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儒家的民主理论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儒家便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新儒家在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过程中选择了民主作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核心工作。民主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在制度层面上,古代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无法摆脱一治一乱的循环局面,要打破这一局面,唯有系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在文化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民主思想的因子,而只有发展民主制度才能使人们真正树立起其道德主体的地位,儒家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新儒家剥离掉传统制度而强调心性之学的重要性,认定中国文化为一活的"客观的精神生命",这正是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的根本所在。     

略论现代新儒家对中西文化关系认知的三种范式

现代新儒家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思想内容的创新是以中西文化关系为"场域"进行的,对儒学现代化问题的探索也是在如何认知中西文化关系中展开的。他们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知分为三个阶段,形成三种范式:第一代新儒家认为中西文化关系是涵摄关系,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是以儒学的态度接受和改造西方文化,其思维方式是线性相续思维;第二代新儒家主张中西文化关系是贯通关系,实现儒学现代化的途径是儒家心性之学开出民主和科学的新外王,其思维方式是两两对列思维;当代新儒家主张中西文化关系是对话关系,实现儒学现代化的途径是在"共同意识"的基础上重申儒学的德行伦理和人文精神,其思维方式是"理一分殊"思维。     

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

家心性学说的创建,别开生面地建构起了儒家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探究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有利于深化对儒家核心思想的理解,凸显儒家"心性论"的价值意义.     

二十世纪后半叶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哲学研究述评简

二十世纪后半叶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研究基本在熊十力定下的“实在论”方向上前进。唐君毅与劳思光确立了海外新儒家船山研究的规模,而他们的后学曾昭旭与林安梧则在此基础上,使用新儒家的思想精神与牟宗三的方法论对船山之学进行研究。总体上说,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哲学研究偏重船山的心性论与史论,而罗光的船山研究则算是一例外情况。这是海外新儒家僻居港台一隅,学脉趋同所致,也是其船山研究的重要特征。     

略论牟宗三对儒家王道的虚化

“内圣外王”是对儒家王道理念的特殊表述。儒家于“内圣”方面固然用力颇多 ,而于“外王”方面用力亦复不少 ,在行为模式、制度架构、运作规范等各方面都曾做出过详细具体的规划设计 ,并且其中有些原则性的东西是自孔子以来“一以贯之”的。作为王道全体大用之一面 ,“外王之道”有着具体确定的内容 ,并始终保存在儒家经典之中。但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却故意回避这一事实 ,他对儒家固有的外王之道采取掏空和虚化的策略 ,并将现代民主和科学置换进去 ,当作其固有之理想期求 ,以证成其本内圣以开出新外王之合理性。事实是 ,传统儒家特有的外王之道是虚化不了的 ,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化也只能在现代社会实践生活的土壤中生成 ,不是从祖宗心性上能开得出来的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内圣”、 “外王”之辩：一个“后新儒学”的反思

本论文旨在针对"内圣"与"外王"这组概念,对比于"新儒学"与"后新儒学",做一总的回顾与思考。当代新儒家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内圣"直通"外王"之道,改而强调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特别经过一"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并以此而开出现代化的民主、科学。我则以为应该有一大进展,这是经由"新外王"的学习,进而启其"内圣",有一新内圣之发展可能。这些论题将涉及于"方法论之本质主义"与"方法论之约定主义"的差异;另外,也涉及于"历史的发生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实践的学习次序"三者的差异。本文首先溯及于1990年代以来所引发的思考,对比地呈现出"后新儒学"与"新儒学"的总体异同。再者,指出第三波的儒学革命主张的是"民主宪政,公义为主"、"多元而一统",此不同于往昔第一波之"宗法封建,人伦为亲"的"大一统",也不同于第二波之"帝皇专制,忠君为上"的"大统一"。在此新局下,当有一崭新之思考也。吾人以为,儒学该从"道德的形而上学"转为"道德的人间学",由"心性修养"转而强调"社会正义",在重视"君子"之前,更得重视"公民"这概念。这已经不是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考,而是如何在"新外王"的学习过程里调理出"内圣",并由此"新内圣"再调理于"新外王"之中。"内圣"与"外王"是交与为体用的,这种"两端而一致"的船山式思考,正是后新儒学思考的特点之一。梳理传统,面对"血缘性纵贯轴"三纲之限制,解开此中所涵之"道的错置",经由"公民"与"君子"之对比与厘清,朝向"公民社会"之建立。从"内圣─外王"到由"外王─内圣"的结构性转换,是伴随着儒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而开启的,这是儒学不得不要有的转化与创造。     

现代新儒家视野中的儒家道德观

20世纪初,活跃于中国学术界的现代新儒家对儒家道德进行了新的阐述。梁漱溟、冯友兰、贺麟、徐复观、唐君毅、杜维明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儒家道德观。经其诠释,儒家道德观成为一种以“心性学”为“枢纽”,建构在道德形上学基础之上的、由天道而人道而现实的规范律令,成为能够贯通社会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的系统理论。现代新儒家道德观是历史的产物,是对时代需要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它唤醒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美德的向往。儒家美德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了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结合点,一度在工业化过程中失去方向的儒家美德获得了新生。     

困境与反省——当代新儒家的问题与出路

五四运动后,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堤决水溃的局面,当代新儒家在返本开新的旗帜下,全力于探索儒家心性论的现代转化,为传统儒家哲学在新时期中达成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然而,他们在将心性论形上学化的同时却难于逃离内外交困的处境,一方面对心性本体的自我证会难免流于个私的体验和独白;另一方面扫相证体的形上学方法又将人的实存世界给予遗忘.因此,尽管新儒家的思想精致和独特,但却不能免除其精神上的粗糙.     

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

李明辉所批评的"大陆新儒家",应该叫"新儒教";同时,"新儒教"还应包括另外一些号称"儒学"的思潮。在政治上,"新儒教"是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物。因此,"新儒教"是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号反儒家传统,其本质是抗拒现代文明价值。真正的儒家传统,要求顺应社会历史的时代转换,根据博爱精神(仁)和正义原则(义)来重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制)。"新儒教"的对立面是儒家自由主义,主张根据真正的儒家传统,承认并发展出八大现代文明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也谈“儒家能否开出民主”——接着李明辉先生的话来说

就李明辉先生申发的第二代新儒家＂儒家可以开出民主＂的观点进行辩驳,指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天赋等差＂与民主的基础即天赋人权思想有本质的冲突,因此不能从实践上导致所谓＂道德主体＂向＂政治主体＂的必然演变。同时,人并非仅是一个所谓道德实践主体,人类社会的构成及进步也并非仅是一个道德使然,新儒家从道德开出民主的观点与史实不符。但儒家对于中国的民主建设有所补益。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儒家“心”的层次

现象学在精神上与儒家心性之学是有相通之处的,故以现象学的态度分析儒家的心性之学,既是现象学的发展,也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发展。"心"的建立与完成,经历了经验之心、先验之心、先天本心、与实践本体这四个阶段。实践本体的确立是真正意义上儒学的开始。     

关于宋代新儒家伦理论中“诚”的概念

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 ,其思想继承的核心内容基本是围绕伦理理论中人的本性这个问题展开的。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说”以及作为其逻辑根据而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论 ,成为宋代性理学成立的决定性基础。宋代新儒家在自己的伦理理论体系中努力探求规范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相关关系。为此 ,他们关注先秦儒家的“诚”概念 ,并把它作为天人相关的媒介进行深入阐述。宋代新儒家们以“诚”为媒介将“性”与“命”相统一 ,从存在论上保证了他们的伦理理论根据。朱熹认为 ,“诚”并不是道德的抽象性 ,而是实在的“理” ,用“诚”来概括天理的必然性。这表示宋代新儒家的伦理理论彻底上升至存在论层次 ,意味着基于不变权威的中世纪道德至上主义的萌芽     

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 ——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探求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问题意识。对此问题,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体性的确立,儒家的心性之维体现出道德的主体性;而心性作为道德的主体性,内在地要求自身长出知性的主体性(科学)与公共的主体性(民主),以使得道德的主体性能够合理而顺畅地确立。因此,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在儒学如何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论题上,展现出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三种主体性相互动的思想取向。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但同时也遗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魂魄”“鬼神”与早期儒家祭礼诠释的内在向度

早期儒家基于功能视角对祭祀之道德和社会功能的强调,回答了祭祀"为何必要"的问题,同时,也继承周人祭祀的理性精神,并以魂魄观念和魂气说理解鬼神,回答了祭祀"何以可能"的问题。不同于墨子"明鬼"和民间鬼神信仰强调鬼神的实体与威灵,早期儒家对殷周祖灵观念做了进一步理性化、人文化、非实体化和去威灵化的转化,墨子对其"以鬼为不神"的批评,恰好揭示了儒家祖灵观念的特征。秉持"死而不绝"的生命观和魂魄观,早期儒家认为,祭祖礼仪中鬼神的实质是祖先之魂魄,死后被尊为鬼神,只要必诚必敬地斋戒以祭,基于"气"之感应原理,子子孙孙便可与列祖列宗感通于祭场这一神圣空间中。在祭祀态度与目的上,孔子及其儒家由强调祈福转向强调报本,由强调所信转向强调能信,强调"外则尽物,内则尽志"的祭祀主体本身的努力。在早期儒家的思想世界中,虽然"事人"优先于"事鬼",但"鬼神得其飨"始终是儒家社会治理蓝图和信仰世界的主题之一。无鬼神的儒家是不完整的,他们所追求的是"敬鬼神"与"远鬼神"的平衡。     

儒家为己之学传统的现代意义

儒家的为己之学传统是一以贯之的。儒家的为己之学传统其价值导向的精神实质 ,一是成人成圣的心性之学 ,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 ,旨在强调一种道德价值而非功利价值 ;二是对人的自我完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的弘扬 ,是对人不受外在的功名利禄所役的独立精神和人的主体性的肯定 ;三是对为学的正确学风的倡导 ,对功利的、虚浮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其现代意义体现为 :第一 ,对于当代社会生活提升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 ,克服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思潮过于膨胀的偏颇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第二 ,对于引导民众注重修德成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 ,提高国民道德素质 ,提升民族精神气质有积极作用。第三 ,对于端正学风教风 ,克服学术与教育中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偏颇和不良社会风气有积极作用。     

现代新儒家早期学者的哲性诗学

学界以前往往集中于探讨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观、历史观、伦理观与社会文化观等,而对其哲性诗学观缺乏应有的认识。其实,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在20世纪上半叶就表现出对文学艺术的美学关注,呈现出中国现代人文学术领域的独树一帜的文化诗学与审美主义。在人文之"思"与人文之"诗"的玄览中,他们从人生境界进入审美境界,进而对艺术心灵探幽发微。他们坚守民族文化之根,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参与了现代诗学的建构。     

儒家“敬畏”观之创生

以敬畏之心克制人性弱点,以道德智慧抑制"丛林法则"的极端发轫,是人类必须承担的伦理责任,亦是儒家敬畏观氤氲着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儒家敬畏观由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观开其端倪。儒家敬畏观之创生有其深厚的心理基础和道德根基:"万物有灵"的启示、"天人合德"的训戒、"允执厥中"的忠告、"系于苞桑"的忧患。儒家敬畏观为构建中国古代"天下有道"社会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对后世社会亦影响深远。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