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优化的规范分析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实现城乡二元社会一元化的重要基础。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存在供给主体有事无财、决策机制倒置、缺乏第三方参与和竞争激励、成本分担机制不合理以及乡村机构组织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低效性等问题，应从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表达及集中、成本分摊、生产提供、运营管理和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优化。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全面建设新农村小康社会

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在整个农村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这类产品提供的多寡和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根本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农民提供有保障的、城乡统一的公共品是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农村稳定,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设计困境与实践方向

农村公共品可以说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基础,国家也通过转移支付资金、“一事一议”政策等来支持公共品供给,实际是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仍然不足。笔者通过大量的调研发现．公共品供给困难主要是由于制度的规定性与当前农村社会基础的偏离所致。要解决公共品供给困难的问题就需要增强村集体组织的力量,以农民合作的方式实现公共品供给的目标。     

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影响因素：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以安徽省“村村通”工程为例

很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需要农民合作才能解决,正在推行的农村"村村通"工程的实践为研究农民合作难题提供了契机。本文通过对安徽省6个县84个行政村的调查,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项目因素后,影响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主要是村庄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社区特征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程度较弱;劳动力流动对集体行动没有影响。相关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组织农民:资源落地与供给有效--以湖南B村自组织公共品供给实践为例

资源落地困境是当前公共品供给实践中的突出难题,如何提升公共品供给效能引起学界和基层治理实践的普遍关注。研究发现,组织农民是形成有效社会联结、回应新时期资源落地困境的重要抓手。以湖南B村为例呈现了当地的自组织公共品实践,探讨在制度内供给模式下,如何通过农民组织化的方式形成输入性资源与基层社会的有机联结,避免供需不匹配、交易成本过高、资源使用低效等问题。精英主导与社会整合下的农民组织化实践破解了资源输入与基层社会及分散化农民对接的难题,不仅回应资源输入背景下资源落地与公共品供给有效的困境,同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村庄建设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下的农村建设发展应当坚持农村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以组织化的方式有效整合社会需求与社会资源,真正服务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论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而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渠道“变窄”,短缺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与农村税费改革相关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在乡镇政府职能、财政体制、公共供给的决策机制、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公共品筹资渠道等方面作出科学的制度安排。     

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

后税费时期,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财政资源,通过项目制度向农村供给公共品。项目制度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方式从“制度外”转向“制度内”,并且强化了公共品供给自上而下决策体制。自上而下决策体制使得国家无法通过项目制度有效获取农民的公共品需求,项目制度的利益协调功能和监督功能受阻,进而加剧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项目制度的优化路径是改革资源输入方式激活基层组织,建立自下而上决策机制,化解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     

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实证分析

研究运用1985-2008年的时序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了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教育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最大,其他依次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电力、通信、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公共品投资在农民增收上存在规模经济效益;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是对农民收入的再分配;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教育支出和电力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农村公共品的“赋能型供给”：价值内涵、逻辑机理与运作机制——以开镇小微项目的创新实践为例

农民动员缺位和参与性不足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制约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制供给中的政府包揽代建模式内含着行政替代组织的实践逻辑，会由于基层村社组织的失语和脱嵌陷入动员困境，引发项目进村实践梗阻。“赋能型供给”的基层创新实践是对政府包揽代建模式的优化，实现了从“替代组织”到“赋能组织”的逻辑演变。地方政府能够在项目分类基础上，优化项目进村的建管制度，将小微项目下放到村社内部，由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进行自主治理。“赋能型供给”是政府以村庄对项目的依赖性为基础，通过适度放权和有节制的行政干预，从资源、权力和规则三个层面，以属地化包干、约束型自主和制度化参与实践机制为基层村社组织进行综合赋能，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结中介和动员载体。通过重塑国家—基层村社组织—农民的互动结构，形成一个可以深入农村社会进行强动员的基层组织体系，有效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赋能型供给”创新实践为项目制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性机制分析

本文站在农村社区内部的视角,指出农村公共品的供需具有季节性、阶段性、临时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文章认为国家在可见的将来很难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包揽下所有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机制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提升农村公共品的内生型供给能力和村社承接外来供给的能力。切合农村实际的行政组织建设和社会建设,能有效的增强农村社会的整合、动员、合作能力,这是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内生性机制、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促进公共品供需均衡的必由之路。     

城乡统筹发展视角下农村公共品效供给的财税政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的问题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因此,如何增加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关注的重要实践和理论问题。本文以安徽省为例,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的财政原因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就建立健全以增加农村公共品为目标取向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通过财政资金的有效整合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把握财政投入的重点优先保证农村急需的公共品供给以及如何充分发挥税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     

地方公共品理论与我国乡镇政府改革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中乡镇政府改革可以借鉴西方地方公共品理论,根据农村居民和小城镇居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差异,县政府应直接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镇政府为小城镇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发行地方公债：基于解决农村公共品短缺问题的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乡村两级可支配收入大幅度减少,导致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医疗设施、科技保障等攸关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的公共品供给短缺加剧。在目前中央及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完全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的大幅度增加或要求地方政府通过减少城市公共品的供给来解决这个问题均不太现实。解决之道就是要在提高供给效率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拓宽供给渠道。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发行地方公债来筹措资金,用于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条件业已成熟。     

新农村建设中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通过分析目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和原因,提出增加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关键是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与模式研究

文章分析了后"乡土社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农村的"空壳化",导致公共品需求主体缺失,农村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难以解决公共品供给的搭便车问题,乡村的异质化使得公共品供给组织成本加大等供给难题。同时,对现行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中村干部、混混、社会精英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社会精英+宗族"、"国家+村干部"、"农户+农户"等可能的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     

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公共生产不足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针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状况的不同认识,从理论上分析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规模及结构的影响,并提出以农民消费结构分析为基础评价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分析模型。运用这一分析模型对我国近十年农民消费结构做了实证研究,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协整技术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增长都具有同等效应,其中电力供应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业科技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同时农村基础教育等的供给增加在现阶段对农民收入增长并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当前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其中重点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平台建设与农村公共品项目的优化———对浙江萧山案例的考察

由于缺乏需求偏好的有效表达机制,当前政府主导的农村公共品供给项目难以克服供求错位的困境,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浙江萧山地区的实践证明,公共品的供求双方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公开化的信息反馈,不仅可以强化农民以村庄为单位的参与和讨论,降低政府各部门搜寻信息的成本,促进项目指标的公平分配,而且能够有效抑制权力寻租,阻止基层代理人操控信息以自利的行为,进而节省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促成供需的均衡。从运行机理上来看,农村公共品的信息化供给具有一定的可推广性。     

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对农业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的影响研究

农业灾害的防治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而农业减灾公共品的供给与农业灾害的防治紧密相关。据此以湖北省27个行政村的517份农户问卷为研究样本,运用因子载荷分析法选取了农村社区治理中影响农业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的14个因子,并进行了归类。然后运用结构方程分析法(SEM)确立了这些影响因子与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之间的路径图及影响系数。研究结果表明,村干部管理能力、减灾政策支持、民主决策、集体行动力等因素对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有正向影响,经济建设水平对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有负向影响;村民素质对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没有显著的影响。     

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路径依赖

相对于城市而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非常落后,其根源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对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乃至整个和谐社会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加快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加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这一目标实施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本文从政策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寻找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