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普查的系统优化运行模式

文章提出了宁波市文物普查的系统优化运行模式,并对其构成方式、特点及运作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政府主导是文物普查系统优化运行的关键。由市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协调,同时成立两个普查组——地方普查组与专业普查组,密切配合,同步推进。这一组织形式便于全面协调各相关部门的关系,并将普查工作层层落实到最小的行政单位。该组织方式集中体现出科学、规范、全面、高质量、高效率的特点,对全国范围大规模实施文物普查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民族民俗文物抢救工作刍议

本文针对三峡地区众多的民族民俗文物惨遭破坏的现状,强调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将三峡民族民俗文物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及时开展民族民俗文物的普查和征集工作,以及积极鼓励和发展民间收藏等措施,以尽快保护和抢救这些民族民俗文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革命文物及其价值

革命文物的征集、收藏、保护和利用历来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要做好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首先要摸清家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革命文物主要源于20世纪50—60年代民族调查工作,集中反映了我国民族地区的革命历史。民族所藏革命文物计有实物69种、121套件,文献22种。民族所藏革命文献集中反映了近代我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调查组在夏合勒克乡征集的各类钱币,一方面集中反映了近代沙俄、军阀势力对近代新疆西南部地区的经济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我们关于封建庄园制度、维吾尔族社会发展史的认识。民族所藏革命文物是民族调查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调查为革命文物的征集、收藏和保护做出了贡献。     

基于融合发展的延安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研究

融合发展是新时代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创新举措。革命文物由于数量多、分布广,存在保护不平衡、展陈同质化、辐射带动效果不佳等普遍性问题。本文以延安革命文物为例,构建以革命文物为核心价值的要素体系,从全域资源视角出发,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综合分析革命文物空间集聚性、城市关联性、道路通达性、资源组合性等空间特性,提出“分类保护、轴线带动、组团开发”的保护利用空间策略,探索革命文物整体保护和融合发展的路径,切实推进革命文物内涵价值和空间特质融入现代生活,改善民生福祉,赋能老区发展,促进延安精神传承弘扬。     

《新编全唐五代文》编委会半年工作概要

《新编全唐五代文》的编纂工作,在全国49所高等院校、文物考古、科研单位开展工作半年来,在陕西省新闻出版局、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北大学、陕西师大等单位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在主编霍松林先生深思熟虑、有条不紊地具体指导下,依靠全国各地编委和工作人员的和衷共济,得至了顺刊的进展。一、点面结合,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献资料普查工作。     

在曲折的道路上成长壮大——纪念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30周年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创建于1956年,至今已经历了30个春秋。西北大学地处古都西安,文物荟萃,创建考古专业得天独厚。50年代初,一批在文物考古方面造诣深厚的学者,如武伯纶、梅一芹、马长寿、陈直等在西北大学任教,并组织历史系的师生参加了麦积山石窟勘察、新疆文物普查、咸阳底张湾北周隋唐墓发掘等工作,为在西北大学成立考古专业奠定了基础。随着“一五”计划的开展,国家建设亟需大批专门考古人才。在这一形势下,西北大学历史系于1956年组建了考古教研室,并从54级学生中选定8人分设考古班。1957年,历史系     

深藏山村的红军革命旧址

深藏山村79年后,红四军在平远县留下的五处红军革命旧址,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终被发现。这五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至今仍相对保存完好,它们分别是红四军纵队司令部旧址泰山肖公祠、纵队政委旧址华宝馆、军需处旧址善友草堂、后勤处旧址张家试馆及谢屋红军标语。     

略论科尔沁地区物质文化遗产

科尔沁地区的独特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孕育了别具风格的科尔沁文化。〔1〕本文通过通辽地区各旗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说明科尔沁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随着大量的考古发掘成果的发表,可以看出8000年前该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科尔沁历史源远流长,连绵不断。通辽各族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累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保护和利用好通辽地区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冲刺“国保”的南京近现代文物

在南京第三次文物普查到的1800多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中。有1300多处都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而工业遗产在此次普查中被列为重点项目。     

略论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重大意义——兼批“中国文化南来说”的谬论

发现、发掘与研究工作概况 1965年广西文物工作队与桂林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进行文物普查时,在桂林市郊,发现了60余处洞穴遗址和山坡遗址以及遗物出现点。甑皮岩洞穴遗址就是其中之一,接着做了小规模的勘探工作,发现了一些遗物。但在当时条件的限制下,此遗址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甑皮岩洞穴遗址一度也面临着彻底破坏的危险。幸好,在有关领导与我市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指示,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有关文物保护的政策,与极左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制止了人为的破坏,     

高山族贝衣和木雕

中央民族学院文物室珍藏着我国四十多个民族的两万余件文物,有古器物、历史文献、革命遗物、生产工具、生活器皿、服饰、乐器、工艺品和宗教用品等。其中数百件台湾省高山族服饰、器皿、图腾、武器、偶像等,是现存祖国大陆的高山族文物中的大     

青岛地区田野文物保护对策研究

作为海岱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地区古遗址特色鲜明,文化序列和年代关系清晰可辨。但是古遗址却面临着被群众日常生活、生产活动和基本建设工程破坏以及被盗掘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采取加大田野文物资源普查力度、加强文物保护队伍建设、依法打击盗掘古墓犯罪行为和探索古遗址保护管理模式等多种保护措施,对青岛地区的田野文物进行有效保护。     

1949年以后新疆吐鲁番鄯善县考古发掘及其编号整理

1949年以后在今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进行的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吐峪沟石窟、洋海古墓区、苏贝希古墓区、柳中故城及周边区域和其他一些小型遗址点。经过吐鲁番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结合相关已经发表的简报(报告)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构建吐鲁番盆地考古学史的视野下对其发掘编号进行第一步的整理工作。通过整理,可以看出在该区域所进行的考古发掘体现出时间上比较集中、以墓葬发掘为主、小型遗址点发掘多且简报刊布及时等特点。洋海古墓的发掘与研究,不同于阿斯塔那墓地、哈拉和卓墓地之资料分散状况,是吐鲁番文物保护工作走向专业化、学术化之具体体现。近数年,对吐峪沟石窟等遗址的调查及发掘过程中高新科学技术的使用,体现了新时期丝绸之路考古的最新水平。     

民族文物保护刻不容缓

经济一体、政治多极、文化多元是当今的世界格局。文化多元的根本在于民族文化的多元。民族文化是民族内部认同、外部区别的标志。民族文化由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部份有机构成。民族文物是民族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由于对民族文物的概念不明,导致将活态民族文物置於文物视野之外,影响对民族文物全面有效的普查和保护。     

征集启事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北京纪事》将在7月号杂志推出以红色文物故事为主题的“建党90周年纪念”专栏。 在建党建国的历史中,遗留下来大量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遗物,这些文物包括书刊资料、革命漫画、革命油画、雕塑作品、革命实践物品遗存等,这些红色文物本身的故事以及收藏经历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党伟大而光辉的历史征程。     

福建永安发现当年红军遗迹

近日,福建永安成为了社会的焦点。一幅幅保存完好的红军遗迹,让这个地区成为了红色旅游爱好者的天堂。永安历史上曾被毛泽东列为红四军的“筹款区域”、中央局称之为“根据地”、共产国际远东局指定为红三军团“作战基地”,在革命斗争时期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苏维埃时期的永安史料、文献、文物资源十分丰富,近年的革命遗址遗迹普查和史料征研中,新发现苏维埃时期红军标语有1000余条。     

加强对民族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在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民族文物工作的回顾 我们国家是由五十多个民族共同缔造的文明古国。反映各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创造的灿烂文化和为国家兴盛作出贡献的代表性实物,是祖国文化宝库的重要财富。三十年代初,我国有识之士就注意到民族文物。在蔡元培先生的倡议和领导下,中央研究院设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林惠祥、杨成志、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和白族的李家瑞等学者,为开拓民族文物工作付出很大力量。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规模不大,工作艰难,收集的东西不多,是很自然的。     

论不可移动文物的定级与保护——以重庆市北碚区为例

通过对重庆市北碚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基本情况的分析,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提出以下建议：应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登记造册,建立档案;借鉴外地经验,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实行控制性保护和合理使用;对登记建档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进行鉴定、定级以及已定级别的提升保护;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定级实行规范化。     

吉林省农村生活条件发展变化探析

本文结合吉林省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分析吉林省农村生活条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吉林省农村生活条件发展变化进行总体趋势的走向分析,提出了改善吉林省农村生活条件的若干对策.     

新发现的邱北、麻栗坡原始崖画

一九八三年六月,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开展了文物普查,先后对新发现的麻栗坡县大王岩崖画和丘北县狮子山洞穴崖画进行了勘查。同年十月,省博物馆在州、县有关部门协助下,对这两处崖画进行了调查、勘测、临摹和拍摄工作,并在大王岩崖画(下称Ⅰ号点)右侧二十多米处,发现另一新的崖画点(下称Ⅱ号点)。这一发现给我国崖画艺术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我国的民族史、农牧史和美术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