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新方向

官僚制是西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逐渐形成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它与工业社会的特点相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共行政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提高了行政效率,促进了工业社会的进步。但是,随着官僚制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露,加之西方国家逐渐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官僚制愈益不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于是,以政府的企业化管理为特征的后官僚制,逐渐成为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新趋势     

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弊端解析——以韦伯现代官僚制为比较对象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理性精神和法制原则，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明显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中国政府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实际，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传统官僚制的现代遗存与中国政府的现实应对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和法制精神,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显著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中国实际情况,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分,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救治理路

论述了理性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着重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分析了我国学者张康之教授“超越官僚制”的理论构想,并据此对官僚制的救治之路进行了初步探讨。     

试论现代官僚制的现实合理性

官僚制是现代行政范武的主要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官僚制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摒弃官僚制”的观点。本文分析了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并对反官僚制理论进行了审慎的反思,认为官僚制依然具有其现实合理性。     

完善和超越官僚制:我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选择

官僚制,是现代管理的组织理论和模式架构,对工业社会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自身的缺陷及其与现代社会环境的不适应也日渐暴露,官僚制的组织模式正面临着危机。从中国来看,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即工业化与信息化并存,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并存,城市与乡村并存。因此,为了构建现代化的行政组织体制,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化,中国应在工业化社会更加完善官僚制,使行政组织的理性和效率发挥到最大化,同时又在信息化社会趋近中超越官僚制,以渐进的方式顺利实现行政组织体制的转型或替代。     

官僚制行政:理论溯源、经验反思与现实适用性

官僚制行政在现代政府的发展历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典范地位,也是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核心标的。溯源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合理性"与"合法性"是韦伯建构官僚制行政的两个前提要件。但由于理性二律背反的逻辑特质,官僚制行政具有无法克服的内生矛盾,并引发了学界对官僚专政的批判性反思。在我国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期,对官僚制行政的审视及借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官僚制:危机与超越

官僚制是以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意指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但随着各国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官僚制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官僚制在现代社会中的专业化危机、服从危机、民主危机、信息危机,使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与质疑。对官僚制进行全面的审查与解析,以澄清人们对官僚制的看法,目的不在于全盘否定官僚制,而在于正视官僚制并从复合型官僚、道德猜想、顾客驱使及规制重塑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重整,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公共管理的改革取向作出一些前瞻性的设想。     

新公共管理和官僚制：相克还是相生——兼论中西方政府改革的方向和轨迹

当代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韦伯的官僚制体系与后工业化时代的新公共管理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官僚制已经过时.事实上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并不矛盾,二者是相生并存的.目前我国还处于官僚化不足的工业化时代,借鉴新公共管理和完善官僚制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双重任务.     

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韦伯的官僚制理性精神及其对中国行政组织改革的借鉴

作为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并包含着丰富的理性精神。但并不是至善至美的,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它存在的不足之处日益暴露出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它都不断受到人们的诟病,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的行政改革运动更是把对官僚制的批判推上顶峰。然而,纵观西方各国的行政改革运动, 官僚制所包含的理性精神并不因为改革而被摈弃,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生,它为我国的行政组织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对大学组织特性及行政与学术权力关系的思考

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既有学术属性,又有科层属性。这两种属性反映了组织活动过程中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大学中的客观存在。多年来,行政权力在我国大学的决策与管理中处于主动地位,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被忽视。正确认识大学的组织特性,研究和探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相互关系,对于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韦伯官僚制思想论析

韦伯把官僚制看作是最具有政治理性化特征的法制型支配的纯粹执行方式,正确地认识到官僚制的现代性,即与现代理性经济、理性政治的相互适应性,这使它成为现代国家中不可或缺的管理系统.同时韦伯又深刻认识到它对人类自由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使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也具有了生存论意义.韦伯呼唤真正的政治家,倡导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统一的价值观念,主张建立民主制来克服官僚制的弊病,既有其合理的成分,又有现实的困难.     

善治视野中我国公民行政参与路径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善治"理念和模式在大众中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本文以善治理论为视角,在全球行政民主化大趋势下,对我国公民行政参与的路径进行了思考.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研究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政治参与--"代议制民主模式下公民参与",而是对公民行政参与--"行政民主模式下公民参与"的思考.     

突破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可能性

韦伯经典官僚制理论的伦理难题凸显于价值性与工具理性、信仰伦理与责任伦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紧张关系。他试图通过这种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方法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信仰伦理与责任伦理 ,使其统整于合理和合法统治的理想类型之中。但这种理想类型只是一种可能性 ,它注定是不可“回乡”的。西方的各种救治疗法仍然难以突破官僚制的伦理困境。而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为指导的新伦理精神建设才是突破官僚制的技术、知识统治之困境的可能之路。     

民初的求官热与社会进步舆论对官本位观念的批判

民初知识分子受官本位观念的长期浸淫 ,奔竞求官蔚然成风 ,社会风气因之败坏。社会进步舆论从批判和抨击官本位观念入手矫正社会病态心理 ,引导知识分子树立独立自我意识 ,成为自食其力、人格健全的共和国民。这预示着知识精英反思和重塑国民性时代的到来     

委托人、顾客还是公民——加拿大地方政府公共行政的三种模式

加拿大地方政府的公共行政存在三种模式,即官僚制模式、市场化模式和公民权力模式。目前,加拿大地方政府的组织形态正在从传统官僚制模式向后官僚制演变,且在市场化模式和公民权力模式这两种基于完全不同的假设和价值的模式之间徘徊。地方政府改革应该更多地接纳公民权力模式。在民主制之下,地方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与公民社会一起做出政治决策,并通过民主过程充分地执行这些决策。     

高校服务型院系管理模式探析

分析了以人为中心,构建服务型院系管理模式;指出要建立扁平化组织结构,采用弹性管理机制,重视决策的民主参与,加强院系成员间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和对话,从而促进普通高校院系的发展,并最终促进学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