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年律令》看与军功爵制有关的三个问题——《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三

历史文献及此前公布的秦汉简牍,对官级与爵级的对比,军功爵制下的妇女地位,军功爵制如何继承问题,都没有具体的记载,《二年律令》补上了这几项空白。《二年律令》保存了二十级爵与官级逐级对比关系,有在军功爵制下"女子比其夫爵"的法律条文,有各级军功爵拥有者关于其嫡长子、嫡子和庶出众子对爵位继承的各种不同的继承规定。从以上三个问题中可以看出在吕后时期,军功爵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还有实际价值,军功爵制在社会上还很受尊重。     

对刘劭《爵制》的评议

三国曹魏学者刘劭所著《爵制》,是保存至今最早的研究军功爵制的论著。文中所提出的"商君为政,备其法品为十八级"说和《商君书.境内篇》所说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的级别基本吻合。刘劭在《爵制》中还提出二十级军功爵制四大等级说,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所记军功爵制有四大等级基本一致。《爵制》对二十级军功爵各个爵名的解释,也优于东汉学者卫宏和唐代注释家颜师古。然而刘劭的《爵制》也有缺点,如把军功爵制与夏、周的旧爵制相附会,忽视了军功爵制与五等爵制的本质区别,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劭《爵制》的学本价值。     

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都知道 ,在军功爵制中有官爵、民爵之分 ,实际上所谓“民爵八级”是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轻滥的产物。《二年律令》有关军功爵制的律文记述 ,在西汉初年军功爵曾划分为侯级爵、卿级爵、大夫级爵、小爵四大等级 ,与刘劭《爵制》中所提到的四个等级基本吻合。军功爵制中四大等级的披露 ,使军功爵制研究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军功爵制試探

军功爵出现于春秋,确立于战国,在秦汉的政治午台上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先秦诸子对军功爵制时有论述,《史记》、《汉书》和秦汉时的其他著作中也都有所记载。但自东汉以后,军功爵制除最后两级外,已失去实际作用;流于形式,而趋于消亡。因此,后人对军功爵制已不知其来龙去脉,有的甚至把春秋以后出现的军功爵制,和西周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 --《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

军功爵制本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重要军政制度,但由于史书记载分散、简略,后人已很难知道军功爵制的真实价值.根据<二年律令>的珍贵资料,从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以爵赎人、赎罪等方面来看,军功爵制在西汉初年仍具有真实的价值.例如,西汉初年各级军功爵受田宅的具体数量、爵制与官级的对比关系,一级爵可以免死罪一人等是前所未见的资料.因军功受田宅制实际上就是名田制,汉政府就是通过名田制培埴了一大批大、中、小军功地主和大量的自耕农.故说汉初是军功地主的天下,是有事实根据的.     

棱镜中的本体:作为平等主义的卢梭政治哲学

长期以来,针对卢梭政治思想是否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学界一直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论。卢梭的思想就像多面的棱镜,相互对立的诠释者都能在其中找到与其立场相呼应的证据。作为卢梭著作中最早出现和最受关注的主题词,“平等”能够真正地反映其思想全貌,并成为统辖卢梭政治哲学的思想原则,它与自由共同构成卢梭的政治理想。卢梭应当作为平等主义者出现,而不应被定义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驳杂面孔;在平等与自由两种价值中,卢梭选择了平等来规定和实现自由。表征为繁多镜像的卢梭政治哲学,其本体是平等主义的理想描述。     

元代佛教文化与国家整合———以王权合法性构建为中心

有元一代,统治者对佛教文化大加利用,其藉由皇室仪式仪仗、君王名号赋予、帝师之制创立等路径,形塑出元朝皇帝为佛教“转轮王”的君主面相;同时亦借助皇权推动,促进了蕴含着强烈护国色彩与王权思想的佛教文献的弘播,继而从世俗与宗教两大领域双向强化了其统治合法性与政治领域中的“国家”“君王”观念。这不仅为论证元朝之正统性提供了重要的宗教理论基础与思想意识支撑,且对元代思想文化整合、多民族融合乃至大一统国家建构等皆发挥了重要意义。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包含较多有关西汉初年二十等爵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十等爵与授田制结合,二十等爵国家治安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兼答杨际平同志

河南师大学报编辑部转来杨际平同志的大作《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对拙文《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中所谈“民爵”、“吏国”问题,提出异议和批评,拜读之后,很受启发。首先我应该承认,在拙文中并没有把“民爵”和“吏爵”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此,第一是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不可能的;第二是由于《军功爵制在西汉的     

历史与合法性:柏克因袭学说考

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赋予统治以合法性,这一普遍问题在柏克“因袭”学说中有精妙回答。其精妙性有赖于“因袭”在普通法上的双重含义和英国法政传统的两种因袭主义所提供的空间。柏克之说是对二元因素的糅合。结合语境和文本,大致可识别出他为克服张力所采用的修辞手法。由此,他树立历史的权威,却否认历史可被用作否定当下的外在标尺;确认当下的权威,却否认当下可与历史决裂。其目的在于平衡道统与今王、自由与权威、革命与反革命。其根本教益是用时间的调和性驯化政治主体及其诉求的绝对性,使政治变得有弹性,使张力变得有意义。     

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

朱绍侯先生《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对西汉爵制的各种变化详加考论,读后甚得启发。然于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一说,却感证据不足,或可商榷。 朱先生认为秦代无民爵、吏爵之分,而汉代自刘邦始即有民爵、吏爵之分。我以为,无论是秦代,还是汉代,都无“民爵”、“吏爵”之名,亦无“民爵”、“吏爵”之分。汉代史籍常有“赐民爵”若干级;“赐吏爵”若干级的记载。如《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     

台湾查禁武侠小说之 “暴雨专案”始末探析

“暴雨专案”即“暴雨项目”,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特别针对单一文学体式武侠小说展开清查、厉禁的一次政策性行动,定案于1959年年底。1960年2月,台湾全省七个县市同步实施扫荡、清查工作。这是延续着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所实施的“戒严法”“出版法”而来的一项措施,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所谓“附匪”“陷匪”作家的作品在台湾宣传、流播从而不利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思想,但剑锋所指,则系针对当时普遍流传于台湾的金庸武侠小说,连带波及了当时香港的诸多作家。香港作家武侠小说之遭查禁,是对原已被封禁的大陆旧派武侠小说雪上加霜,等于完全斩断了台湾武侠小说与大陆血脉相连的脐带。厘清“暴雨专案”始末,对台湾武侠小说的发展而言,无疑甚具观察、分析的意义与价值。     

刘邦施行过楚爵制己有实证

刘邦施行过楚爵制己有实证朱绍侯二十级军功爵制是秦汉政权共行的爵位制度。《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有明确的记载：“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     

秦军功爵制简论

过去我写过一篇《军功爵制试探》,发表于《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那是一篇概论性的文章,从纵的方面对于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消亡及其阶级本质、历史作用作了粗浅的论述,其中对于秦代军功爵制,则是语焉而不详,甚至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因此才写这篇《简论》,作为前一篇文章的补充,以就正于史学界的同志。     

殖民地与大英帝国的价值困境:柏克的 “自由帝国”思想

本文以大英帝国及其在殖民地问题上所面临的价值困境为背景,考察柏克的“自由帝国”思想。柏克“自由帝国”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多元并存、自由正义的普遍主义价值观,但是,作为价值规范的帝国理想与大英帝国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在美洲、印度和爱尔兰等殖民地问题上以尖锐的形式突显出来。其中,美洲问题挑战的价值主要是自由,而印度问题挑战的价值则主要是正义。本文以柏克对美洲问题和印度问题的思考来揭示其在帝国与殖民地关系问题上的矛盾与纠结,展示其“自由帝国”的价值诉求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     

论课程改革的社会属性———兼谈课程改革制度化的立论之基

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从政治视角观之,多元权力推动改革并通过改革而实现;从文化视角观之,课程改革是多元教育观的竞相登场并相互角逐的过程;从经济视角看,课程改革是文化资本的再分配过程。课程改革是由具有特定教育价值观的权力主体所推动,围绕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实现权力的再生产、知识的阶层化以及利益的再分配。课程改革是知识、权力和利益共生的过程。如果课程改革缺少制度来规约和调整其中的权力关系、价值关系以及利益关系,那么就会造成权力的压制、文化的霸权以及利益的失衡,这不利于课程改革的合理开展,因此课程改革需要走向制度化。     

顺天 富民 乐居——— 《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

《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两个和谐：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天地(自然)关系的处理上,《管子》一方面提出人与自然相分,自然是客观的,人必须尊重它,依顺它,而不能违背它;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人与自然相合,人要善于用好自然规律,让自然为人类提供财富。二是人与人的和谐,它提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居处相乐”的重要思想。《管子》关于环境的认识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更多地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谈环境。《管子》同时也很重视环境与富民强国的关系,将善待环境看作是富民强国之道。《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农业文明色彩与家国情怀。     

无为而治下的汉初皇权

汉初的政治方针是陆贾所倡导之“无为而治”。总的说来 ,这种认识大体是正确的。说大体正确是因为无为而治的国策 ,并不是大汉建国伊始就已确立。事实上 ,刘邦建汉后一直到他去世 ,大汉的国策基本上是崇尚进取和有为的。到惠帝以后 ,女主称制 ,诸吕的兴起 ,曾一时破坏了刘邦晚年与大臣之间“白马之盟”的政治契约。随着诛诸吕 ,从文帝以后汉朝政治又回归“白马之盟”之后形成的政治框架 ,军功大臣集团力图维持这一政治模式 ,以巩固自身集团的政治利益 ,文帝、景帝也依赖这批军功大臣的支持维护和稳定皇权 ,双方在这样一种政治情势之下 ,达成某种的政治平衡 ,便有了无为而治国策的出笼。     

西汉长安的都城美学与物态哲学

在古代中国,都城作为文明的容器,也是政治理想和哲学观念的物态呈现。西汉的政治与哲学均自有特色,这种特色烙印于长安。首先,长安随着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的变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都城意象的转变。前期以宣示权威为主,追求“壮丽以重威”的美学风格;后期则通过一系列的礼制化改造,将一个世俗而物欲的都城转型为一个更体现礼制原则的都城。第二,西汉哲学虽短于思辨,但长于想象,融入阴阳五行的儒学和神仙方术、谶纬学说等一起提供了“鬼神术数”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长安成为天命的暗示和能通阴阳消息的神圣都城。总之,长安作为西汉政治与哲学的物态呈现,从根本上讲都是在为其政权提供不同向度的合法性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