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契诃夫

鲁迅与契诃夫的作品和作风有若干相似。1944年郭沫若在《契诃夫在东方》一文中发表过这种见解。 1936年苏联《真理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写过:“外国的批评家以鲁迅先生的作风比之契诃夫的作风。”契诃夫的祖国的作家法捷耶夫同样说:“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的弱点的这一点,鲁迅与契诃夫是近似的。”     

浅谈郭沫若三步鲁迅诗韵

郭沫若是新时代的著名诗人,他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贡献卓著,但他在《沸羹集·序我的诗》中却说:“我不大高兴别人称我是‘诗人’,但我却是喜欢诗。”郭沫若确是“喜欢诗”的,除创作之外,他还写过不少关于诗的评述,尤其对鲁迅的诗,推崇备至。在《鲁迅诗稿》序中,他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说来奇怪,鲁迅也不喜欢别人称赞他的诗。他说:     

试论《庄子·内篇》散文的艺术特征

庄子的文章得到古今的赞赏。司马迁说他“善为书离辞,指事类情①”;鲁迅说:“其(指庄子)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②由此可见庄子散文的艺术性之高。然而,《庄子》一书内容驳杂,体例不一,自苏轼以来就认为它不是出于一人手笔;但绝大多数人都认定《内篇》七篇为庄子所作。因此,本文所涉及的范围就只限于《内篇》。     

鲁迅创作《铸剑》时间辨考

鲁迅创作《铸剑》这篇小说的时间,据拙作《鲁迅在厦门》(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十月出版) 一书所说是:“《故事新编》中《铸剑》和《奔月》两篇,一写于十月,一写于十二月,都是在集美楼上写的。其中《铸剑》一篇原名《眉间尺》,首先登在厦门大学学生所创办的《波艇》月刊上。”其后,收到某师范学院同志来函洵问: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鲁迅日记》记云:“作《眉间赤》讫”。究竟这篇小说是一九二六年十月作于厦门大学,还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作于中山大学?其后,又看到《鲁迅与<波艇>》一文说:《铸剑》作     

鲁迅的婚事及其处世风格

一写下这个题目,便想起《鲁迅传》一书的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先生发表在2008年8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上的一篇文章——《我们今天如何评价鲁迅》。文章说：＂我不是说鲁迅不可以批评。鲁迅也是凡人,     

鲁迅杂文反语修辞论略

鲁迅杂文大量使用反语。鲁迅自己也说过:“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两地书·十二》(1925年)。这既是内容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所需要,也是鲁迅艺术才华的生动表现。鲁迅杂文反语之多之好,使他的杂文和同时代的其他杂文作家迥然有别。鲁迅的十四个杂文集,因为几乎是“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起”(《且     

甲骨书结翰墨缘——郭沫若向鲁迅赠书述闻

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作于旅居日本千叶县郊区,在“有时候穷得来连毛笔也买不起”的情况下完成,1929年8月1日脱稿。1931年5月由上海大东书局以影印原稿、线装两册出版。郭沫若给上海的李一氓写信,请他向大东书局取书,按照信里所附的名单代为分赠;名单里,鲁迅的名字赫然     

“郭沫若的化名之作”小解

由单演义、鲁歌编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出版的《鲁迅与郭沫若》一书记载了鲁迅和郭沫若这两位文化伟人的战斗友谊,也记录了他们之间的相互评论;在某些史实以及难解之处都作了必要的注释,这对于读者是非常有益的,但感到文中有     

王国维曲论与梁廷楠《曲话》

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曾推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说:“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的确,以《宋元戏曲考》为代表的王国维的曲论应当在中国戏曲批评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成就何以取得?研究者大都笼统地复述陈寅恪所下的结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结果,几     

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是什么?

早在一九二四年,一位文学评论者就说过:“不过批评对于作者,另外还有一种工作,就是顺着作者的本意来批评他的产品,换句话说,就是看作者注意之所汇聚而尽力以求表现出来的东西,究竟表现出来没有。”①“顺着作者的本意来批评他的产品”,这确实是一个很精当的看法。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六十年来,评论者几乎都一致推崇它为不朽之作,但是对它的本意,也就是它的基本思想的认识却是很不相同的。鲁迅自己是十分注意人们对《阿Q正传》本意的认识的,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致沈西苓信》中表示不同意将《阿Q正传》编为电影,其主要的理由就是:“况且《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阿Q正传》的本意是作者创作本意的体现。因此,正确地理解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则是认识《阿Q正传》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前提。     

稷下儒家政治学说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依照郭沫若、顾颉刚、冯友兰等学者较为一致的意见,现存的《管子》一书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各学术流派争鸣的产物,它客观地保留着诸多学派的学术思想。郭沫若还指出,“《管子》书当分析成若干类集以进行研究”(《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49页)。循此而行,对《管子》“轻重”经济理论和“心术”等四篇道家理论以及“水地”、“四时”等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然而令人瞠目的是,在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却存在严重分歧。言《管子》为齐法家理论者有之,言为管仲学派者有之,言为稷下黄老学派著作者有之。平心而论,《管子》书中客观地保留着经济、商业、军事、     

一幅人类向自由王国飞跃的美妙画卷——《庄子·逍遥游》主题新论

自二十年代以来对于《庄子·逍遥游》不科学的总评价,几乎已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即在肯定它的艺术手法的高妙的同时,却对它所表达的思想意识,加以无情的贬斥。这就形成了对《庄子》其书(包括对《逍遥游》)的评价中艺术性与思想性成为强烈反比的公式。例如,1961年出版的一本名日《庄子内篇译解并批判》的书(关锋作,中华书局版),充满着“左”得出奇的论调,作者竟把鲁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写的讽刺小说《起死》和杂文《论语一年》,说成“实际上攻击的就是历史上的庄子”,“如实地揭出了庄子灵魂”,并断言:“在旧中国,庄子哲学成了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武器,它起着极其反动的作用。”据他说:“庄子的哲学原则、结论,无一不是错误的”,“庄子思想是人类精神的堕落”。又说:     

《女神之再生》和《补天》的比较研究

我试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1921年元月作)和鲁迅的《补天》(原题为《不周山》,1922年11月作)这两篇都取材于女蜗炼石补天的传说而形式不同的作品,作一些比较研究,一则探讨一下它们在思想、艺术上的成败得失,二则借以说明目前文学创作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一)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作家,时代、民族、阶级以及文学传统的影响,赋予他们以共性;但他们     

论《坟》和鲁迅作品的格局

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鲁迅将文章归为分类和编年两类,并指出: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则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在《南腔北调集》的《题记》中,他承认自己有把书名或题目“配对”的“积习”。如果以分类和编年为纲,以“两两相对”的方式读解鲁迅全部作品,则其作品基本皆呈相对之象,而首先宜标出《坟》,作为此种读解方式的起点。以《坟》为起点,不仅因为《坟》的内容前后历时约二十年,可当鲁迅作品的长期大底;而且因为它在鲁迅作品中独立无侔,绝无其他作品可以相对。《坟》是鲁迅作品的第一书,以它为起点,     

《庄子》哲理表达的艺术风格

一《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作。庄书问世两千多年来,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过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魏晋时代的嵇康公然宣称:“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宋人叶适说:“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水心文集》)章炳麟说:“命世哲人,莫若庄氏”。(《庄子解故》)鲁迅先生对《庄子》有很高评价:“其为文则汪详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郭沫若曾说:“庄子固然是中国有数的哲学家,但也是中国有数的文艺家,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汪洋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今昔蒲剑》)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     

鲁迅作品考证二题

一四十年代,林辰先生作《鲁迅事迹考》,称《野草》中的《一觉》作于鲁迅自己寓所“四方的小书斋”里,其时鲁迅尚未因“三一八”惨案离家避难。同时又断定写于《一觉》之前的《淡淡的血痕中》(也见《野草》)亦作于避难前。鲁迅在《二心集·<野草>英译本序》中曾说过:“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林辰先生对鲁迅的话作了解释,说:“那应该是因为作序时。年代相     

有诗如剑 一掷中的——读鲁迅《秋夜有感》

鲁迅的《秋夜有感》一诗是书赠《申报》副刊《自由谈》编辑张梓生的。有人从书赠的对象身上找鲁迅此作的“本事”,以为是咏张的某一段生活经历,于是从诗里取一言半语,强合上去,这种牵强附会的结果,是取消了诗的战斗意义,把它解释为调侃张梓生年青时爱情生活的游戏之作。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歪曲。《秋夜有感》是锋芒直指反动派的一柄诗剑。这首短诗,有如长剑,鲁迅以之奋击敌阵,刺中群魔。至今读来,犹能感到它剑光闪闪,听到它剑声锵锵。     

倭纳与《中国神话学辞典》

介绍英国人倭纳的《中国神话学辞典》的文章,据我所知,此篇大约还是首见。作者将它寄给我,以其论述简明扼要,特推荐给《社会科学研究》发表。倭纳的《中国神话与传说》,1924年茅盾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中曾论及,以为“材料太芜杂,议论太隔膜”,“实在不能叫我们满意”。1925年鲁迅先生在给梁绳纬、傅筑夫信(见《鲁迅书信集》上卷)中说:“沈君评一外人之作,谓不当杂入现今杂说,而仆则以为此实一个问题,不能遽加论定,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故自唐以讫现在之神话恐亦尚可结集,……”信中“沈君”即茅盾先生,“外人之作”即倭纳的《中国神话与传说》;看得出来,两位先生对中国神话的见解,早年曾有过些分歧,鲁迅先生看得似乎更开阔些。倭纳的《中国神话学辞典》是在《中国神话与传说》的基础上,以神仙人物为纲,又加入了好些印度神话人物编写起来的。作者取材虽难免有后起、庞杂之弊,只看见中国神话的“流”而没有看见中国神话的“源”,因而对《山海经》等书,竟视若无睹,未曾道及;然而他的视野开阔,毕竟看见了中国神话有如此浩瀚汪洋的“流”,广采博搜,发为著述,介绍给外国的读者,使彼西方人士,也略知中国神话的丰美,他对中国神话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埋没、值得称道的。现在我国有些学者,却只看见中国神话的“源”,只去研究《山海经》等几部书,而没有看见中国神话的“流”,不承认后世的许多书籍中也有中国神话,又是一偏。要知须得“源”、“流”兼顾,才能认识中国神话之全。     

《郭沫若楹联辑注》补正

<正>《郭沫若楹联辑注》(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作者曲树程、杨芝明)是目前收集郭老楹联较完善之作。但确如孙席珍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言:"尚未全备"。现将笔者所见关于郭老楹联的几种资料录出,以作补正。一、关于《寿杜波依斯博士》一联。此联书迹原件发表于《人民日报》1959年2月23日第八版,原     

形似断代短制 实为专史长编——关于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

在学术著作方面,鲁迅至少有两部未完成的书稿写作计划。1933年,鲁迅曾致函友人说:“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书信·330618·致曹聚仁》)在鲁迅拟编的这两部书中,他平时谈论最多的便是有关中国文学史稿的计划。1932年底,鲁迅的生活已颇感困顿,但他仍对朋友说:“倘终于没有什么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