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甘棠》看周代祭祀制度——兼论孔子的祭祀观

上博简<孔子诗论>之<甘棠>评论与周代祭祀制度有关,也体现了孔子的祭祀现.其"及其人,敬爱其树"、"甘棠之爱"语中,甘棠即是社树,与周代社祭有关;"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甚贵其人,必敬其位"则指有关周代宗庙制、宗庙祭祀制;"甘棠之保","其保厚矣"是指一种祭祀活动--"报祭".这些都反映或表现出了孔子的祭祀观.     

儒教与明初宫廷祭祀礼制

朱元璋为在群雄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十分注意推明儒家学说。对儒家宗教神学体系的推重，以郊社制度和宗庙制度为主体，形成了明代宫廷的一套祭扫礼制。通过明初的祭扫礼仪，可以看到儒教对明代宫廷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天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对孔子的祭扫，以及对众多自然神灵的崇拜和各种迷信。如为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而祭社稷、祀先农、耕藉田、祈雨、祭祀岳镇海读、风云雷雨、日月星辰、山川城隍以及其他各种自然神灵等。这一祭祀典制反映出在儒教影响下明代统治者浓厚的宗教意识与宗教氛围，其流风所及加重了民间的迷信倾向。     

周代大礼返本归朴说

本文从文献和金文材料论证了周代祭祀制度和礼乐制度中贵其质素、返本归朴的现象。周礼实际上是把原始社会的一些生活方式保留在一些重要的祭祀、礼乐制度中了，所以周代郊祭、大飨、礻龠祭、冠礼、宗庙古乐等礼仪制度实际上反映了原始先民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方式，这也反映了周礼的保守性。周礼返本归朴的现象形成了周文化的一个特点     

明代王国庙制的演进及礼制特点

明代分封同姓诸王,封藩建国。明代王国宗庙制度以亲王"之国"为契机,初定于洪武九年,是在师法周代诸侯宗庙礼意的基础上,参酌本朝太庙礼制并有所降杀而建立,至万历朝臻于成熟,其制对清朝宗室家祭制度有一定影响。明代王国宗庙以支子立庙,为小宗之祀,以始封者为始祖,立五庙,祀五世。王国宗庙与太庙构成一个祖先祭祀系统,等级分明,层次丰富,与分封制相表里,具有礼制与政治上的双层蕴涵。     

基于宗庙祭祀场域的图像形态及其功能研究

宗庙作为祖先崇拜活动的重要场所,是种族兴盛与存亡的象征,是资格的象征,是权力的象征,是血缘政治的象征。宗庙制度在周代被通过"礼"的形式固定下来,从不同等级的宗庙庙数、祭祀仪节、乐舞演奏等都有非常详细和严密的规定。同样的策略也被后代的统治者所沿用,把建立宗庙制度作为礼制建设的首要任务,以此彰显国家权力的归属。宗庙祭祀内容包括灵位、祖先的神像、坟墓等。而宋以后,皇家制作用于典礼和祭祀的帝王图像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定制,主要表现为卷轴绢本的朝服像,不仅历代沿续,视如一朝一代的典章记录,同时亦作为家国大事,变成宗庙制度的重要内容。如此一来,帝王图像被与礼制、宗教、国家祭祀以及皇家帝系象征性地联系起来,其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帝王图像的存在是帝王权力世袭合法性的重要见证;其次,帝王图像作为祭祖活动中的媒介,被通过仪式性表演使得帝王权力获取民众的心理认同。     

试析商代的宗庙制度及其政治功用

在商代,宗庙作为人们祭祀祖先神灵的神圣场所,不仅仅只是纯粹的宗教活动中心,同时也是商王室进行某些政治活动的重要地方。人们在宗庙里所进行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从这种祭祀活动的宗教意识中演绎出来的宗庙制度,构成了巩固商王朝统治的重要政治制度。宗庙制度的一个很...     

论周代庙堂典乐

周人克商作乐,建立了完备的典乐政治制度,天子以及邦国贵族经常因内政外交事务在宗庙、朝堂举行典乐活动,政治主宰通过乐官体系对典乐活动进行全面执掌,经过严格培训的乐官充分发挥音乐与诗歌的艺术象征特质,通过歌奏舞统合的一整套既定的乐诗环节传达暗示丰富固定的政治意蕴,庙堂典乐仪式的艺术象征成为乐诗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密切关系到周代诗学观念的成熟,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充实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周代服饰与经济、民族之间的关系

服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周代服饰制度特有的风格，对以后历朝历代的服饰都有深刻的影响。同时，周代的服饰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民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从分析周代服饰入手，着重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对研究周代的服饰有所裨益。 １．周代服饰制度的确立 在夏商时期，中国奴隶制度的文明开始形成，等级制阶级的存在是其政治制度的鲜明特点，这种等级制度也一定会反映到服饰制度方面来。《荀子·王制》说夏代“衣服有制”、“宫室有度”，透露了夏代服饰制度的一些信息。但是有关夏代服饰制度的文献和考古资料都很缺少…     

论先唐颂体的正体与变体

"颂"作为一种与诗、赋不同的独立文体,它的起源与古代宗教文化有关,其文体风格是"雍容典雅、庄重肃穆"。先唐颂体呈现出正体和变体两种形式。《诗经》中《周颂》和《商颂》是宗庙正歌,《周颂·时迈》更为颂体树立了规范;但《鲁颂》的题材、内容形式呈现出了新变化,故被后世视为"变颂"。汉代既有郊庙乐歌的正体,也有被称为变体的颂文;魏晋时期颂体的世俗化进一步加强,这时期颂体的功能、歌颂对象、题材都呈现出新变化。先唐时期颂体的正与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着,它们共同促进颂体文学审美品味的形成,通过辩体能帮助我们更好了解颂体的演变规律。     

《诗》的礼典属性及其传播与接受机制的发生

西周时代的《诗经》作品都是为礼典而创作,因礼典而传播的。《诗》文本的结集是周代礼典制度成熟与完善的标志。礼典歌《诗》是《诗》最基本的存在状态,是特殊的用诗机制,也是特殊的接受与传播机制。《诗》因礼典而产生,也因礼典而传播和接受。     

论中国古代都城的起源

都城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它的产生是聚落演进的结果;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它又是国家演进的产物。中国古都的起源在聚落形态上表现为从部落联盟中心的大邑逐渐演进到王权国家曲都城;时间形态上表现为从三皇五帝时代的都邑发展到夏商时期的都城;地域形态上表现为从黄河上、中、下游的广泛分布渐趋集中于中游的中原地区;建筑形态上表现为宫殿、宗庙等大型夯土建筑物的出现。随着宫殿和宗庙的出现以及聚落中心功能的加强,至夏、商两代,真正意义上的“四方之极”,即政治、军事、经济、典仪及文化中心的都城最终形成。     

周代山川祭祀的民本精神与政治功能

周代山川祭祀的民本精神与政治功能张怀通山川祭祀是宗教活动，然而在周代由于民本思想的兴起和王权政治的加强，山川祭祀表现出以下与商代明显不同的特点：浓郁的民本精神与突出的政治功能。对此，本文试作一些探讨，以就教大方。一、周代山川祭祀有浓郁的民本精神周代的...     

“周人尚赤”说的历史考察

战国时代儒家提出的“周人尚赤”说,是通过夸大周人习用红色牺牲等个别事实的意义构拟的一种假说,它与西周春秋时代战旗尚白、礼服尚黑的历史实际相抵牾,故难以成立。儒家对“周人尚赤”的论证一开始就相当牵强,秦汉学者特别是董仲舒的一些补充,说明其已完全陷入不顾史实随意演绎的误区。将崇尚某种颜色列为一朝典制是从秦朝开始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与“秦尚黑”类同的制度。“周人崇尚什么颜色”和“周朝属于五德中的哪一德”一样,都基于错误的理论预设,因而带有伪问题的性质。总体来看,“周人尚赤”说对于今人研究周代礼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轻信此说并据之推论周代的相关文化现象,极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明初鱼鳞图册再探讨

赋税和徭役是封建国家剥削和奴役农民的主要手段,是封建国家机器赖以存在并实现其职能的首要前提。马克思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封建统治者深知赋税的重要,“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宫禄食,庶事之费”。他们“强迫农民交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历代王朝都把赋役视作头等重要的大事,制订了各种严密的制度。明初的鱼鳞图册制度就是为保证赋税的征收而制订的制度之一。     

居延汉简中的“社”及其源流

原始氏族的“宗教活动”,是以集体的祭奠活动为主要内容,它的存在积极地影响着、维系着氏族本身已经十分微弱的联系纽带,在此纽带之内的成员们的祭祀活动,我国史书典籍中多称为“社”祭。“社”既由以农业为其主要经济部门的氏族脱胎而来,所以,春秋战国往往用“社稷”一词代表国家,最初,似应指氏族实体,与原始公社不无关系。由于新兴的奴隶制“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同它对立的”,这种对立性也就决定了“社”——氏族制宗教活动的残余形式与国家政权间的矛盾的绝对性与发展过程中统一的相对性、暂时性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波浪式的、渐进的始终贯穿在各阶级社会形态之中。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月泉吟社研究

月泉吟社是元初的遗民诗社,具有规模大、诗作丰富、影响深远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有很多,本文着重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是浦江独特的地理条件为月泉吟社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条件;二是浦江独有的人文传统为月泉吟社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三是浦江望族吴氏和方氏家族成员是吟社的组织者,为月泉吟社的形成提供了组织基础。     

从德（礼）、刑到礼、法——中国古代宗教政治思想的演进与发展

中国古代国家是在家族血缘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家国同构的形态,宗教和刑罚是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手段。礼最初是指祭祀的礼仪,由于中国古代国家是通过宗教的力量实现社会分层,进行政治统治,宗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故后来也泛指氏族内部的习俗、习惯等,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便是德。刑最初是指对待战争俘虏的刑罚,其用于治民,便要与典、彝也就是德相结合。法最初是指刑罚,后衍生出法令、法度、法律之意。中国古代“兵刑合一”,故最早的法律形式乃是军法,体现的是君王的意志。在中国古代,宗教变革及其由之带来的德（礼）与刑的政治工具化,推动着国家的形成;而二者之间关系经过不断调整优化,最终确立起周代德主刑辅的治国理政思想。     

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

关于西周的郊天礼,郑玄出于其"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有别:郊天是祭五帝,圜丘祀天是祭至上帝。王肃否认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天唯一而己,不得有六,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一回事。又郑、王两家皆以为行郊天礼必于国郊,且有坛。至于举行郊天礼的时间,郑玄以为圜丘祀至上帝在冬至,而郊祭五帝在夏历正月。王肃则提出所谓冬至、启蛰二郊说。礼书中还有立春郊之说。其实西周时期并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祭天唯郊礼而已。行郊礼也并非在国郊,"郊"字只可作祭名看,且行郊礼也不一定有坛。西周时期行郊礼时间的常制是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之说,不过是据后世历法以推周制,并非周礼之实录。     

略论《诗经》乐歌的生产、消费与配乐问题

作为周代朝廷<乐歌>的诗经是在寄食制的生产、特权式消费为主,自娱式的生产与消费为辅这样两种生产与消费方式的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诗经>乐歌的诗乐相配或由专职艺术家加工;或为了周王朝的宗教礼仪活动而由贵族和专职艺术家制作;或是由专职艺术家独立完成;<诗经>乐歌配乐的过程有四:一是词、乐均为新制,同时产生;二是词、乐均为旧制,经过整理编定;三是先有歌辞,后有音乐;四是先有音乐,后有歌辞.     

明嘉靖年间的庙制变革问题试探

明朝的宗庙制度 ,在嘉靖年间出现了一次颇具波澜的变革。由于这场变革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密切相关 ,由此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明嘉靖年间的庙制变革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 ,祈请方家指正。一明代宗庙制度的创立者是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1 36 6年十二月 ,小明王死后 ,朱元璋便抛弃了“龙凤”年号 ,改以国号纪年 ,并在应天设立了宗庙 ,这是朱元璋创立起自己独立政权的正式标志。① 这也就是明朝最初的宗庙。《明太祖实录》卷 2 0载 :“吴元年 ( 1 36 7)九月甲戌朔。……太庙成 ,四世祖各为庙。德祖居中 ,懿祖居东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