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转型与精准扶贫实践路径探索

精准扶贫是提升扶贫工作绩效的重要措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乡关系的转变,农村贫困的内涵、生成逻辑变化明显,呈现贫困结构化、治理复杂化、生成消费性等特征,农村贫困正处于转型状态,这给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分类考核、监督管理、贫困治理等带来一定的挑战。新时期精准扶贫要切合农村实际,优化扶贫的政策导向,完善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构建起应对农村贫困转型的有效路径。     

环渝连片特困区精准扶贫效益评价及增进策略———基于 SEM 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注重扶贫效果、评估扶贫效益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与创新路径。研究选取环渝六大集中连片贫困区(渝东北、鄂西北、渝东南、湘西北、川东南、黔西北)近600户贫困家庭进行问卷调研,突破既往关注宏观政策规制与扶贫主体行为的研究偏好,构建涵括公众期望、政策适应性、扶贫精准性、价值感知、扶贫绩效等五大方面的扶贫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结构方程的指标信度、结构效度、模型优化拟合,并通过路径系数与中介效应来测算区域间精准扶贫效益及分值排名。研究认为目前针对性满足受众需求的扶贫供给成为阻滞扶贫效益的关键因素,同时也亟需改进扶贫政策适应性与精准性管理在扶贫对象价值感知层面的中间效应来提升扶贫效益满意度。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思考

“中国制造2025”对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对职业教育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学科地位的重新定位为基础才能有所突破。以职业教育的内涵、范畴及地位为切入点,分析我国目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尴尬处境,及其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适配的现状,提出新时期对学科地位转型升级的建议,助力升级“中国制造”为“优质制造”。     

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基于新疆 2001-2015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全国贫困人口多集中于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扶贫一直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及难点, 脱贫攻坚是决胜全面小康的现实需求更是战略举措。研究基于2001-2015年的地区级面板数据, 利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 考察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减缓贫困间的非线性空间联系, 估计了教育财政支出减缓贫困中的空间溢出效应, 并探讨了减贫过程中的门槛特征, 稳固民族地区可持续减贫的理念。研究发现:教育财政支出对于贫困减缓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 说明了教育财政支出强度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原因; 各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对于减贫的作用差异显著, 存在门槛效应。     

职教变革的过程本质:创生“新常态”职业人

针对职业教育本质研究中静态分析方法论局限,反思职业教育演变史可知,职业教育变革的本质在于不断创生新型职业人。在职业人培养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其注入了新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等新因素,由此引发职业教育育人过程本质的变化,创生出适应社会新常态的新型职业人。新常态下的职业人所生成的结构要素,是由科技发展、政治制度和文化变革与职教系统的反作用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宏观上,政府根据社会新常态下行业和市场的外在要求,出台系列政策,引导职教系统有所选择地创造出市场急需的新专业和课程等系列新事件,从而不断引起职业教育阶段状态的本质变化。微观上,教育行政、师生等具体人,又通过主动选择培养“职业人”的素质结构,创生出满足社会新常态和个人需要的“具体职业人”。当前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与微观职教系统主体选择性的相互作用,需要以普职融通的职教过程变革方式,创生出新常态下富有创新精神的大批中高端职业人。     

“中国制造 2025 ”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使命

在全球制造业革命性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不仅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行动指南,也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规格、质量提出了新诉求。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结构性失调,培养模式与制造业发展实践脱节,培养体系缺乏开放性等,与“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存在不适应之处。因此,职业教育要不断变革人才培养策略,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构建“制造业+”融合式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开放性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而承担起建设制造业强国赋予的新使命。     

产业扶贫与扶贫 “产业化”———基于广西产业扶贫的案例研究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战略,其发挥的积极意义和正面功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产业扶贫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扶贫“产业化”的现象。所谓的扶贫“产业化”意味着产业扶贫的资金、资源和项目变成了扶贫工作参与主体谋取个体或部门利益的资源和资产,且具有利益一致性的主体之间还形成了俘获产业扶贫资源的配合关系。产业扶贫中扶贫“产业化”的出现源于扶贫工作中核心主体基于现实自身利益的考量,同时还与扶贫工作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有关。扶贫工作必须积极应对扶贫“产业化”现象的出现,以扭转其对扶贫工作带来的不利局面和后果。     

论课程改革的社会属性———兼谈课程改革制度化的立论之基

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从政治视角观之,多元权力推动改革并通过改革而实现;从文化视角观之,课程改革是多元教育观的竞相登场并相互角逐的过程;从经济视角看,课程改革是文化资本的再分配过程。课程改革是由具有特定教育价值观的权力主体所推动,围绕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实现权力的再生产、知识的阶层化以及利益的再分配。课程改革是知识、权力和利益共生的过程。如果课程改革缺少制度来规约和调整其中的权力关系、价值关系以及利益关系,那么就会造成权力的压制、文化的霸权以及利益的失衡,这不利于课程改革的合理开展,因此课程改革需要走向制度化。     

区域发展视角下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及脱贫的思考

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后,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于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的关系应如何把握而产生了不少困顿。连片特困地区这一提法早已有之,经过一系列的政策演变,在区域发展和减贫方面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仍需解决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发展带动减贫效应的削弱、进一步提升片区攻坚减贫效率、多维贫困问题、消解片区的贫富分化、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精准脱贫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区域发展为视角、提升片区定位精准度,以多维贫困为视角、提升减贫内涵精准度,以精准扶贫为视角、提升脱贫手段精准度,构建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推进的新机制。     

我国省际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比较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中职发展现状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设计了由5个二级指标和12个三级指标构成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根据该指数对我国大陆31个省份2014年的中职发展水平进行了统计测算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近十年省域之间在中职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趋于缩小,但区域差距仍然存在,并呈现出明显的“东高中西低”的态势;省域之间在中职经费供给上呈现“中部塌陷”的困局,中央财政应适度向中部倾斜;中职基本办学条件整体羸弱,且省域之间差距较大,中西部省份亟待实现“底线达标”;中职发展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与中职发展规模密切影响中职发展水平,但对各省的作用方式不一;要促进省域中职均衡发展,需要在精准认识的基础上精准治理。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改造人力资本促进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管理完善进程中,解决好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要求。“新常态”下,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斩断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死结,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迫切需要着力布局和推进体现时代发展内涵的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战略。本文立足新时期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从人力资本积累的现实格局揭示了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据此提出了改造农村人力资本实现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措施。     

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逻辑框架

作为特定历史场域下彰显职业教育跨界性和时代主题的新命题,产教融合型企业是多重社会资本结构和多元行动者合力塑造的产物。以“起点—价值—行动”的逻辑理路构建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分析框架,是新时期亟待探究和阐明的问题。以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对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逻辑起点进行考察,政策工具和制度安排、多元经济资本介入、职业教育文化自信是诱发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本要素。鉴于参与职业教育自主性嵌入、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构筑“政校行企”产教融合网络治理空间以及实现教育与产业跨界融通和利益调适的价值理性,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应实现从异域到本土、从功利到公益、从管理到共治、从失衡到精准、从空泛到具体的突破和跨越。     

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方式之一。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明,构建多元互动的整合型政策实践网络,创新移民安置方式与调整移民生计方式,可以改变贫困群体原有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使其在新的生存空间中实现重新聚合。但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政策设计的瞄准性,增强扶贫主体的互动合作,加强资源对接效率与移民的社会融入感,提升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依然是易地扶贫搬迁面临的主要问题。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治理范式的演进,农村贫困治理将实现政府主导范式经由市场主导范式向公共治理范式转型。当前,主流的政府主导范式和市场主导范式在理论上遭遇到解释力不足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扶贫不精准、久扶不脱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形式上表现为过度依赖市场主导范式所产生的“开发”与“扶贫”之间的张力,在实质上表现为贫困治理过程中基于市场逻辑的效率、基于扶贫逻辑的公平、基于公共治理的参与等多元价值冲突。因此,推动农村贫困治理范式转型和产业精准扶贫目标实现,有效整合多元逻辑和多元价值是关键。具体路径应以公共价值为目标,实现对多元价值的整合;以平台构建为支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以公共能力建设为条件,支撑多元行为逻辑整合。     

多元协同精准扶贫：理论分析、现实比照与路径探寻—一种社会资本理论分析视角

多元协同精准扶贫是一种理想的贫困治理模式,它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身份的平等性和行动的协同性。多元协同精准扶贫与社会资本二者之间存在学理上的契合,良好的社会资本是实现多元协同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多元协同精准扶贫是改良社会资本的动力。但是,当前中国的社会资本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结构与功能的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多元协同精准扶贫的顺利实施。因此,需要改造传统社会资本和投资现代社会资本,以此推动多元协同精准扶贫的实现,从根本上治理贫困问题。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贫困精准识别模型研究

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条件。实现贫困数据的精准分类与识别以及贫困识别由定性到定量、由单维瞄准向多维瞄准的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基础。精准识别可以采用大数据分析中的分类算法实现。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生计环境六个方面建立了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运用随机森林算法构建了精准识别模型,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模型的分类及识别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模型效果良好。     

落脚城市:中产阶级的孵化器还是下层阶级的捕蝇纸

社会的主流认知往往将落脚城市(贫民窟、破旧街区、城中村等社区)污名化, 桑德斯则提供了不同的理念。桑德斯关于落脚城市正面功能的描述与分析可以归纳为:落脚, 提供非正式经济的市场机会与就业机会; 形成完整的社会网络, 促进社会与文化融合(学习语言、摆脱乡村规范等), 遏制人口增长, 遏阻极端主义; 作为联系乡村与城市、城市边缘与城市核心的纽带或枢纽, 促进人员、资源(金钱等)与信息的交流等。而影响落脚城市的关键因素则是:国民身份、迁徙管制、居民素质、街道与建筑(人口密集度、自发性发展空间)、住宅与土地所有权、基础建设、人际网络、创业机会与金融支持、内部治理、拆迁等。判断中国城中村成败的标准只有一个:它究竟是中产阶级的孵化器, 还是下层阶级堕落的经济捕蝇纸?关于落脚城市两种对立的认知或理念表现了计划经济自上而下与市场经济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路径的分歧, 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而深刻的问题:城市化究竟是谁的城市化?是普通民众的城市化, 还是精英阶级的城市化?     

棱镜中的本体:作为平等主义的卢梭政治哲学

长期以来,针对卢梭政治思想是否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学界一直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论。卢梭的思想就像多面的棱镜,相互对立的诠释者都能在其中找到与其立场相呼应的证据。作为卢梭著作中最早出现和最受关注的主题词,“平等”能够真正地反映其思想全貌,并成为统辖卢梭政治哲学的思想原则,它与自由共同构成卢梭的政治理想。卢梭应当作为平等主义者出现,而不应被定义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驳杂面孔;在平等与自由两种价值中,卢梭选择了平等来规定和实现自由。表征为繁多镜像的卢梭政治哲学,其本体是平等主义的理想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