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10年广东省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本文以广东省1990、2000、2005、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GDP数据为主要指标,通过运用GeoDA软件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块,分析各县（市区）人口、经济集聚特征及两者空间上的协调关系及差异。结果表明：（1）广东省各县（市区）的人口和GDP空间分布表现出显著的高值和低值集聚特征,人口和经济空间集聚格局变化平稳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日益扩大;（2）广东省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均形成珠三角高高集聚和粤北山区低低集聚的基本格局;（3）广东省各县（市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均衡性,协调发展类型可划分为高水平协调型、低水平协调型、滞后型和超前型四类。分析指出广东人口与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自然条件、历史发展基础、区位条件、区域政策和区域空间效应等,并提出增强珠三角辐射带动能力和发展粤东西北经济增长极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安徽省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将安徽省划分为“皖江”、“皖北”及“其他”三大区域,以安徽省17个地级市为基本单位,运用 GIS 方法和手段分析了“五普”到“六普”期间安徽省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和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化、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均衡性以及区域劳动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等.研究发现,安徽省地区间人口密度差异较大,存在人口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劳动人口产业结构分布错位等现象.最后提出安徽省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收敛性分析

文章借鉴区域经济收敛性理论,利用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运用经济计量学中的横截面回归分析,研究人口空间分布动态变化与经济初始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964-1992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呈现比较弱的条件收敛性;1992-2003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则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发散现象。     

明清湖南家族人口增长的趋势及差异——以族谱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唐氏族谱》等八份湖南族谱为基本资料,研究明清时期湘中、湘南地区家族人口增长的整体趋势及差异性.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湘中、湘南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家族人口增长率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大致在1％左右波动,且其长期升降趋势与我们对明清社会变迁的认识颇为吻合;自然灾害、战乱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是家族人口变动的重要动因,天灾人祸造成人口短期的剧烈波动而社会经济变迁则型塑了人口变迁的长期轨迹;家族基因、家族发展模式及其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共同造就了家族间人口发展的差异性.     

中国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

人口红利代表的是人口转变过程中能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在空间上的转移,会相应形成一种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由于中国长期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便产生了不同的区域经济效应。文章结合人口红利相关理论,对人口红利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进行梳理与分析,并通过对人口红利在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做出的经济增长贡献及其变化差异进行实证研究,证明在人口红利式微的背景之下,存在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流动推迟了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关闭得更晚,实现了人口红利的空间补偿,最大化地提升了人口红利的综合经济效率。而东部地区人口质量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进程较中西部地区也依然处于领先水平。与此同时,文章也关注到东部地区吸收的人口红利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则是一种人口红利的流失,使得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受到挤兑,扩大了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基于这一现实状况,秉持着效率和公平兼具的发展观念,文章认为应通过强化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跨区域补偿机制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人口经济压力定量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

本文选用2003-2012年人口经济压力相关指标,运用动态因子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我国人口经济压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2003-2012年间,西藏、贵州、宁夏、云南、青海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是我国人口经济压力最大的地区,而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江苏省等经济发达地区是我国人口经济压力最小的地区,表明我国人口经济压力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第二,人口经济压力的影响因素：人口生活水平压力＆gt;人口增长压力＆gt;人口就业和素质压力,表明人口经济压力与经济发展程度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性,因此大力发展经济是减小地区人口经济压力的主要途径之一。落后地区要注重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达到人口与经济规模协调发展;第三,自2003年以来,我国人口经济压力差异呈现不断扩大趋势,表明我国省域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缩小地区间的贫富差异也是一个缓解我国人口经济压力差距过大的主要手段之一。     

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本文基于1995~2015年东北地区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口与经济数据,采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等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空间集聚程度、空间整体相关性,探讨东北地区基本生产要素区域内部流动趋势及其空间配置协调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从人口与经济增长协调性看,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明显,缺乏区位优势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人口外流最为明显。从人口与经济分布的空间演化特征看,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要素呈现明显的"南密北疏、内高外低"的不均衡分布格局,人口集聚明显滞后于经济集聚。全局型Moran’s I指数和局域型LISA指数分析结果显示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集聚趋势不强,关联性相对较弱,总体呈现低—高(L-H)、低—低(L-L)的人口—经济集聚态势,实现区域经济与人口协调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内涵、水平及区域差异

文章系统阐释了新时代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通过构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态势和空间格局,探讨了区域差异的形成原因。研究发现,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呈稳步上升态势,不过区域间差异明显。从东西向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相对领先,西部和东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区域间差异是东西向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分南北来看,人口高质量发展呈“南高北低”且不断分化的态势,区域内差异是南北向区域分化的主要原因。整体来看,人口分布和人口结构是区域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基于此,文章建议合理引导人口有序流动,统筹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更高质量、更为协调、更加可持续发展。     

80年代国际人口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

人口地理学是研究人口现象的空间属性的科学,它以人口数量与质量、人口增长与构成的地域特征和空间差异及其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早在十九世纪,德国与法国地理学家所作的尝试与探索,奠定了近代人口地理学的基础。本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以及人口问题的日益突出,加速了人口地理学的发展。进入80年代以后,人口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又     

1370～1900年江南地区人口变动与社会变迁——以江阴范氏家族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以《澄江范氏家谱》为基本研究资料,结合其它的史料,对明清时期600年间江南范氏家族的出生、死亡、增长波动等人口现象,以及影响它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进行了时间序列的分析,初步总结出了范氏家族的人口发展规律。研究表明,中国明清时期自然生育率状态下江南地区家庭生育子女数在5～6之间,除少数特殊年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长时期内保持稳定;人口变动主要受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尤其以清初与太平天国战争影响为巨。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机制及实证分析——基于水平VAR的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和协整技术

本文首先分析了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机制,从环境承载力角度分析了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在特定空间内相对稳定时,若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超过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与承受能力,这时经济发展就要受到人口增长的困扰。其次本论文运用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和协整技术研究了中国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相互作用数量关系。结果为:在短期内,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却对人口增长率有显著影响;从长期看,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只有控制人口增长(尤其是农村人口增长),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而只有促进经济发展,才能更好的控制人口增长,两者相辅相成。     

贵州省环境人口容量现状及提高路径分析

本文使用“P—E—R”环境人口容量模型,利用1952-2002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从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两个角度,对贵州省环境的经济人口容量和资源人口容量进行了动态分析和综合描述。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针对贵州省环境人口容量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提高环境人口容量的对策。     

我国开发区人口发展规律初探——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口发展为例

由于基础数据的不完备以及发展时间较短,开发区人口研究较为薄弱。以三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人口发展为例,通过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开发区人口发展规律。开发区人口呈阶段性增长态势、人口增长以机械增长为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暂住人口比例高、就业人口中通勤现象比较普遍。开发区人口发展态势主要受开发区两大转变的影响,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功能定位的转变。     

贵州高原少数民族传统生育文化生成的地理背景——从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成的角度阐述

由于贵州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民族传统生育文化积淀很深,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规范,导致了少数民族人口出现增长较快、生育水平偏高、早婚早育等问题,给贵州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压力。本文结合贵州高原地理环境的特征,从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成的角度对少数民族传统生育文化的形成的地理因素进行初步探讨。     

略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进程起着两重彼此矛盾的作用:人口过快增长会阻碍经济发展,人口适度增长能促进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力资源开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广西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分析

人口与经济的发展有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总体上,广西处于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低速稳定增长的态势。具体来说,广西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长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但它们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广西人口文化素质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对经济发展的推进作用也较为明显;广西人口年龄结构属于成年型,抚养系数较低,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广西的第一、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人口产业结构的变动相对滞后于GDP产业结构的变动;广西城镇化水平较低,已成为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之一。     

Theories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population facing four modernizations being conscientiously studied]

The Second National Symposium on Population Theory focused on the problems of population and their solu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4 modernizations. The following issues discussed by 7 Sumposium panels are summarize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theory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 population problems in China and their solution; population policies and legislation relating to population contro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migration; population estimation and population planning; and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opulation theory. Discussants agre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population principle in a socialist societ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decisionmaking in the area of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policy. Several different issues arose concerning the content and critical are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socialist population principle. More than 1 principle is operating in socialist population theory, but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The point was made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population principle specific to individual society, there exists principles that are common to every society. The consensus was that population growth is associated with all the economical, political, and ide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that among thes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The current major population problem in China was identified as maladjustment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maladjustment has led to problems in the areas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transportation, and housing.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was identified as improving economical development to increase the material reproduction and controlling the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In addition to birth control policies, it was suggested that population policies should include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migration of the population. There was wide support for the proposal to legislate population control. It was agreed that such legislation would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population control and assure its success.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migration concentrated on the population problems of the urban area and minority ethnic groups. It was suggested that a nationwide census be conducted in population planning, population legislation, and population theory investigation.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socialist population theory,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e subjects, scopes, and methods of population research.     

贵州省黔南州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研究

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是人口问题,又是深刻的社会问题,它将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危及人口安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在特殊的区位环境下,失调状况和成因有着自我的独特特征,应对之加以深入研究,以为科学治理提供客观依据。     

灾难事件对生育率的影响：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次重大灾难事件都会导致生育率波动变化。灾难事件周期与生育率变动的一般规律为:生育率在灾难事件发生短期内会受挫下降,灾难事件恢复中期内回升反弹,灾后长周期内则回归灾难事件前的变动大趋势。从外在因素的影响看,灾难事件范围越广,波及人口越多且致死率越高,生育率波动越剧烈,疫情和与环境有关的灾难事件可能会对生育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从内在因素的影响看,灾害发生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与家庭经济能力、人口年龄结构以及政府的应对能力等会影响生育率波动幅度,但不会改变波动方向。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初步观察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生育率下降是高死亡数量带来的心理冲击、经济衰退、停工停产以及对未来生活预期不明朗和信心减弱综合作用的结果。     

人口因素对CO2排放的影响:区域差异与动态变化

基于1995—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IPAT模型建立基本的分析框架,研究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城市化率以及家庭规模等人口因素对我国CO2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人口因素与CO2排放的关系与经济发展特征有关,而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且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差异,使得影响我国全国CO2排放的人口因素不同于各区域内部,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甚至不同年份,导致省际CO2排放差异的人口因素也在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