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意义生成与价值转换——论革命恋爱题材小说中的疾病书写

革命恋爱题材小说中的疾病书写,打破了革命＋恋爱的两极模式,形成革命-恋爱-疾病的三角结构,从而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分析由茅盾的《蚀》与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以及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构成的现代革命恋爱题材小说的三部曲中的疾病书写,不仅可以看到革命与爱情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看到它们之间“为何”与“如何”产生关系,由此梳理出革命话语中疾病意义生成与价值转变的轨迹。     

“革命文学”旗帜下的乡土小说创作

随着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左联”的成立,“革命小说”(也即“革命的浪漫谛克”)风潮涌起,一些革命家在经历过浪漫谛克的革命斗争生活以后,用笔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这些小说多半是“革命十恋爱”的模式,即便是写革命斗争也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盲目的浪漫精神。在“革命十恋爱”的小说中,有一部分是反映乡村斗争生活的乡土作品,诸如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阳翰笙的长篇小说《地泉》的第一部分,丁玲的《田家冲》等等。     

“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的发轫之作——论《野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样式意义

蒋光慈的小说《野祭》作为“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发轫之作，具有此种流派文学的典型特征：崭新的革命题材与人物形象、“革命＋恋爱”的结构模式、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主观性“散文化”的情节结构等。《野祭》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它丰富拓展了现代文学多样化形态的艺术探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样式意义。     

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的背离——上海租界文化语境下的蒋光慈

1927年后,涌向上海的作家不只为谋求生计,也为顺应时代而谋求创作话语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光慈尽管掀起过"革命+恋爱"的小说热潮,却被视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其作品也被当作"技术粗糙"、"浪漫虚无主义"的宣传品.实际上,蒋光慈一边极力提倡"革命文学",一边又因当时租界的商业化,文坛激烈论争的影响而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创作风格,在不经意间背离了自己的革命文学观.     

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及意识形态焦虑——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

蒋光慈革命小说的阅读显现着批评话语的暧昧,其原因是二十世纪语境内始终存在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间的文化冲突。蒋光慈革命小说本文中现代革命符码与革命者的欲望———结构关系,隐喻着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现代革命通过叙述者的置换使其在政治与性本文内的叙事真实化,但本文内许多话语的裂痕暴露了现代革命叙事的意识形态焦虑的双重性     

游走于暴力和正义之间——论蒋光慈的革命侠义情结

蒋光慈从小深受侠文化影响,侠文化精神的浸润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灵魂洗礼,在其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深层逐渐形成一种复杂的情结——革命侠义情结。蒋光慈的小说创作始终流贯着革命侠义情结．不仅体现了他的人格建构的理想,而且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建构的追求。这种革命侠义情结的特点呈现为革命与侠义结合,人性与侠性交融,使暴力和正义二者在革命话语中达成有机统一．从而在现实革命斗争中起到呼唤民众觉醒、砥砺人民斗志的积极作用。     

游走于暴力和正义之间——论蒋光慈的革命侠义情结

蒋光慈从小深受侠文化影响,侠文化精神的浸润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灵魂洗礼,在其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深层逐渐形成一种复杂的情结——革命侠义情结。蒋光慈的小说创作始终流贯着革命侠义情结,不仅体现了他的人格建构的理想,而且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建构的追求。这种革命侠义情结的特点呈现为革命与侠义结合,人性与侠性交融,使暴力和正义二者在革命话语中达成有机统一,从而在现实革命斗争中起到呼唤民众觉醒、砥砺人民斗志的积极作用。     

恋爱与革命——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

革命是20世纪中国公共领域最大的事件,恋爱婚姻是个人私人领域能自主决定的最重要的事件。在20世纪这百年时间里,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革命与恋爱先后呈现出合一、磨合、革命规范恋爱、革命禁锢恋爱、恋爱与革命相剥离以及革命消失后恋爱呈现出的身体性情形。革命与恋爱关系的变化,可以折射出20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轨迹,映射出百年来人们不同的生存状态。     

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的性别政治

在二三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恋爱"的小说叙述模式中,存在着革命权力秩序与性别权力秩序相互纠缠的现象,本论文从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革命女性的形象书写入手,通过对情爱关系中的性别政治、革命女性的浪漫之爱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美学实践的影响以及对革命女性的情爱心理中同情即爱的情爱特质的分析出发,试图呈现革命女性性别在政治权力秩序转化为情感秩序时的独特作用.     

“革命加恋爱”：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革命加恋爱”小说在 2 0世纪 2 0、30年代普遍流行 ,从自身的主题模式看 ,恋爱有着强大的粘合性 ,革命是变量 ;它大多产生在上海这个 30年代的文化消费都市 ,“文化街”的繁荣为其流行与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媒质 ;30年代的作家置身于“文化街”与“亭子间”之间进行文学实践 ,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将革命与恋爱相粘合产生出大量文本形态。主题模式、文化传播、作家的文学生产方式三者的结合使得“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成为 30年代上海独有的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从重情到重性的小说:再看女性的沉沦

本文阐述拉康提出的阳具中心主义并以当代小说创作为观照,比较冯梦龙(1574—1646)编著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以下简称《珍珠衫》)与当代作家秦巴子的新作《身体课》以及女作家裘山山的《花香催人老》三篇小说。《珍珠衫》尚情议性,在尊重女性的前提下以传统伦理道德为指归;《身体课》引领读者认识身体的欲望,无视伦理道德,首肯以男性为中心的多边性爱,以"性"为指归;《花香催人老》则描述了在当代权钱张扬、重性轻情、以阳具能指为中心(phallocentrism)的大环境下,中青年一代女性的沉沦,并对践踏性道德的"不伦"性爱进行了谴责。     

“七夕节”产生的社会根源探析

“七夕节”源于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牛郎织女的命名源于西周经济的发展，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奠定了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雏形，而社会分工和女子地位的降低，使牛郎织女的故事完整化。本文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中探析了“七夕节”产生的社会原因。     

赛珍珠短篇小说的结构模式及其创作心理

赛珍珠的短篇小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结构模式,主要包括旧与新的理念冲突的文化模式,爱与恨情感交织的情节推进模式,日常生活与超常规传奇相交错的故事模式等。透过文本表层结构模式,则可感知创作者的深层心理结构,包括在时代大裂变中的文化立场,关爱弱势群体和普通平民的人文主义情怀,对建立在真诚相爱基础上的东方式家庭生活的执著追求,模仿中国小说所体现出的美学追求等。     

《红豆》——被革命／爱情双重主题遮蔽的知识分子艺术诉求

宗璞小说《红豆》自问世，或以“革命VS爱情”解释，或以“革命＆爱情”解释，或发现其中有矛盾裂缝，实际小说蕴藏着“革命／爱情双重主题遮蔽的知识分子艺术诉求主题。     

论《史记》中的“烽火爱情”叙事

《史记》不仅尽情鼓荡英雄们的风云之气,还在战争间隙演绎了几出儿女风情的好戏。＂霸王别姬＂是风云气兼儿女情的不朽之笔,它演绎了＂战争与爱情＂.＂英雄与美女＂,＂生存与死亡＂三对文学母题。＂弱女子勇救落难公子的爱情佳话＂,以战争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两情相悦的风情喜剧。对＂红颜祸水＂进行的政治道德上的口诛笔伐,遮蔽了其中存在的＂男女真情＂,其中的普世性的爱情不能一概被抹杀。司马迁以史家笔法书写烽火中的爱情,掀开了战争中最浪漫的感情——爱情的红盖头,开辟了以此揭橥人性的新天地.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情爱模式及其文化语境

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情爱描写模式经历了爱的觉醒、革命 恋爱、商品化游戏性的爱情、田园牧歌式爱情、革命与翻身解放中的爱情、作为生命力象征的爱情等历程,不同的爱情描写模式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     

慈母与悍母——姜敬爱与萧红小说的母爱描写

姜敬爱与萧红的小说对母爱的认知呈现两极对立的反差性,前者塑造慈母形象,讴歌母爱的伟大,而后者描写悍母形象,揭示贫穷现实对母性的扭曲与异化。其原因可追溯至两位作家童年时代的家庭结构模式和母爱体验,姜敬爱沐浴着母爱的光辉,而萧红则缺失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