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实施定向制裁中相互关系探析

直接针对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方的定向制裁,可以与外交、调停、武力威胁等政策工具结合使用,较为灵活,便于调整,也不会引发大范围的人道主义灾难。通过金融制裁、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和武器禁运等措施,定向制裁可以达到胁迫制裁对象改变行为、限制制裁对象活动能力和向国际社会传递信号的目的。2 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实施的制裁都属于定向制裁。虽然在官方文件中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并未就如何共同实施制裁作出清晰说明,却在制裁实践中磨合出了互为辅助的关系,通常以合作、协调和配合三种模式共同实施制裁。两者在定向制裁实践中,制裁目的相同且目标兼容,决策相互独立却行动配合紧密,措施扬长避短,责任分工有序。联合国和欧盟共同制裁伊朗的案例,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所以在制裁实践中磨合出互为辅助关系的原因在于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和区域组织的发展,联合国的全球合法性与区域组织的有效执行力互为支持,能有效地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     

联合国集体经济制裁与第三国的贸易、投资权益保护——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境外实施风险考虑

联合国的集体经济制裁是国际社会应对处理国际问题的一种特殊措施和方法,但实施这些制裁需要尽量避免或减少对目标国和第三国的国际贸易、投资、合作、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权等的不利影响。由于国内人权保护状况以及复杂的国际环境等因素,“一带一路”战略沿线的一些国家存在着遭受联合国集体经济制裁的客观现实风险。为此,进一步分析明确联合国集体经济制裁在制定和适用上的规范要求以及联合国已经开启和正在逐步完善的有关“援助受实施制裁影响的第三国”的程序机制和方法,并对维护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贸易、投资权益,提出法律应对策略和方法。     

我国刑事制裁体系结构反思与调整

刑事制裁体系结构是刑事制裁发挥功能的制度基础。我国整体偏重的刑事制裁体系结构存在方法相对单一、刑罚单极化结构较为封闭等问题,这与目前轻罪、法定犯、危险犯增多的犯罪化趋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实务中轻罪案件比例上升的趋势不相适应。刑事制裁体系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可从刑事制裁范围的合理圈定、刑事制裁体系的轻缓化和非监禁化、建立保安处分制度、优化非刑罚处罚方法等措施入手,建立“横向多轨,突出两极”的更具开放性的刑事制裁体系结构。     

小农生产的社会行为逻辑与制裁意欲的表达层级——基于广西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观察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制裁机制如何运作,是了解村庄整合度、农民集体认同与行动方式,把握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持的重要切入口。在中国的宗族性村庄中广泛存在的小农社会行为的一致性,是通过“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和“小农社会的行为制裁”两种方式达成的,其根本差异在于多数农户对少数不一致者的行为是否存在制裁意欲。然而制裁意欲并不必然能够转化为针对少数不一致者的有效制裁行为。小农制裁意欲的表达因制裁效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序列结构。宗族性村庄浓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一方面阻碍小农制裁意欲表达层级的上升,但另一方面也使少数不一致者仍对宗族精英、村庄精英和村庄舆论的规训和制裁存在戒惧心理,成为使宗族性村庄的内生制裁机制仍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效用的最后保障。宗族性村庄的制裁机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也会带来有益启示。     

论反垄断法制裁手段及其范围

反垄断法制裁手段是实现反垄断法立法目标的基本保障.反垄断法制裁手段与反垄断法法律责任、反垄断法执行手段等概念相比,是最合适的用词.各国反垄断法都规定了制裁手段,并形成反垄断法制裁手段体系.这些体系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以行政排除措施为核心,第二类以行政罚款为核心,第三类以损害赔偿为核心.反垄断法制裁手段立法体例包括分散立法和集中立法两种.     

论社会制裁及其矫治功能

社会成员违背社会规范造成了越轨行为，就面临着承受方式多样的社会制裁的可能。社会制裁可运用社会力量对越轨个体施以一定的影响：对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施行惩处、矫治，从而发挥促其悔悟的作用；对未被标定者产生一定的警戒、教育、彰显规范的作用，进而有效地预防越轨行为的再次发生。     

美国对伊朗经济金融制裁的动因、影响及启示

为了扼制伊朗的核计划,自卡特政府时期开始,一直到特朗普执政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了程度不同的经济金融制裁,包括冻结或没收相关人员的财产、限制其企业进入美国债券市场融资、禁止第三方与被制裁对象交易、关闭其美元贸易结算通道等。尽管伊朗采取了切断对西方的能源供应、改换国际结算货币或变更结算渠道等反制裁措施,但西方国家的制裁对伊朗的经济贸易、政治文化、民众生活等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最终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由此给我国带来的启示是：多管齐下应对有可能的能源制裁;抢抓关键节点破局有可能的贸易制裁;多措并举应对有可能的金融制裁,保护海外资产安全;成立专门的经济金融反制裁机构,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理性配置社会治理手段及功能——刑事制裁扩张问题的探讨

 刑事制裁扩张问题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的发挥,是当前社会治理中的热点问题。近年的刑法修正案,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经济秩序和管理秩序的行为调整和介入,刑法前置化趋势显现。而在社会治理手段功能中,是固守刑法的事后法、保障法的功能和边界,还是追捧刑法前置对社会治理的提前介入的刑事制裁扩张,将引发后置法可能挤占前置法的功能空间而兼具管理法、治理法之嫌的趋势,必将引发对社会治理手段配置的理性思考。常态性的社会治理主体和手段的多元化,因社会的急功近利和缺乏耐心而受到旁置。在这一现实可能性前,更应重视理性配置社会治理手段和功能,从法律和事实层面摆正公共政策、社会管理及刑事政策、制裁手段的地位和层次,建构社会治理的长治目标。犯罪治理中犯罪预防的二元结构战略和策略体系,则应在社会治理中得到重视和应用。     

民事制裁程序研究

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民事制裁程序存在的问题 ,阐述了规范民事制裁程序的法律意义及应当遵循的原则 ,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制裁程序制度的构想。     

国际制裁的目的、条件、方式及其对中国参与国际制裁的启示

国际制裁作为发起主体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旨在说服或迫使一个国家停止参与不被接受的行为，达到惩罚目标国行为、削弱目标国实力、宣传自身价值观或表明本国立场的目的。相比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国际制裁具有低成本的特点，成为冷战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作为大国对外政策工具，实施国际制裁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双方的相互依存度、力量对比、利益权衡和国内外支持等。根据不同的制裁目的和条件，制裁国可以灵活选择多边制裁或单边制裁、复合制裁或单一制裁、全面制裁或目标制裁等制裁方式。中国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已具备利用国际制裁来维护国际正义和本国利益的能力，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国际制裁。在制裁参与中，中国需要根据国家利益及本国国情，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制裁执行机制，合理选择制裁方式，使国际制裁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     

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及其局限性

自美伊关系断交以来,美国认为伊朗对其国家安全、外交、经济以及盟国利益产生威胁。美国对伊朗进行了三十多年的单边制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制裁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基于美伊关系的变化和利益关系的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美伊关系一直以来起伏不定的状况。美国对伊朗制裁多年,对伊朗的国内政治经济产生压力,但制裁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美国的制裁政策强行将第三国利益卷入其中,惩罚不遵守美国单边制裁的第三方国家的做法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     

论妨害刑事诉讼行为的检察制裁

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均有权针对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直接依法处置,但检察机关除了对犯罪嫌疑人可以决定强制措施外,对其他诉讼参与人或案外人实施妨害行为时则没有处理权限。为及时、有效地排除各种妨害、捍卫检察权威、保护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并教育违法者本人,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对妨害刑事检察工作的不法行为给予检察制裁的权力。制裁方式可以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和没收五种方式。当然,检察机关在实施制裁措施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不服罚款、拘留或没收决定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复议救济。违法实施制裁措施的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试论程序性制裁的法律特性

要想对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制裁有一个充分的认知,首先弄清楚其法律特性就显得尤为必要。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现有的规定作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了程序性制裁所具有的五个特性。     

论国际卡特尔的危害及对其制裁与遏制

卡特尔被普遍认为是所有反竞争行为中危害最大的。由来自多个国家的企业参加而形成的国际卡特尔则对全球经济和各国消费者有更为严重的危害。世界主要国家的竞争法都对这种行为加以规范和制裁。文章主要讨论卡特尔对市场竞争机制造成的损害,进而阐述并评述各国对卡特尔的遏制与打击的努力,最后提出中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     

联合国安理会取消对伊拉克主要制裁

联合国安理会2010年12月15日通过三份决议。取消对伊拉克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导弹和民用核活动领域的制裁，结束“石油换食品计划”的所有剩余活动，并延长伊拉克发展基金各项安排至2011年6月30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发言中说，     

联合国制裁措施国内执行的法律框架及实践困境

联合国制裁机制成功的核心,在于各个国家的普遍遵从,但在我国目前的国内法律体系上,执行联合国制裁却存在着相当的空白。而在我国的实践中,也往往通过外交部通知函和行政文件的形式笼统宣示对联合国制裁的执行,事实上并不利于对联合国制裁措施的良好执行。从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提升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角度出发,应当在统一框架性授权立法的基础之上,建立我国的联合国制裁措施国内执行体系。     

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刑罚制度完善的启示——读江溯博士《社会团结、集体意识与刑罚》一文引发的思考

江溯博士《社会团结、集体意识与刑罚》一文较为中肯地梳理了涂尔干的刑法社会学思想。其中所介绍的涂尔干对于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有机团结”代替“机械团结”、“恢复性制裁”代替“压制性制裁”的变迁式思考对我国当代刑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民事制裁行为质疑

民事制裁行为是我国一种新型的法院行为,其实质就是立法者授予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管辖一部分行政事务的职权,然而从宪法、诉讼法的角度而言,其具有如下不可弥补的缺陷：（1）与职权分立宪法原则相抵触;（2）与民事诉讼基本制度相斥;（3）与公正原则相悖;（4）限制、剥夺了被制裁人有关的权利,因而其合理性值得质疑。     

贸易制裁效应对国际能源贸易格局的影响——基于局部均衡模型与贸易网络的模拟分析

基于当前复杂的全球能源贸易关系，欧美等国因俄罗斯乌克兰冲突而制裁俄罗斯，对国际能源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利用2020年世界能源贸易数据，以加拿大等12国的全球模拟模型(GSIM)以及贸易网络模型，模拟并依据出现的4种贸易制裁情景，分析贸易制裁的4种效应——破坏效应、泄露效应、偏转效应和抑制效应，对能源贸易额、产出、福利水平以及贸易格局的影响，结果显示：(1)对制裁国与俄罗斯而言：当贸易制裁程度较轻时，各国的贸易额和产出几乎不变；当贸易制裁程度较大时，制裁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贸易会受到严重的贸易破坏效应影响，最终导致双方贸易额和产出明显下降；且贸易制裁过程中存在泄露效应，但泄露效应无法抵消破坏效应对制裁国与俄罗斯的影响。(2)对非制裁国家而言，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贸易在制裁的贸易偏转效应影响下出现增长，而与制裁国的能源贸易既受偏转效应影响，也受抑制效应影响，贸易额有增有减。(3)从福利角度看，随着贸易制裁力度的加大，贸易制裁的破坏效应导致制裁国与俄罗斯的社会净福利均出现下降，欧盟的净福利损失甚至超过俄罗斯。(4)能源贸易格局网络的紧密程度随着制裁程度的加重而下降，俄罗斯能源出口重心将由欧洲...     

中国刑事制裁框架的梳理与扩展——以犯罪学为视角的重新审视

随着犯罪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对法治文明的不断探求,中国刑事制裁体系的理论确信和实践运转日显重要。基于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理论的丰富和刑罚内涵的拓展,刑事制裁的框架在中国形成以刑罚处罚、非刑罚处罚和单纯宣告有罪共同构成的刑事制裁体系。犯罪经济学原理奠定了刑罚处罚之外刑事制裁方法的理论基础,其运用是实现刑法谦抑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