍保留较多的氏族社会特征,其活动中心又不断迁移。由此判断,商代前期的后半段,中原各部落也开始逐步向方国发展,商族也就由部落联盟共主转化为方国联盟共主。总起来看,商代前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时期。     

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过渡性问题探析

农民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的一个新群体。由于历史的因素和现实制度因素，中国农民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与传缜农民相比，不管在社会意识上还是在活动空间上，已有根本的不同；但另一方面他们还不能实现向工人阶级的完全转化，因此，在社会角色方面农民工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侧面——先秦法家法治理论与古代社会的政治实践

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是较早形成系统的法治理论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制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在事实上又是没有法制传统和民主政治的社会。有系统的法治理论却没有法制传统与民主规范,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至于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应该从传统法治理论本身和社会政治实践两个方面去寻求。     

俄罗斯的过渡性政治体制:历史缘由与现实矛盾

在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被称为“选任专制政体”的过渡性政治体制。它既含有民主的因素,又具有集权统治的特点。在一定时期内,这种体制有利于社会稳定,但从长远看,必将成为俄罗斯政治发展的障碍。本文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特点和改革极权主义制度的一般规律出发,阐述了俄罗斯推行“选任专制政体”的必然性;同时,又围绕国家权力体制、联邦体制和政党制度等多个方面,就俄罗斯过渡性政治体制的制度性缺陷和现实矛盾进行分析,说明这种体制不可能成为推进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框架。     

“龙”的精神及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若干关系

一、民族团结、和平统一的象征在中国古代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之间,既有兼并,也有融合,主要是融合的关系,而龙的综合性形象,就是这种融合关系的最显著的表现。龙形象及概念自它产生之日起便为各民族普遍接受,中国的汉族崇拜龙,少数民族也崇拜龙。龙文化具有兼容并蓄性,使中华民族紧紧凝聚在一起,因而龙文化在中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问题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并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各民族对龙都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都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自豪,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很强的民族凝聚力,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团结,这也是中国…     

中国古代刑法渊源

中国古代刑法始于何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中国古代刑法始于尧舜部落联盟时代,而不是夏代。它源于氏族成员之间的纷争和部落之间的战争,私有财产的出现是其赖以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本文就此谈点不成熟的看法,敬请同志们教正。“皋陶作刑”说能成立长期以来,我国一些学者把“法律起源     

商周时期不是神权时代

中国的商周时期是神权政治时代,这是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颇为流行的说法。论者认为:商周时期,由于受种族生产方式特殊形态的制约,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世界观统治一切,神意具有最高的支配力。那么,中国古代是否经历过神权国家的阶段?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早期国家形态与中国早期文化的研究,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略论夏商西周的共主政治秩序

夏商西周的国家政体表现为一种共主政治秩序。夏商西周三代通过朝觐、职贡、从征、出仕等制度来规范与维系王室与方国、诸侯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同于部落联盟时期各部落之间平等的联盟关系,形成了方国、诸侯按一定秩序臣服于某一共主的政治体系;但是,方国、诸侯并不构成共主辖下的政区,王与方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王朝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那样稳固和维系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