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治理困境的结构与冲突

运用“结构—冲突”的分析框架,通过对Z县精准扶贫案例的分析发现,贫困治理中的冲突可概括为两类,分别为主体间冲突和项目制冲突,而导致精准扶贫陷入两类冲突的重要原因是结构性要素的失衡。具体而言,贫困治理中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制度结构的非稳定性、利益结构的非均衡性、治理结构的非对称性和资源结构的非对等性。在当前精准脱贫的决胜攻坚阶段,应注重从村庄治理入手,通过结构性调适建立起相对均衡的体制机制,进而化解贫困治理中的冲突与矛盾,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刑事纠纷解决——以刑事和解制度为切入点

社会管理创新注重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结构性地化解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和谐。刑事法律在法治社会的纠纷化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社会管理创新融为一体,互为命题。对刑法理念、刑罚观、秩序正义、罪刑法定原则、社会治理理念的理性诠释,有助于发挥刑事法律的"维稳"功能。刑事法律主要通过刑法理念的指引功能、刑事实体法的行为规范功能、刑事程序法的纠纷解决功能三个途径来达到矫正犯罪人,补偿被害人,修复社会创伤的目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能集中体现上述社会效果,实现恢复性司法正义。在此基础上,刑事和解制度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扩充。     

在政府的道德化中防止社会冲突

一般说来 ,社会冲突是根源于一个社会的利益矛盾的 ,对社会冲突的控制需要依据法律制度来进行 ,需要通过法律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来防止社会冲突的加剧。我国当前存在的社会冲突无疑有着制度性的、结构性的原因 ,但绝大多数社会冲突则主要是由于腐败所引起的或由于腐败所诱发的。存在于政府外的社会冲突是由于政府中的腐败所诱发的 ,而存在于政府间的和政府与社会的冲突则是直接由腐败所引起的。在我国控制社会冲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反腐败的问题 ,是一个政府道德化的问题     

试析乡村精英在群体性冲突预防中的功能

群体性冲突源于社会矛盾的积累,避免冲突的关键在于及时化解现实性社会矛盾。此过程至少包含两种机制,即利益综合和矛盾协调。法理型权威的职能定位、以及当前社会矛盾的特性给予乡村社会精英在群体性冲突的预防方面发挥利益综合和矛盾协调功能的可能空间。不过,乡村社会精英发挥利益综合功能的范围主要限定于村内的个体、群体的利益;发挥矛盾协调功能的范围主要是民众—政治权威类型的现实性社会矛盾。     

不同表面活性剂对静电纺丝超细纳米纤维的性能影响

运用“关联性冲突”的概念,从政策运行与乡土社会互动的角度,对精准扶贫实践的关联性冲突进行阐释。精准扶贫实践的关联性冲突主要表现为：扶贫工作目标的紧迫性与脱贫长期性之间形成结构性张力;扶贫资源分配的弹性化与异化的救助观念互为刺激;形式主义的程序公正与基层组织自主程度之间存在错位冲突。应从政策制度设计、社会基础重构、基层组织建设入手化解关联冲突,以激发村庄内源活力为本,同时增强村庄承接外来资源的能力,内外联动基础上共同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运行。     

网格化管理与基层维稳机制创新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各级政府加强社会管理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依托网格化管理,积极推进基层维稳机制创新,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使基层维稳能力逐渐增强,社会管理水平有所提高,社会治安状况明显改善,群众的社会安全感不断提高。为了进一步推进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维稳机制创新中的应用,应该积极借鉴先进地区基层维稳中推行网格化管理的经验,实现社区管理、社区服务与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互为支撑,明确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维稳机制创新中的主要任务,加强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建设,以提高基层维稳工作的成效,实现社会持续稳定。     

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矛盾化解：基于共识的视角

根据社会冲突理论,社会矛盾是必然的但需要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社会矛盾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矛盾双方没有就利益分配达成共识,而矛盾化解的过程就是促进双方达成共识的过程.共识理论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并为社会矛盾的化解提供了新的思维路径.这一路径在社会管理创新上即是制度构建,其突破口是改革行政复议调解制度.     

重大拆迁事件生成的社会逻辑及其治理——基于河南重大拆迁事件的考察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工作日益增加,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暴力拆迁""违法强拆"等事件频频发生,成为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系统分析重大拆迁事件,可得知其具有个体冲突和群体性冲突并存、征收补偿问题仍是矛盾焦点、拆迁手段的多样化和抗拆手段的极端化、新媒体的介入加速事件的传播扩散等共性特征,同时也暴露出政府行为失范、司法救济不力、补偿机制不健全、公民话语权丧失、媒体监督作用有限等社会问题。妥善化解拆迁纠纷是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需要政府、社会公众、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共同达成多方利益的协调平衡。     

社会阶层利益冲突及其化解机制

社会阶层利益的冲突会使社会有机体的功能减弱,在摩擦中形成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社会发展状态。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利益矛盾的化解机制相对弱化,如何对我国社会各阶层利益群体进行整合,优化社会的有机结构,使社会产生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     

城市拆迁冲突公共治理的文化价值视域

社会公共治理强调公共权力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建立合作导向的协商机制,这要求它们在化解城市拆迁冲突的文化价值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这也是民间力量推动城市拆迁制度变革的努力方向。制度建构与维持的精神根源是文化信念,因此,尽管拆迁冲突的直接诱因是制度不善导致利益分配不公,但其社会心理因素却是城市拆迁缺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民生的文化价值伦理的关注;当前,城市拆迁冲突的制度化治理也同样存在文化价值障碍。如此,拆迁冲突情境介入者(拆迁人、被拆迁人和地方公共权力部门)的文化价值更新和社会的文化价值重建对于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只有建立在深刻认识中国现实文化价值的特质及其与现代民主文化价值差别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于中国合作治理城市拆迁冲突的根本性的路径选择。     

利益结构变迁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关系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利益结构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稳定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把公民的利益的表达纳入体制内,变静态稳定为动态稳定,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维稳不是要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设立规则,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     

中国阶层冲突的新趋势与结构性根源

在任何一个存在阶层的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作为一个社会事实而存在。阶层之间的冲突既有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负功能,亦有增强阶层内部凝聚力、调适阶层间利益关系、促进社会整合等正功能。当前,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突出社会影响是阶层结构的显著变化,阶层冲突也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在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中国阶层冲突的新趋势进行描述。同时,对当前中国阶层冲突的结构性根源进行探讨,认为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复合影响,是当前阶层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沿着群众路线的视角,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立场,提出破解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     

江苏民营企业劳资关系问题研究

江苏民营企业在促进就业、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创造税收、推进自主创新、协调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江苏省民营企业劳资关系总的来说是稳定的、协调的,但是在一些地方或一些时期也出现了矛盾凸现、关系紧张的问题。认真分析江苏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存在的问题,应着重从制度方面考察民营企业劳资冲突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协调民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制度构想。     

和谐美与和谐社会———以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为论述主轴

当今人类社会大量存在的差异可能会造成社会冲突.伦理道德、宗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已被大量论述,但关感和审美的作用较少被关注.分析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中孔子音乐的伦理美学以及庄子《逍遥游》的精神美学,认为超越主客二分、基于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和精神,对于消弭人际冲突、营造多元和谐社会具有重大作用.     

社会工作：创新社会管理的前沿力量

社会工作具有贴近基层,深入边缘人群的特点,它运用柔性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社会化运作的方式将政府的刚性政策转化为温和的社会管理服务,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前沿力量。分析了当前社会工作参与社会管理中的问题,认为通过建立新型的社会工作机制,发挥其在社会管理中的优势,可以更好地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化解矛盾冲突,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增进社会发展。     

论社会矛盾化解的法治方式

降低维稳成本,有序化解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应以合法处置为中心,适当运用合法合理的策略,采用多元方式,遵循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处理社会矛盾和纠纷,达到既恰当解决社会矛盾,又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社会矛盾化解采用法治方式,实际上所指的是要在现有法律框架范围内,全面考虑各种法律的适用关系,整体把握法律的运行,从而化解矛盾。     

论社会保障预算立法

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化建设工作十分滞后,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本文通过对社会保障预算立法的意义、原则和内容的研究和分析,探索完善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途径与办法。     

中国社会稳定视阈下党的领导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稳定问题备受关注。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已经成为共识。针对维护社会稳定这一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分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社会稳定的相关性,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保持党群和谐关系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加强和改进党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领导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缓冲，还是阻碍？--社会转型期中国中等收入阶层与社会稳定关系之探析

中等收入阶层的稳定器观点始于20世纪初的德国。但是,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中等收入阶层能否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取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政策制定时的倾斜度。如果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对中等收入阶层有所侧重,鼓励其发展壮大,维护其阶层利益,这一阶层就能够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反之,如果随着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持续受损,其阶层利益无法寻求合理的表达渠道,那么他们就会要求社会变革,如果寻求不到社会变革的良性途径,就很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成为影响和阻碍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     

论身体维权的生成机制——基于社会安全阀的视角

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加,身体维权作为社会冲突的极端形式屡屡出现。身体维权产生于敌意,敌意是由现存的制度缺陷导致的,它可以通过社会安全阀得到排泄。社会安全阀分为正规社会安全阀和非正规社会安全阀。由于我国制度化的正规社会安全阀被堵塞,媒体等非正规社会安全阀低效运用,使得公民的敌意无法发泄,并不断累积,加上绝望和闹大情绪的影响,导致了身体维权的产生。防范身体维权,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