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在学科体系、历史观和方法论、重视民族风格和史学遗产以及史家自身修养的境界等方面,都有突出的特点。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的研究,对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法律信仰理论争鸣与中国法律史学教研旨趣转捩

美国理论法学家伯尔曼曾断言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危机,并认为这场危机的触发原因及最为明显的表现形式是法律信仰的缺失.该论点引发了中国学界对法律信仰理论争鸣的滥觞.由于法律史学的研究主旨总伴随时代主题的变更而推演,故此,学界对法律信仰问题的普遍关注势必引起法律史学研究主旨的再次更迭——即从单纯的辨章学术与考镜源流兼及培育公民法律信仰转变.其间,从所习见的法文化传统中发掘法律的权威性、维护公平正义的特质以及厘定传统论点的误区等,均为提升公民法律信仰的有效手段,亦为当下时局对法律史学研究提出的时代要求.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传统史学以孔子为界,可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孔子以前,史学发展主流以记录为主,可称为“记录史学”,史官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者,记录分记言、记事两种主要形式。在孔子以后,史学发展主流以编撰史书为主,可称之为“编撰史学”。“彰善瘅恶”、“取鉴资治”成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相继形成;史官之中出现了记注史官与编撰史官的分工。中国传统编撰史学有成熟早、著述多、历时久等优点;又有发展缓慢、长期停滞、难以自发地进入更高发展阶级等缺陷。     

架起联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 --谈中国法律史学50年的经历

９７８年前的中国法律史学因主要从事给历史上的法律制度和其他法律现象贴标签的工作而丧失了学术生命，在法律虚无主义泛滥的政治环境中它被淹没。“文革”后通过法的继承性问题的讨论赢得生存的权利，不仅承担起联接历史的法与现在的法的任务，在法治与人治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法制建设提高了有益的借鉴，而且其自身也得到充分发展。它还将担当把过去的法与未来的法联接起来的使命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传承问题。全文主要阐述三个问题:1.从历史学角度开掘马克思的史学遗产;2.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奠立及其传播过程,选取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例证,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承,需要总结、重评与深化;3.从二战后勃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取向,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代回应。     

史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本文涉及史学理论中的几个相关的基本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是本文的核心，其目的是通过与前两个问题（历史科学、历史哲学）的联系，说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意义，以此辩误“历史唯物主义”等于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同时说明它的科学价值及社会意义。     

中国经济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 2 0世纪初 ,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其标志是相关著作的出现。对于学科萌芽的深层次原因 ,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回答。从外部条件分析 ,一方面 ,西学东渐为学科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 ,外国人 ,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促动作用 ;其内部条件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变革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对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 ,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一门专门史 ;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 ;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张晋藩教授:新中国法律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

张晋藩教授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中国法制史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远远超越前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法制史学研究,使得中国法制史学成为一门特色鲜明的新学科。他以自己的创造性学术成就为重建新中国法律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对法律史学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现实借鉴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正确认识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20世纪西方史学传入并影响中国,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世纪初,民国时期,新中国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不同时期,传入的内容各有不同,传播的途径、宗旨和目的及其表现出的总体特征也各不相同.     

图书馆法律保障体系建设探讨

一个完善的图书馆法律保障体系不仅包括由立法机构制定的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的图书馆专门法、图书馆相关法 ,还应包括为保障这些法律实施的非规范性文件、制度和基于自觉意志的图书馆行业自律规范及本国政府批准参加或承认的与图书馆相关的国际条约、协定     

论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

元代法制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元史研究中的薄弱领域。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成果甚少,日本曾一度为元代法制史研究中心;近年来,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远超日本,但仍没有摆脱其在元史研究中薄弱的地位,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特征。其不均衡特征与实证史学、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其研究需具备多方知识有关。     

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对历史上和现代科学研究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所有思想成果。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要考虑到传统认知模式的特点,揭示历史上思想活动的本来面目。开展这方面研究,要着眼于现代科学研究的需要,起到推动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的作用。     

中国哲学史写作相关问题的讨论述评

自“中国哲学”学科产生以来 ,有关该学科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有所争议 ,迄今未获定论。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史料的选择、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分别等内容。本文就有关这些问题发表的不同意见作一总结并略加评论。     

中国多边外交史研究的意义及其体系的构建

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国家,多边外交在其外交活动中的地位愈来愈突出。加强对中国多边外交的历史进行系统地研究,对今天中国开展多边外交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本文主要围绕着开展中国多边外交史研究的意义及其构建研究体系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

该文针对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环境史渊源问题、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结构与思想的结构史

思想的结构史即从结构的角度界定思想史,并展开新的研究。这一角度要求将思想史看作一个有不同层次的、复杂的结构整体,整体的性质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之中。思想史研究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理论探索。由此出发重新讨论思想史的各种组成部分相互间的关系,并对思想家、流派、断代形成深入的理解。思想史只能面对符号系统所体现的思想,并且只能用语言(符号)表述和建构思想。思想的结构史研究与传统的方法并不矛盾,它在吸收结构主义方法的长处时,通过对结构的解释保持了人文研究的传统。     

《外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作为法学基础课程的《外国法制史》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在开设该课程的学校不断增多的同时,许多学校的课时在压缩。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掌握更多的知识,为部门法的学习奠定基础,成为该课程讲授中面临的主要课题。《外国法制史》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蔡和森与中共党史学的创立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后期 ,蔡和森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和第一部党史研究专著———《党的机会主义史》 ,开创了中共党史学的研究领域。     

论中国历史的中心性

在整个中国史学史上, 始终存在着一种如何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历史的思想要求。从20 世纪开始,这种思想要求以一种更加醒目的方式凸现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它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一股最内在的基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