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本文主要从生命意识入手 ,论述了陶渊明的生命哲学思想。笔者认为陶渊明对生死的认识是非常理性的 ,因而他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但是作为一位有抱负的诗人 ,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而对死亡的来临充满了焦虑和痛苦。本文不同意时下流行的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某些评价 ,而认为他是一位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的杰出诗人     

论陶渊明诗歌哲理的内蕴

陶渊明之所以没有选择离群索居的隐逸方式,实是因为其无法割舍的人间情怀;而其之所以相较于其他隐者而独具人间情怀,主要得益于他生命哲学的观照.陶渊明的生命哲学最重要的内涵则在于他对生命活在当下的存在关注、对生命顺情适性的价值判断以及对生命诗意栖息的精神追求.基于这样的生命哲学,而孕育了人间情怀,而最终形成了陶渊明自己的隐逸方式.     

陶渊明《饮酒》诗中自我生命意识的表现及其背叛

陶渊明的《饮酒》诗是其诗文中的精彩之作,文本表现的是他归隐田园、怡情自然的自足自得。其间透露出强烈的自我生命意识,由归鸟、美酒、秋菊、青松四个鲜明的意象构成了其追求生命意识自我实现的完整结构。在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中,源于对身份的焦虑,陶渊明的选择背叛了自我的初衷,在环境的压力下,他作出了一种道德的选择,通过这种道德的选择造就了自己。诗歌文本在背叛道德选择的同时背叛了陶渊明的自我生命意识。     

生命的沉醉——论陶渊明诗歌中的酒神精神

陶渊明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酒神。借助于酒，他不但达到了一种忘忧的境地，而且达到了一种酒神精神的醉境。在这种醉境里，陶渊明解除了外在和个体的束缚，摆脱了此在生命的沉沦状态，进而与天地万物融合，获得了生命最高之欢乐。     

陶渊明的重阳诗与唐代诗人的接受——以陶渊明重阳诗中的“菊”意象为中心

《九日闲居.并序》是陶渊明唯一的一首吟咏到菊花的重阳诗,此诗在唐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文通过对《九日闲居》的分析,认为诗中"重阳"、"菊"等意象表达了陶渊明对寿考长年的渴求与企羡,而唐代诗人在接受陶渊明此诗的过程中,陶诗中那种企求长生的浓浓气息被逐渐消解掉了,代之而起的是另外的种种情感寄托和人生感受。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二:陶渊明诗中"菊"意象的开放性;佛教的兴盛与生命主题的消歇。陶诗"菊"意象的开放性使唐人对陶渊明重阳诗的接受背离本意成为可能,而佛教的勃兴与生命主题的消歇,使这种异变成为必然。     

陶渊明的诗歌创作与人生哲学

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和对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追求是陶渊明热心于人生哲学探索的根本原因.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是否取得功名成就,而在于顺应自然,复归本性,在与自然的融合中获得形而上的慰藉,达到精神的自由.而退隐与躬耕的结合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理想生活方式.揭示陶渊明的人生哲学,把握其具体内涵和本质特征,并由此出发认识其为人和作品,将有助于陶渊明研究的深化.     

论周作人对陶渊明现代性形象的凸显

周作人接受陶渊明立意与传统相反对,立足个人生命体验和现代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把现代陶渊明形象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传统的陶渊明观,其主流无不强调陶渊明不事二姓的忠义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而周作人首先要剥掉的就是这一层套子。周作人接受陶渊明时揭掉的第二层套子是"道学家方巾气"——一种假面的客套甚至虚伪,还原陶渊明本真自然的人的面貌。套子除掉之后,周作人所欣赏的陶渊明的现代性也就凸显出来了,这就是出于自然的人情之常和清明的理性智慧,主要表现在父子情、男女情和生死情三个方面。周作人如此接受陶渊明的原因主要在于性情喜好的相似、非主流的叛逆性格的影响和新伦理道德建设的需要。     

论陶渊明进入田园诗境界的心理与艺术调整──兼说陶渊明的豪放诗作

围绕陶渊明田园作品的热烈反响已持续一千多年了。陶渊明田园境界的创造，是他理想人格对现实人格的一个突破和超越，表现了中国中世纪一个知识分子用艺术家的手段，进行了一次对生命本身意义的追索。     

宋代诗学批评视野中的陶渊明论

宋代诗学批评对陶渊明极为称扬 ,最早多方面地对其予以了论评。主要表现在 :一、针对陶渊明为人襟怀情性、是否悟道、因何归隐展开了辨析 ;二、对陶渊明作诗态度、诗作用语及诗歌审美特征、风格等论题进行了论评。它较为完整地建构出了后世诗学批评陶渊明论的视野 ,导引了后世诗学批评陶渊明之论     

陶渊明田园诗论

陶渊明的分裂在于他隐居以求安宁却并未如愿 ,他挂念的既不是仕途 ,也不是自然 ,而是生命自身 ,怎样实现日常中的价值 ,在形而下中实现形而上的意义。他在田园的“栖居”是极为短暂的 ,他的精神生命最终走在了肉体生命之前 ,所以 ,陶渊明为自己的生存找了很多理由 :自然、邻人、读书、回忆、写诗、颜回式的固守清贫、庄子式的纵情自然 ,并构想了乌托邦 ,写了挽歌辞、自祭文 ,但最终未能摆脱源于生命自身的形而上的孤独。陶渊明的田园诗折射了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     

陶渊明对生命一体的神话精神的复活

陶渊明的读书方式,使其容易通过审美而与神话精神直接感通。以往人们关注陶渊明与神话的关系,多集中在意识的显在层面,而忽略了潜在层面。陶渊明所接受的神话精神,最根本的一点不是源自刑天、精卫和夸父神话的抗争精神,而是物我生命一体的精神。这主要表现在陶诗对拟人手法的恢复和发展上,也表现在“化物”以回归自然的生命实践上。     

从宋词看宋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作为意象在宋词中的广泛使用,说明陶渊明在宋代已被广泛接受。宋人主要是从人格认同上来接受陶渊明的,他的真淳、自由、达观、傲世、安贫的人格深受宋人的喜爱。他机智风趣、潇洒飘逸、超脱闲雅的魏晋风度也让宋人叹服,而对他愤世情怀的忽视与对艺术创新的漠视在词中也是显而易见。     

试论中日隐逸文学的异同——以陶渊明与西行法师为中心

中国与日本古代文学史上都出现过隐逸文学,陶渊明与西行法师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西行法师被称为日本隐逸文学的第一人。陶渊明与西行法师都在隐逸生活中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歌。他们所处的时代特点、隐逸动机、所创作的诗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生活于乱世,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从隐逸动机上来看,陶渊明及中国的隐逸者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西行法师及日本的隐逸者则更多是出于宗教上的理由。     

论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

与陶渊明的<饮酒>诗相比,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更具世俗色彩.这是由白居易独特的生活经历及其特定的时代促成的.对于白居易本人来说,从<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前期生活及创作的痕迹,也可以预见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的轨迹.对于时代来说,<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反映了时代文化趣尚转变的痕迹.     

陶渊明诗歌的生命主题

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以古朴、自然的诗风演绎了建功立业、痛苦抉择这些生命主题.他将"自然"融入诗歌的创作理念当中,将玄理变为日常生活哲理,开创了田园诗的新题材,他以清高的个性,率真的品格,对人生进行了哲学的思考,为后代士人努力去追求自身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展现了广为咏叹的生命主题.     

陶渊明的躬耕之路与相关诗歌创作考论

陶渊明少有壮志,也曾游宦多年。但是他对晋末官场的不适,前代隐者躬耕传统的感召,最终促使他解职归田,过上躬耕自足的生活。陶渊明的躬耕之路大体可分为耕仕徘徊期、安心躬耕期与老病困穷期三个阶段。在漫长的躬耕历程中,他认识了躬耕的意义,体验了田园生活的乐趣,但也饱尝了战乱、自然灾害与饥寒等方面的困扰。这些经历他都真实地反应于诗歌创作中,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自我形象。     

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批评上。"枯淡"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从"枯淡"风格出发,苏轼发现了柳宗元、韦应物诗风与陶渊明"同源",并作出了"柳在韦上"的判断。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从陶渊明的文看他的“风流”

陶渊明是魏晋时期独具风流的人物,他立足现实生活,汇通儒道玄思想精华,以自然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信仰、作为和文章中处处体现着他独具一格的风流,是对他那生命的最好诠释和总结。     

论陶渊明《闲情赋》的题材取向

《闲情赋》的题材主要来自陶渊明多难的个人生活,并由此取证于自西汉到魏晋的辞赋体文学题材取向的变化,且就前人对《闲情赋》的评述,提出简要的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