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奇趣化表现--论《天地》杂志散文的话语特色

在2O世纪4O年代沦陷区的特殊语境下，《天地》杂志适应上海市民的文化消费需要，所刊登的散文关注饮食男女等主题，发掘日常生活意义，肯定日常生活价值，并通过引用、拼贴、陌生化、庄谐并出、雅俗对照等方式对日常生活进行表现，营造出奇特有趣的话语风格，形成了特殊语境下现代都市的独特话语。     

日常生活的奇趣化表现——论《天地》杂志散文的话语特色

在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的特殊语境下,《天地》杂志适应上海市民的文化消费需要,所刊登的散文关注饮食男女等主题,发掘日常生活意义,肯定日常生活价值,并通过引用、拼贴、陌生化、庄谐并出、雅俗对照等方式对日常生活进行表现,营造出奇特有趣的话语风格,形成了特殊语境下现代都市的独特话语。     

老舍《断魂枪》的现代性解读

现代性是由西方传入我国的一个概念,在社会和文学上表现着不同的形式和意义。老舍的《断魂枪》体现了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所出现的新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谱写了一曲对传统文化的挽歌和对现代性的深层追求。从对中国社会和文学的现代性理解的角度,通过《断魂枪》中的人物形象、文章结构、叙事方式和老舍对现代社会多层次的思考等方面来粗略地解读《断魂枪》所体现出的现代性。     

另类人生的诗意彰显——《孽子》的空间美学与现代性回望

《孽子》的家园放逐与情感失落再现了当代社会多维度空间的体验渴求,现代性回望的文学空间彰显出温情的古典美学面容和普世性的人文关怀。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经历家园失落与情感失落的双度空间放逐过程,并以主人公李青的空间经历为线索、以家园的找寻为基点,生发出了丰富的文学空间和美学空间,实现了以情为本的人文回归。在近代小说史上,中国传统带有空间体验性质的审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被"现代性"的启蒙话语所遮蔽,而《孽子》却勾连、呼应了此种空间美学,以现代性回望的姿态再现了文学和边缘群体的悲悯情怀与文化乡愁。     

多种话语纠缠的历史重构——巴人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的另一种解读

《莽秀才造反记》的故事原型和四次起稿的时间关节,显示出其写作过程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深刻联系,其中既包含着故事原型所特有的近代文学话语,也体现五四文学话语、左翼文学话语和当代集体主义政治性文学话语。通过多种话语的纠缠,巴人完成了对王锡彤造反事件的历史重构,体现出深刻的历史内涵和复杂的话语形态。《莽秀才造反记》是最能体现中国现代社会和新文学进程的典型文本之一。     

日常生活视野下诗歌的生命关怀意蕴探索——以《诗经·卷耳》为例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与反思,源于意识到现代性所引发的人的实存性危机,其根本目的在于探索突围生命困境的方法,实现对生命的关注和关怀。以日常生活的视角来重读《卷耳》一诗,发现《卷耳》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描述,虽不导向形而上的超验之域,却蕴含着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安顿智慧,彰显出诗歌独特的生命价值。挖掘《卷耳》所具有的生命关怀深度,对于人们反思现代性弊病,寻求生命在日常生活境域中价值意义的解答乃至安顿,通达一种统一的整全性生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为现代性建构手段的现代文学早期英译——以《天下月刊》的《雷雨》译介为例

20世纪20至40年代,在新文学主将们以外国文学的译入作为实现中国文学、思想乃至社会现代化的手段的同时,也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尝试着把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到西方。这种实践包含着现代性的努力和期许,却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1936至1937年,英文期刊《天下月刊》连载姚莘农翻译的《雷雨》,这是曹禺这部重要剧作的首个英文译本。《天下月刊》从其“阐释现代中国”的办刊理念出发,试图以《雷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优秀代表,与世界文学“对话”,从而帮助中国获取现代国际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这种以翻译作为现代性建构手段的诉求,既体现在了《天下月刊》对《雷雨》的评价和定位上,也决定了作为译者和《天下月刊》编辑的姚莘农在翻译中采用了颇受争议的直译策略。《天下月刊》同仁与五四作家们形成了一种“接力”,在创作与翻译的不同领域,共同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努力。     

后发国家科幻小说现代性症候之魅——以《三体》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刘慈欣《三体》系列小说叙事意图与象征美学的解读,将《三体》放在后发国家的话语场域与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谱系中进行分析,探求以《三体》为代表的中国科幻小说的现代性症候。《三体》的独特魅力在于继承了当代文学两种话语资源,并书写了后发国家面对全球化冲击的时代症候,同时为中国科幻小说化解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矛盾提供了想象与可能。     

现代性意义下的《语丝》考察

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个充满了历史进步意识和自我解放内涵的概念。20世纪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一个重大的热门话题就是现代性诉求，《语丝》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刊物之一，关键就在于其鲜明的现代性诉求。《语丝》散文的多样化和强烈的现代性意识对于推动我国现代散文文学的发展是不可低估的。     

从日常生活叙事看《红楼梦》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红楼梦》取材于日常生活,摹写“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成就了一部旷世经典。《红楼梦》这一日常生活叙事传统,到了新文学时期被削弱,张爱玲却得此真传,把笔触伸向沪港市民的日常生活领域,展现了普通人的真切悲欢和复杂人性。不过张爱玲的日常叙事法则和《红楼梦》又不尽相同,《红楼梦》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充满艺术和诗意色彩,而张爱玲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则阴暗悒郁,强化了其作品的悲剧风格。     

“文学话语活动”理论剖析——兼论童本《教程》的编写

"文学话语活动"无疑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的一个理论亮点。它既追溯到文学研究的历史起点,又坚持了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即文学话语活动自身。这一部分的论述体现出教材编写的理论个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文章希望通过对教材"文学话语活动"理论的具体剖析,有助于《教程》的进一步完善和教材的编写。     

民间文学现代性的升华

对民间文学现代性元素的发掘和利用是实现民间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华丽转身、开创民间文学研究新局面的有益尝试。作家晓苏近期出版的《花被窝》短篇小说集利用民间现代性观念挑战了传统伦理道德,从民间现代性的视角来深化底层叙事和认知文本内涵。这种对民间文学现代性元素的吸收与转化技巧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凸显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契合,为作家文学提供了一条可以尝试的写作路径。     

论《重述神话·中国卷》中的现代性话语建构

“重述神话”是2005年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的世界范围内的创作出版活动,其中《碧奴》《后羿》及《人间》是3部以中国神话为母题的小说。无论是早期人们在“射日—奔月”神话中表露的原始自然崇拜,还是“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等传奇故事传递的道德训诫,都在当代作家的笔下发生了所指的位移,神话文本的开放特质与自身的美学空间为现代性话语降临提供了多种可能,“权力”“性别”以及“身份焦虑”等现代性议题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焦点。所以,剖析文本中的现代性话语建构,观照古典与现代间的对话与共识,才是解读“重述”的关键所在。     

论乔伊斯《死者》与曼斯菲尔德

詹姆斯·乔伊斯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作品在主题内涵和创作风格方面有着诸多相似性,《死者》与《陌生人》便是其中的典型之作。这两个短篇书写了主人公对爱情、婚姻、人生以及自我话语权威的多重幻灭,通过描绘其从幻想到幻灭的心路历程,揭示出其精神上的死亡和孤独感,暗示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和异化状态,折射出20世纪初西方的社会历史语境。在其小说创作中,两位作家均借助多元的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如顿悟或启示、自由式话语以及象征手法等,巧妙地呈现人物的内心隐秘世界,表现出作品普遍的幻灭主题,从而使小说的形式与内容达到完美统一,也使我们从中领会到了这两位现代文学核心人物深厚的创作功力。     

日常生活的介入与文学的突围

正一日常生活的图景变了,文学也变了。"日常生活"——是不是到了聚焦这个概念的时候了?正如南帆所言:"这个概念隐含的潜力可能突然开启一个近在咫尺的理论空间。"①从《奇怪的逆反》、《压抑和解放: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符号》、《文学、大概念与日常纹理》、《文学性、文化先锋与日常生活》、《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到刚出版的专著《无名的能量》,"日常生活"始终跃然于南帆的理论光谱之中。日常生活是一座富矿,南帆不断挥动锋     

被压抑的个人现代性——以《梦之谷》和《神的失落》为例

在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长篇小说创作中,萧乾的《梦之谷》和王西彦的《神的失落》所隐含的问题远非目前研究所呈现得如此简单,它们共同涉及了中国现代知识者自我身份认同、个性解放过程中两性同盟与分歧等复杂问题的叙述.它们共同彰显的是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与中国现代社会宏大目标的双重压力下,另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个人现代性诉求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表达与书写的艰难.两个文本的存在确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始终是一个“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存在,对此类文本的新阐释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突破现有文学史叙述框架,呈现一个更为真实丰富的文学历史.     

《红楼梦》——人类文化的一部新的《圣经》

《红楼梦》是一部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圣经》的伟大的文学巨著。首先,《红楼梦》是对中国传统二十四史的彻底颠覆,并大破大立地为我们开辟出有别于善恶二分谱系的一种以男女情爱为核心的人类历史第三谱系;其次,随着对这一人类第三谱系肯定,《红楼梦》使长期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在人类历史中重新登场,并前所未有地揭露了现实中女性无比深重的历史悲剧;最终,更重要的是,《红楼梦》不仅把现行话语的统治视为女性悲剧的最为深刻原因,而且同时对人类话语进行了一种生命发生学意义的还原,而使一种有别于知识性话语的更为始源的"情的话语"这一泰初之言得以彰显,把对"情的上帝"的皈依这一新的救赎之途提到人类文化的议事日程。这使《红楼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而最终与人类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相通,其不啻可视为是与《旧约全书》并肩的又一部伟大的《圣经》。     

古今之争与德国早期浪漫派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以弗·施勒格尔《论古希腊诗研究》为例

现代文学的地位与正当性在17世纪末法国古今之争中悬而未决。直到18世纪末弗·施勒格尔在前浪漫时期古典语文学著作《论古希腊诗研究》中,运用唯心哲学将文学的现代性概括为知性与自由,现代文学的正当性才得以确立。施勒格尔在回应古今之争这一重大思想史命题的同时,也为现代(浪漫)文学奠定了历史哲学框架,勾勒出浪漫文学观的轮廓。     

萧红笔下日常生活书写的现代意义---兼与张爱玲比较

萧红和张爱玲这两个看似并无直接关联的作家,其成长经历、人生轨迹却多有相似之处;就写作意义而言,彼此也有殊途同归之处。她们以其对十里洋场的“现代”日常生活和乡土中国的“前现代”日常生活的描绘,分别表达了对现代中国的“两极想象”。由张爱玲反观萧红,后者对中国乡村生活形式的描绘,为中国现代作家的现代性思考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参照。     

再建抒情美学——王德威的《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

王德威重建抒情美学,将抒情作为继"革命"和"启蒙"之后的第三个关键词来理解中国现代性。在《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中,王德威的抒情概念不仅呈现为一种新的"自我诗学"、一种对现代中国情感结构的"批判性索引",而且指向了巨变时期情感与历史、革命、启蒙、暴力的纠缠。文学和艺术在危机这一张力空间中呈现新的诗学形态,由此抒情话语也成为重新理解中国现代性的"拓展性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