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性本体论对张栻的影响

张栻治学以周程为究竟,终身崇信而笃守之。但胡宏是他学术传承中最重要的一环,虽然张栻从其问学时间不长,所受影响却不可小视。对胡宏的性本体论,张栻基本认同,但不满于将太极定性为形而下之气并置于从属地位,且认为以性指称本体也有有静无动、有体无用之嫌。于是通过对胡宏太极范畴的改造,克服了其理论缺陷,使其性本体论向二程靠拢。这反映了胡宏思想对张栻的深刻影响,以及张栻不固执一隅,唯善是从的治学态度。     

张栻太极体性论

张栻接获朱熹《太极解义》以后,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他自己的《太极图说解》,张栻《太极图说解》基本存留于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张栻的这个注解本关于太极之体、太极之性的论说,有着理气(太极与阴阳)论与心性论相贯通,宇宙论与本体论相贯通的意蕴,体现了湖湘学派的思想特色,同时也是吸收二程及道南学派有关思想的结果。     

试论方以智哲学的最高范畴

方以智哲学的最高范畴究竟是什么?学术界至今仍然见仁见智。在《东西均》中方以智自己说:“所以为心者,即所以为理、所以为气、所以太极、所以自然者也”,“所以为气,所以为理,所以为心,一也”。又说:“生生者,气之几也,有所以然者主之”,“所以然即阴阳动静之不得不然”。从这些话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心、理、气、太极、自然等在方以智的哲学体系中还不是最高的存在,在它们的背后还有一个“所以然者”。窃以为这“所以然者”即是方以智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     

“太极”义演变视域中的张栻太极观

“太极”是中国古代易学史和哲学史上一个有着核心地位的重要范畴。先秦时期的“太极”当是空间义,而汉唐时期诠释“太极”的主流观念是物质构成与宇宙演化意义上的“元气”论。到了宋代,对“太极”的诠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具体的“气”转变为从形而上的义理和本体上来对其予以诠释。太极“元气”论,逐渐被太极“性”论、“理”论等扬弃甚至消解。在这个过程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消解了太极“元气”论,而且将其转化为太极“性”论,对朱熹的太极“理”论有重要启示意义,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形上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廷翰“气为万物之祖”思想探析

吴廷翰以"气"作为其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把宋明理学的道、太极、理、性等形而上范畴由气予以统摄贯通。首先,他认为气即道、理、太极,并建构了气体学理论思维逻辑体系;其次,他通过诠释气与道、太极、太虚、理的关系,凸显了气的统摄地位及其形而上本体的品格,并对气的内涵、性质、特征、形式进行界说,从而诠释了传统的心性话题,提出了气—心性一统论;再者,他以张载气学和朱熹的理气、知行、格致论作为理论基础,对心体学进行了批评。     

湖湘学的奠基者——胡寅和胡宏

本文主要就湖湘学派的奠基者胡寅和胡宏二者的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胡寅从道学家道统论立论而辟佛以崇正;胡宏以道为其哲学逻辑结构中的至高范畴,提出道性本体学;把时代理论思潮的核心话题疏解为天——性——心的逻辑结构;并从道性合一的理论思维方法来审察道与物、心与理、善与恶、道与性、心与性的关系。而针对理论上的冲突,朱熹特撰《胡子知言疑义》,质疑胡宏的论点。     

护道与诚意——曾国藩思想剖析

曾国藩为学归宗程朱,延续宋明理体学,以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相抗衡。在理论思维上,既批评陆王心体学,又批评乾嘉汉学,以维护清王朝的意识形态。他对理体学的理气心性核心话题及其关系作了阐述。理(道,太极)作为形而上本根,假气而化生天地万物,并渗透到人的道德领域。修身之道千万条,其要在诚意正心,心不正就会乱义、信、德及礼乐等。他特重君子慎独,要人在任何情境下都能保持君子的人格,而不被私欲所蔽。如何才能诚意正心,必须格物致知,只有通过格物诚意,存心养性,才能恢复人性之善。由于人在生存世界有种种利益的引诱,气禀所限,物欲所蔽,而丧失善性,所以要加强进德修业工夫。     

清代中叶湖湘文化独特性的地域考察

清代乾嘉年间,考据之学盛行全国.但湖湘之间仍以宋学为宗,理学昌盛.钱穆先生曾有言:"清儒考据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之间披其风最稀."①罗汝怀亦认为:"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涯,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②然而湖湘虽为理学,亦不完全等同于程朱,其学术内核实则是以张栻为宗,倡导的是"传世而济斯民"的经世致用学风.因此,清代中叶汉学何以未能波及湖湘,又可理解为张栻理学何以能由宋直传至清.本文的考察主要基于湖湘的地域角度,以为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二是湖湘书院的传承功能;三是移民与蛮族血统的加入.     

再议“善相”——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三

在牟宗三的学理中,存有论是指“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而不是指“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前者的重点在于说明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之成为存在,后者的重点在于说明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创造实体是真实的,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牟宗三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规定为“物自身”,源于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误解。智的直觉原指“本源的直观”,意即不需要外部对象刺激即可形成质料的直观,牟宗三则将其理解为一种不需要时空和范畴的思维方式;因为本心仁体的自我体认以及创生道德存有,都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所以牟宗三便认定这种思维方式为智的直觉;又因为在康德那里智的直觉是针对本体(物自身)的,所以牟宗三又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称为“物自身”。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     

张栻的《诗经》研究及其诗学思想

张栻没有专门的《诗经》研究专著,但解说《诗经》的文字却大量穿插在其他著述之中。张栻认为,"学《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之正",解诗时"其事异故其情异,其情异故其辞异"。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自身的理学思想对其《诗经》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张栻时而也能摆脱理学思想先行的约束,对《诗经》的文学性因素能够有所挖掘。在诗歌创作上,张栻提出了"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别,主张"不可直说破"、"婉而成章"的诗风。     

论牟宗三对张载“心”的释义

牟宗三认为张载之学不若明道之学圆融饱满,他不认同张载对性、心等范畴的解释,认为心之名不能"由外此而别有所合以立"。他重新解释了张载的性、心、知觉等概念,将之归为一处,得出心性是一的结论,赋予张载"心"本体意义,充分彰显了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理论架构。     

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戴震以批判程朱“气质之性”为基础提出气质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程朱以“理”为人之性善的本体论根据,将人性“恶”的来源归于“气质之性”。戴震论性的思想模式不同于程朱,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天道观上,他在“天道—天德”中建构“气”与“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命论上,他从人性结构内部推导出由“血气”之自然到“善”之必然;心知论上,他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实体,通过对“心的本质为气”“心能扩充”的诠释,揭示心知觉道德的能力来源于气,“心”通“事物之则”不惑乎所行。他强调“气质之性”不仅为“善”而且有创造善的能力,彰显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     

王阳明思想的当代价值简

王阳明的思想来源于理学又超越理学,创立颇具特色的心学,其本质或核心内容是良知,因此又称为良知之学。其基本观点是把人视为道德主体,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成贤成圣为终极关怀,并主要通过心即理、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良知及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一系列命题展开,辅以讲学等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心即理肯定了道德主体性、主体的道德自律,而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则体现道德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良知与致良知昭示着主体的道德自觉,知行合一突显道德实践的作用。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许衡的道理心性思想

许衡宗朱子,传廉洛之学。他以“理”思想核心,认为“道理”是一以贯之的形而上本体范畴,“道”为伦理道德,“理”为道德伦理精神,二者均为伦理道德恒常不易的范畴;许氏承程朱格致之学,认为“格物”是“知”的前提,而“诚意”则是“行”的前提,提出“知行并进”的思维逻辑;许氏综罗张载与二程的心性之学,以“明德”为本体释“本然之性”（“天命之性”）,以“立教”、“明伦”、“敬身”为变化气质、迁恶从善德三纲目;和合创新,奠定了理体学在元代受尊为宗的局面。     

论魏了翁通达圆满的诗学理论

南宋理学家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发展历程中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魏了翁作为南宋后期著名的理学家,其诗学理论主要继承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张栻的湖湘之学,陆九渊的心学有比较广泛的吸收,既重理又不轻视辞章。因此,魏了翁的文学观显得更加通达圆满[1]。     

天人合一 心统万物的儒教哲学

儒教哲学上绍三代之圣,下启孔孟之学,既体现了"天"的意志和道德训示,同时鲜明地流露出对"天与"、"人归"的远古黄金时代的终极关怀.既以天命论证王治,又强调性本之于天,通达于道.如此,天、祖、圣合一,命、性、道合一,对天命认同的外在超越,转向对心性关注的内在超越;由三代的理想,上接天命,并以性为道,以理为性,以心为理,终至"心统万物",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基础上,不断实现自我调适,并系统化、精致化,而以官方哲学的优势,铸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儒家宗教的合理性终极追求,进一步得到思辨哲学的论证.这正是儒教哲学,也是中国宗教哲学继往开来的渊薮.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探析

生态伦理把传统的人与社会道德范畴扩展到人与自然道德范畴,它提出人对自然界生命的尊重和责任,是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理性批判。儒家思想自古就包含着原初的生态伦理思想,而在宋明时期的新儒家代表朱熹丰富发展了生态伦理思想,他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刻地生态伦理思想,例如以理一分殊和格物致知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理一分殊是格物致知的理论依据,格物致知是理一分殊的实践原则与方法,以“公而仁,仁而万物一体”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提出以生论仁,仁作为“心之德,爱之理”以及仁的实现是一个克去私而后公,公而后仁,仁然后万物一体的过程。这些都符合今天的生态伦理、以人为本等社会倡导,因而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三苏道情性话题的论辩

本文主要就三苏关于道、情、性话题的论辩进行阐述,从三苏以人情为旨归而解经出发,通过六经的人情之辩、与朱熹的道性论辩以及儒释道三教融突这三个方面来凸显三苏的心性哲学。面对心性理气的时代核心话题,苏氏父子不离其中,为心性的性情之学寻求形而上的支撑;其道、性、命、情、善,融突而和合,构成了苏氏理论思维的逻辑系统;其学虽杂于道,禅两教,但仍归宗于儒家圣人之道。苏氏蜀学在理学思潮中虽居非主流,但亦为推动理学思潮的发展做出贡献。     

和谐发展的"圆理"

和谐发展,是以心和、人和、天和为特征和指向的发展模式。这种基于东方文化的发展模式是发展智慧的集大成,演绎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求真、向善、达美之圆。和谐发展观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圆理”：天道生生、圆融互润的智慧之圆展示了和谐生物的“圆真之理”;天道酬善、惠及众生的伦理之圆,给我们指出了和谐伦理的“圆善之理”,这一“圆理”要求我们法和谐酬善之道,描万有向善之圆;天道和美、魅力四射的美丽之圆,诠释了和谐生关的“圆关之理”,这一“圆理”要求我们修和谐生美之道,绘万有和关之圆。全真呈圆,至善象圆,大美似圆,和谐发展中的“三圆哲学”使其成为发展的至高境界。     

张栻易学思想初探

张栻作为理学家,在易学领域也有一定的建树。其易学思想与朱熹较接近,走义理易的路向,视《周易》为“载道”之书;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独创性,思想中有象数易内容,对太极、阴阳等范畴的探讨也具有独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