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圣经》粤客闽方言汉字译本的语言学研究

《圣经》方言翻译是晚清西学东渐顺应中国语境的语言变革举措,也是《圣经》从文理版转向接近自然口语表达的尝试,基于方言入文传统的不同,《圣经》方言译本的语言面貌及语言表现力也各有差异。《圣经》作为经书,有其语言表达承袭的传统,因而也造成了尽管方言不同,但译本仍具有偏于书面语表达,用词古雅,行文中方言特征词嵌入,利用汉字借音、方俗字与训读字来解决方言言文不一致现象等共同特点。粤客闽方言汉字译本中书面语口语化程度最高的是粤方言译本,以粤方言口语为基础;客家方言汉字译本的书面语基础接近于近代白话文;闽南(潮汕)方言汉字译本的书面语基础与浅文理译本相似,具有文白夹杂的特征。《圣经》方言译本一定程度上记载了汉语方言历史演变的轨迹。     

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

从唐朝到1919年《圣经》和合本的出版,传教士译者一直在为顺应中国的文化语境而寻找恰当的《圣经》汉译经典化途径,其翻译策略经历了全盘汉化、话语独立化和适度“道儒化”三个阶段。作为《圣经》汉译的权威译本,《圣经》和合本是传教士译者们经典化努力的结果,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译者权威化、文化和合化和译本文学化三个方面的合力。     

《圣经》官话和合译本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在《圣经》汉译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三次高潮,而晚清以狄考文为首的一批新教传教士及其华人助手主持翻译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则达到了顶峰。其目的虽在于宣传宗教,然而由于《圣经》本身是极佳的文学作品,加上成功的白话翻译,因而在客观上奠定了它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其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发轫的催化和示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近代中文《圣经》翻译史上的"二马译本"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一大成功的标志。"二马译本"即指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作为最早的《圣经》中文全译本,"二马译本"不仅对促进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给后世新教徒从事《圣经》中译提供了蓝本。     

威克利夫《圣经》对中世纪英格兰文化影响研究

威克利夫《圣经》是英语语言文化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英文《圣经》,也是14世纪威克利夫宗教改革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译本的完成与广泛传播不仅打破了天主教会对《圣经》及其阐释权的垄断,而且挑战了当时拉丁语作为教会唯一合法语言的至尊地位,对中世纪英格兰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试论《中文和合本圣经》的前景

《中文和合本圣经》是由西方传教士翻译的第一部“划一”的圣经译本,在中国已经流传了100多年,而且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至今,也没有其他任何一部译本能取代它的位置,原因何在?本文用Even—Zola,Lefever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AndrewChesterman的期望规范理论,从教会历史和中国诗学发展的情况,分析其在中国扎根的原因。同时,用Hermans文本的意义与意思理论与Eugene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等分析其前景。     

从《圣经》的中英文译本谈对隐喻理解的普遍性

本论文拟用弗莱的文学批评理论和对《圣经》文体的论述,通过对中英文《圣经》译本的比较,指出了各国读者对隐喻产生共同理解的可能性和原因。通过对圣经的意象和叙事结构的分类、归纳和综述,作者总结了《圣经》中英两个译本的译者在再现原文隐喻的内容和风格方面所采取的相应的手段和方法。     

圣经的不同译本及其对文化的影响初探

《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文集之一,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多种有影响的译本。圣经的英译及汉译对各自的文化影响深远。钦定本英语圣经与官话和合译本中文圣经的流行,对英、汉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圣经的不同译本及其对文化的影响初探

《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文集之一，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多种有影响的译本。圣经的英译及汉译对各自的文化影响深远。钦定本英语圣经与官话和合译本中文圣经的流行，对英、汉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清代耶稣会士贺清泰《圣经》译本源流再探

从晚明至清中叶,虽然《圣经》汉译并未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首要目标,但仍有传教士在译经方面做出不懈努力,出版了一系列源于《圣经》的节译、编译文本,更有人克服罗马教廷和清廷的限制,尝试翻译整部《圣经》。近期学界较为关中文作者简介：注清中叶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所翻译的译本,主要探讨其汉文版——或称为《古新圣经》——的译经原则和方法、白话文体特色,并扩展至对其满文版传抄历史的考证,以及对满汉合璧版的语汇和文体的研究。不过,贺清泰译本在后世流传的情况相当复杂,目前尚有多种满文及汉文抄本散藏于各地,相关研究仍存在疑问和疏漏之处。本文以文献考证为主,辅以详细的例证解析。一方面追溯贺清泰译本各版存世抄本的次第源流,其中包括笔者新发现的一种汉文抄本,以全面展示这部天主教译本的传播网络。另一方面,重点考察在此前研究中被忽视了的满文版与汉文版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多方面实例阐明汉文版的相当一部分经卷——尤其《旧约》部分——的翻译是以贺清泰先行完成的满译文本为直接参照,而非通常认为的以标准版武加大译本为源本。综合考察贺清泰译本的形成、传播及各版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版本校勘工作,也会将新的角度和方法带入文本分析,进而更清楚地认识和评价清代天主教传教士在困境中进行的具有开拓性的译经活动。     

《圣经》、《论语》人性论之比较

《圣经》和《论语》的人性论尽管在表述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是在深层本质上这两种人性论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圣经》“爱”的人性本质和《论语》“仁”的人性本质在人性的指归上实质上都是合于了“善”，强调了和谐存在基础之上的“人善合一”。     

从哲罗姆翻译的《圣经》看翻译中的顺应倾向

西方古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罗姆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结束了拉丁语中《圣经》翻译的混乱现象,并使《圣经》在后来成为了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文本,该教在1546年宣布其为教堂认可的版本。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哲罗姆提出了翻译要“活译“、“要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等理论。而这些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反应了其本人为了顺应读者、宗教权威及其自身翻译风格的需要。本论文旨在对其《圣经》翻译中顺应倾向做进一步的探讨。     

中古西欧基督教“经学传统”的积淀与更新

中古西欧基督教的“经学传统”，发端于罗马帝国后期“拉丁教父”对《圣经》的翻译与阐发。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惟经是从”的学术活动与罗马教廷的文化专制政策，使这一传统日益封闭与僵化，并步入学阀化与官方化的学术轨道。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西欧社会的新变动与人文主义启蒙思潮的冲击，这一传统逐渐丧失了对学术文化的神圣支配地位，代之而起的则是人文主义“圣经学”的勃兴。人文主义者否定教廷钦定的《圣经》拉丁文本的权威性与经院哲学家主观臆断的学风，不仅力图使《圣经》版本的民族语言化与《圣经》传播的平民化，而且致力于发掘《圣经》的历史内涵与伦理精神，并以《圣经》为最高的信仰权威，这样就从根本上推翻了罗马教会正统神学的理论基石，否定了教廷权威及其礼仪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这一变革，最终从根本上推动了宗教改革思潮的萌发，促进了西欧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历史转型。     

简议进入文化网格的圣经汉译

《圣经》翻译研究是世界范围(包括中国在内)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以勒弗维尔的"网格"概念为切入点,分析文化因素对圣经汉译本特别是唐代景教本、马礼逊译本以及官话本圣经的重要作用。     

《圣经》、《论语》人性论之比较

《圣经》和《论语》的人性论尽管在表述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是在深层本质上这两种人性论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圣经》“爱”的人性本质和《论语》“仁”的人性本质在人性的指归上实质上都是合于了“善”,强调了和谐存在基础之上的“人善合一”。     

“用《圣经》解释《圣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

长期以来,《圣经》的解释权一直被教会权威所把持。为了正确解释《圣经》,消除神学家的偏见,斯宾诺莎在对传统的《圣经》解释方法及各种错误观点予以严厉驳斥的基础上,依据解释自然（解释自然在于解释自然的历史）的方法,首次明确提出了“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的普遍法则。他视该方法为解释《圣经》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同时又具体剖析了该方法的“困难与缺点”。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不仅为以后科学解释和批判《圣经》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后世诠释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学革命时期的汉译圣经接受——以胡适、陈独秀为中心

官话圣经诞生的时间远远早于“五四”文学革命，却没有对后者产生重大影响。胡适、陈独秀等人有限地对圣经加以肯定，并未把这些译本当作推广新文体的手段。官话圣经的传播缺少来自知识界的推动，又受到了非基督教运动这样的历史事件影响。     

从西方圣经文学批评史看圣经诠释的堕落与拯救

西方圣经文学批评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批评方法不断更新的历史,研究者期望通过新的方法触及《圣经》真实以获取新的意义。然而方法的不断变换也正揭示出人自身的限制,使圣经诠释不断面临困境。人们无法获得《圣经》原初的、确定的意义,却不断地在自身的参与中产生出多元的意义,继而在其中寻索上帝。从无法确认上帝原意的意义上讲,圣经诠释是一种堕落,而从人“处于限度中”的存在境况而言,诠释又是探索上帝话语、获取自我拯救的希望所在。多元诠释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学者应以谦虚的心态并积极参与到诠释中去,在新的境遇下,携手走向拯救之途。     

多神与一神之张力:圣经翻译处境化的商榷

圣经翻译实质关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释,虽然圣经译者希望尽可能准确地翻译原文,但是,翻译者的意识形态和教义认知往往左右着他们对圣经的翻译和诠释,因而翻译本身并不能排除教义偏见的影响.不仅存在翻译者的一神论教义与原始文本的多神教线索之间的张力,即把一神教信仰强加到译文中;而且,译者还有可能通过不恰当的翻译异化与魔化“他者”的文明.例如,中文和合本圣经跟随英文钦定译本将圣经里的海怪(“dragon”)翻译为“龙”,就是这种不恰当翻译的一个例子.     

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