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元代诗文批评研究概述

一般认为 ,元代文学批评沉寂 ,没有出现大的批评家 ,也没有出现伟大的文学批评著作 ,由此研究者对元代的文学批评较少涉猎。但元代毕竟是一个百年王朝 ,它的文学批评毕竟要有一定成就 ,在这百年中 ,文学思潮无疑在发展演进。所以 ,从 2 0世纪初 ,就有学者对元代的文学批评给予了一定关注 ,到世纪末 ,这一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本文对 2 0世纪百年中的元代诗文批评研究作一宏观的回顾和梳理 ,以期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推进     

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

哲学塑造了人格精神,人格精神又决定了诗文风格。 文风的走向就这样被学术的流变规定 着。元代诗文的发展与学术流变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沿着学术流变的线索来把握元代诗文发展的线索,从而认识和界定元代的诗文流派,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和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元代诗文的发展就其主体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六大流派,即前期的南北抗衡 ,中期的东西并峙,后期的吴越对立。     

元代诗文衰落与中国士文化关系浅探

从文学史的高度看,元代诗文衰落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这种衰落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本文认为士文化传统中的"济世"传统的失落与理学传统的禁锢对元代诗文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从而导致元代诗文的衰落。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宗唐得古”与戴表元诗论

“宗唐得古”,即诗歌的“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是有元一代诗人创作、诗家论诗的一条法则,它一方面完成了救治金末、宋末诗坛积弊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促使了元代诗坛的相对繁荣。“宗唐得古”诗论的提出始于戴表元,本文谨从他的“性情说”、对清新疏朗诗风的倡导、穷而后工的创作要求等分析其“宗唐得古”的诗歌理论及其对元代诗坛的影响     

虞集的诗文成就

虞集在元为一代之文宗,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但今天看来,他的成就不足以当此盛誉,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客观地分析了他的诗文成就,考查了他诗文创作得与失的原因。     

元代咏陕诗文及其文献

元代众多著名文人曾以西安及其周边的风景、人物、事件为题材赋诗撰文,这些诗文,题材丰富,内容深刻,艺术精湛,其中,关注重大历史事件为其显著特点。这九位作家为元代诗坛早期、晚期的代表人物。元代描写西安及其周边的诗文,数量虽然不多,但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诗作保存完好,收录于别集、选集、总集之中,便于检索,不仅是研究元代文学的重要资料,而且是了解西安及其周边的人文、生态、历史等方面的重要文献。     

外儒雅而内奇崛:理学家之人格追求与元人之文风追求

在元代,理学全面影响诗文,形成了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一代文风,这也是元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文风。不管我们如何评价这种文风,都应该首先认识它。元代这种代表性的文风,与理学精神的内部关联在于:诗文之“平易正大”,是理学家追求的“圣贤气象”人格精神的体现;诗文之“自得之趣”,是理学家学问与道德修养中追求“深造自得”的表现;诗文之“气和声和”,是理学家要求“志以御气”的结果。总之,元代诗文追求的雍容平易、萧散高致、淡雅光洁,是理学家外圆内方人格追求的体现:在儒雅闲静的背后,深藏着孤介不倚、凛然难犯的君子之性。黄溍比之为:“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鱼龙光怪,隐见不常,莫可得而测也。”我们概括为外儒雅而内奇崛。     

宋末元初诗文批评理论的确立与转型——以戴表元的批评理论为中心

戴表元诗文理论是在对南宋末诗文风气的批评中确立并形成的。在诗歌方面，他提出的宗唐理论有其特定内涵和背景。其核心是在向唐人学习的同时，也要借鉴《诗经》、乐府诗和建安六朝的诗歌资源。宋末元初，戴表元的影响局限于四明、杭州等地；到元大德、延祜年间，其弟子袁桷逐渐在大都发扬、传布其派理论，渐具全国性影响，因而他们的理论主张和诗文实践具有转型性意义。可以说，元人对唐人文学风貌的模仿与推崇风气的形成，戴表元无疑具有先导之功。     

赵文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

赵文是元代前期南方文坛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和诗文作家,在元代庐陵(今江西吉安)诗文流派的形成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上承刘辰翁,下则影响刘将孙、刘岳申、刘等人。本文梳理并评述了赵文的文学理论,并对其诗文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文章认为,赵文是元初一位有胆识、有见地的诗论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章家和诗人,但由于其文集失传,其成就不为人所了解,应该说是有沉埋之憾。     

宋人诗话之楚骚接受

宋人诗话中不乏对楚骚的评论,其在屈原精神、楚骚文体特征以及推尊楚骚诸方面的一得之见,显示了宋人对于楚骚多角度、多侧面的理解与接受,有助于全面了解宋人的楚骚观.     

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及其野逸倾向

清代宋诗选本的编撰以浙人成就为高,表现在文献取材广、规模大、质量高、影响深远,奠定了清代宋诗文献的基本版图。浙江文化传统中深厚的民族底蕴、浓浓的乡邦情结、浓厚的宋诗风气、经济发达人文阜盛是浙人热衷整理宋诗并取得高度成就的主要原因。受历史形势和地域学术传统的影响,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在诗学上体现出浓重的野逸倾向。     

中国古代诗歌摘句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

我国古代诗歌摘句批评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两晋南北朝为成型期,唐代为发展期,宋代为繁盛期,元明为深化期,清代为完善期。古代诗歌摘句批评的特征则主要体现在实证性、细部批评性、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性三个方面。     

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之原因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独创性的大诗人之一。但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李商隐去世到明末的八百年中,竟无一部流传至今的整理研究专著。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声势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明显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同时期,对李商隐的诗品、人品的评论多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究其原因:一是与宋元明三代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盛行的大思想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二是李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朦胧多义,客观上形成了其诗的难解;三是跟宋元明时代诗论家但宗盛唐、忽略中晚的诗学观念有关。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杜甫诗歌的唐代批评

杜甫生活在具有浓厚浪漫气息的盛唐诗坛,生前不为时人所重,诗名不彰,与之交往唱和的众多著名诗人竟无人称赞他的诗歌;传至中唐,受到了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和韩愈等人大力推崇,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块无法逾越的丰碑;传至晚唐,诗人学习杜诗和批评杜诗,纪念、凭吊并神化杜甫,从而把杜甫推向诗歌的神坛.     

宋末元初江西诗派的流传

宋末元初 ,江西诗派依然有所传承 ,从作者身份方面讲 ,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从地域方面讲 ,则以江西和杭州两地为主。其中以方回为代表的诗学大家对于这种传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姚燧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及对元代文风的影响

经过从元初到元中叶许多文人对文与道关系、理与气关系折中调和、合道统与文统为一的不懈努力 ,元代散文最终走向了文章并尊先秦两汉和韩欧的道路。姚燧是元代前期南北文学整合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其散文创作中的明道、复古色彩 ,在折中文理、兼综古今中求得变化的特征 ,影响了元代特有的内容经世致用、文法秦汉唐宋并尊、文采与性理融合的文质彬彬、雍容温雅的散文气象的最终形成。     

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看中唐诗与小说之历史演进

中唐诗与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联袂与分流的历史演变轨迹,这是俗文学潮流的推动所致,也是文体发展的必然趋势.考察《长恨歌》和《长恨歌传》,可以见出,中唐小说与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互动生发关系、传奇小说的诗化倾向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诗学批评特征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它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其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也体现出编者胡仔鲜明的诗学批评特征：重视大家名家研究;重视风格流派研究;重视作家的影响研究与接受研究;重视作家的比较研究;重视诗史意义的建构;重视诗法研究;注重诗品与作家人格的统一;注重实证。这些不仅为后人开展唐宋作家研究提供了重要内容,也为后来的诗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