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与《万国公法》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 ,其翻译和出版是在总理衙门的积极支持下完成的。该书初版时间应为 186 4年而非以往所说的 186 5年。《万国公法》所传达的国际法知识很快被具有时代意识的士大夫们所接受 ,清政府亦在处理一系列外交事件中屡次引用国际法准则。《万国公法》所带来的近代国际关系准则 ,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起过特殊的作用     

国际法的输入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起步

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起源于 1 7世纪的欧洲 ,1 9世纪传播到美、亚诸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迫于外交形势的压力 ,清政府也开始接受国际法。 1 864年 ,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william Alexander Martin)翻译、美国人亨利·惠顿 (Henry Wheaton)所著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直译为《国际法基本原理》或《国际法要旨》一书的刊印出版 ,是国际法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国际法的传入 ,使近代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普遍通行的基本外交原则和外交惯例有了初步了解 ,并开始在外交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运用 ,这也引起了其外交观念…     

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和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

近代国际法产生于欧洲。作为国家之间的法律,西方国际法随着中国和欧美国家的交往而逐步传入中国。自林则徐1889年在广州主持翻译瑞士滑达尔《各国律例》后,时隔二十余年,1864年又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几名中国学者的协助下将美国惠顿的《国际法原理》译成中文,取名为《万国公法》。这是第一部以专书出版的比较完整的西方国际法著作中译本。它由清朝中央政府出资刊印,在近代中国政界、外交界和知识界广为流传,影响较大。本文不拟对《万国公法》成书得失和影响作全面探讨,只想着重介绍一下,丁氏初译《万国公法》之时,清政府如何采用该书包含的有关国际法原则,处置1864年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在大沽口中国内海扣留丹麦商船事件。这是目前有案可查的、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后由中国政府自觉采用国际法原则处理中外交涉事件的第一回。事件本身虽然并不复杂,但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却自有其研究的特殊意义。     

近代国际法与中法马江战役

晚清中法马江战役期间,法国和中国对近代国际法持有大相径庭的态度。深谙公法的法国屡屡干犯国际法,公然蔑视公法的道义与权威。与此同时,清朝却诚实而谨慎地应用国际法处理国际关系,努力恪守国际法外交、战时条例。近代国际法在马江战役期间中法双方的不同应用和对待,彰显了国际法背后的强权殖民行为和它对弱国极其有限的维权作用。     

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国际观的确立

近代以后,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加,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开始受到挑战和冲击,新型的国际观念在中国开始确立.在这一过程中,留学生群体用《春秋》比附公法,为人们接受新型的国际观念架起桥梁;他们积极地向国人介绍近代西方的国际知识和外交观念,使传统的华夷观念彻底崩溃;他们还深刻反思义和团运动中有背国际公法和盲目排外的危害之处,致力于国际法的译介和传播,加速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为近代中国新型国际观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双重秩序下演进。清政府开始在中朝宗藩关系中策略性地引入国际法:既以条约不可违犯的国际法规范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又利用某些自然天成的自然法学说来强化宗藩秩序的天然理性。尽管宗藩观念与国际公法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清政府却对国际法有意误读与取舍,实现宗藩关系的自适性调整,主要体现于:运用国际法的均势理论建构朝鲜半岛国际均势;通过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塑造朝鲜二元国际身份;按属国体制建立朝鲜近代驻外使臣制度。总体而言,宗藩体制引入国际法,以维护中国宗主国身份和朝鲜附属国地位为依归;宗藩关系对国际法的利用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屡屡在国际法的支援下实现因应调适。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的繁杂关系,展现了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国际关系冲击的本土立场和向近代外交转型的内在动力。     

翻译规范与德庇时《中国小说集》英译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1822年以李渔作品《十二楼》中的《三与楼》《夺锦楼》与《合影楼》为原本翻译的《中国小说集》是其代表性译作。在英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德庇时均受到翻译规范的制约。他选择小说《十二楼》译介受到预备规范的影响;他在英译中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减少译文的异质性,受到起始规范的作用;他在处理小说情节时采取删节、增补与改写等具体翻译方法,则是操作规范规约译者实际翻译过程的体现。德庇时英译《中国小说集》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是译者主动适应翻译规范的结果,对当前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富国策》的翻译与西方经济学在华的早期传播

丁韪良是近代美国来华著名传教士和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著名学者。他与京师同文馆学生汪凤藻合作翻译的《富国策》一书,最早将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系统介绍到中国。该书叙述到商品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换等经济学理论,详细介绍了资本、地租、利息(利润)、价值、工价、钱币、邦国通商等经济学概念,以及创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著作,对近代中国人了解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作用。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中法战争期间双方对国际法的不同态度及运用

中法战争时期,中法双方对国际法的态度与运用,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初识公法的清政府在战前频频引用"公法"评论中法关系,表现出高昂的国际法意识;在战争中通过公开宣战、保护外侨、要求他国中立等公战程序,首次集中地运用国际法处理国际关系,努力维护国家利益。与之相反,深谙公法的法国却屡违国际法,其背约肇衅、武装踞港、残暴害敌、虚力封港等一系列强权行径,对国际法权威和中国主权造成了严重挑衅。总之,近代国际法对于交战双方而言有着泾渭分明的意义和作用,体现了中外关系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与矛盾。     

对跨国公司行使外交保护的条件——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视角

对跨国公司的外交保护是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的一个现实而敏感的话题.本文通过对习惯国际法、国际法实践的分析,结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制定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相关规定,对跨国公司获得外交保护条件的国际法基础和近年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的命运——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儒家思想为“亲亲相隐”制度提供了伦理上的正当性基础。“亲亲相隐”的原则和制度萌芽于春秋、秦、汉初时期,发展于唐、宋、元、明、清,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实现了近代化转型。“文化大革命”以后,“大义灭亲”取代“亲亲相隐”制度。然而,《刑诉法修正案》的颁布改变了这一状况,使其精神如律。     

从《乐府诗集》看古代诗的传播与音乐之关系

本文参稽《乐府诗集》等著作,在总体观照中国古代诗乐合一的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传播学的观点,上窥先秦,下连宋明,对以乐传诗的过程做了历史的分期;并以两汉到南朝这一时期为重点,论述了乐府诗在传播过程的演变,使用的乐调的性质及前人关于音乐对乐府流布的作用的理论概括;论述了乐府官署发挥的传播机构的职能和作用,以及产生的传播效应,从而寻绎并解释了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诗以音乐为介质进行传播的颇具特色的规律。     

论贺贻孙《骚筏》

贺贻孙虽然生在明代,但他的主要学术活动乃是在清代,故学术上应定其为清代人。他的《骚筏》篇幅不大,却甚有特色,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见解,对人们认识屈原、宋玉和理解楚辞作品,颇有启发,是一部不容忽视的诗话类楚辞研究著作。     

晚清秘密教门与近代社会变迁

晚清秘密教门大多数是从青莲教和八卦教派生出来的，基本上属于罗教系统。步入晚清社会后，由于近代社会变迁，秘密教门的发展出现了相对的停滞。晚清的秘密教门从其宗教色彩、组织结构和与会门的关系来看，应该处于由民间秘密宗教向民间秘密结社的转变期。晚清秘密教门的活动虽然触及到一些时代主题，但从本质上而言是对近代社会的一种反动。     

清代词学研究方法刍议

清代词学集中国古典词学研究之大成,基础文献研究与理论批评研究皆蔚然称盛,呈现出"众语喧哗"的文学景观。清代词学研究方法是清人应用于词学研究并能有效运作的客观规范。通过对清代词学研究方法的研讨,归纳总结清代词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原理,利于客观把握清代词学建构的过程,清晰掌握清代词学的发展态势及演变规律,对发掘清代文学思想史内涵亦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为当代词学研究提供参照借鉴。     

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漕粮运输

义和团运动对晚清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津京等地区,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导致漕粮海运中断,并转而将部分漕粮向山西、陕西运送.其次.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朝廷被迫与联军签定<辛丑条约>,偿付巨额赔款,清朝的财政体系完全崩溃.为筹措赔款,清廷不得不颁布"漕粮改折诏".虽然江浙后来又恢复本色100万石,但漕运制度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再次,为节省费用,清廷开始采纳铁路剥漕的方式,结果成为继轮船之后,漕粮运输工具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简言之,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漕粮运输的转折点.     

《诗观》及其文献学意义

清初人所选清初诗歌选本,既是一部清初诗歌发展的历史,更是丰富的清初诗歌文献宝库。邓汉仪辑评之《诗观》,是较为典型的一部。它不仅规模巨大、收诗完备,而且能使我们了解清初诗歌文献的传播过程,具有较高的校勘和辑佚价值,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清初文学史料,文献学意义非常重要。     

20世纪《阅微草堂笔记》研究综述

清代纪购的《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影响很大的笔记小说。自清末以来,学者对该书便有不同评价。20世纪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后,该书更是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简述20世纪《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史,也兼及清人的研究与评价。     

心学与清代精英文化的凋落

从学术理路上看,清代的国学较多地具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性”,而王阳明的心学则更多地带有个人的主观意志倾向,所以心学在清代学者的心目中地位不高。从时代环境来看,清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和利用,也是导致心学凋落的主要原因。然而尽管如此,王阳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自主需要仍然隐藏在像戴震这样的正统学术大师的内心深处。与此相反,清代学术讲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却未能表达个人道德意志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人文学术的一种衰落。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