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明嘉靖间上供物料折银与工部白银财政的建立

嘉靖时期,白银财政不断拓展,重要表现之一便是上供物料逐渐实现大规模折银,其折银主要原因包括革除实物财政体制下物料税收的弊端,将加派实物物料通过折银变为工部财政收入的固定类项等。上供物料折银中的四司料银入贮京师顶级库藏之一的节慎库。节慎库是工部银库,不受户部管辖,是独立于传统户部财政之外的体系。这说明:其一,上供物料折银是工部白银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二,明代中央财政内部并未实现所谓的集权,而是分权。嘉靖十六年(1537)的营建大工事件,是中央各部协作完成的结果,但因试图加派,导致户、工二部尚书被罢黜。可见,工部财政的运作是牵动中央各部财赋和政局的复杂事件,也说明明代财政运作因缺乏统一领导机构而效率低下。     

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及其原因——以白银的货币性质为分析视角

在中国货币史上,白银长期以实物货币的面貌呈现。明代以前,白银的货币职能及流通范围是有限度的,至明代中叶以后始生变化。大体上,明代的通货经历了从钱钞到银钱的结构转变,然而,把货币结构的这种转变仅理解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或者是货币经济自然演变的结果,都失之偏颇,因为具体情况甚为复杂。实际上,明代货币结构的艰难转变应从白银由实物货币向贵金属货币的性质转变这一角度来把握。结构转变应归因于恢复萎缩的货币经济与"洪武型经济体制"的矛盾、铜钱宝钞难以充当扩大了的东亚经济圈区域性国际货币以及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等方面。     

财政风险金融化视阈下的地方债置换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地方债置换是国家为解决地方政府存量债务问题、减缓地方财政压力而设计的政策性工具。作为一种具有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地方债置换本身具有财政风险金融化特征,但不能将其等同于域外的QE政策。针对地方债置换所存在的几大风险：债券利率未能实现市场化、增量债务增加带来的地方债系统性风险、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指数上升以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错配风险和未来违约风险的加剧。结合域外实践经验,建议对完善我国地方债置换法律规制可参照以下路径：首先,构建地方债置换风险预警和防范制度;其次,强化地方债置换法律监管机制;再次,确立地方债置换长期问责制;最后,完善地方债置换财源保障制度。     

明初"抑商"到"便商"政策下的商人与商业

本文考察了明初商业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认为 :不能把明初的商业政策看成是单纯的“抑商”政策或单纯的“通商”政策 ;从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民族贸易政策、海外贸易政策和金融税务政策的演变过程上看 ,当时商业政策在总体上呈现出从“抑商”到“便商”的变化趋向 ;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 ,取决于社会经济变迁的作用和影响 ,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而为明中后期“边禁”、“海禁”、“银禁”的开放与商人活跃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论清代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

王茂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在咸丰年代清政府银、钱短绌,发生财政危机时,他反对铸大钱和继续发行不能兑现的官票、宝钞,提出官票、宝钞应可兑现银两,成为信用货币,以抑制通货膨胀。他的主张虽未被采纳,并被斥之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但其思想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的币制改革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农业大省财政支农资金供给的越位、缺位、错位——对河南省财政支农资金供给结构现状的透视与分析

资金是货币形态资本,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各项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是实物资本的“粘合剂”。财政对农业的支持,说到底是一种资金支持。这种支持形成的资金,即所谓支农资金。 财政支农资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财政支出的各种与农业     

白银财政分配视角下的晚明浙淮盐法变迁

通过对库价、京解与帑银这三大盐课银分配去向的分析，可发现以下四点：在明代财政体制从实物向白银货币转型的制度背景下，开中法的实施形态从在边纳粮、在司支盐演变为在边纳粮、在司支银；伴随在司纳银制的实施，晚明还出现了在部纳银的新规制；户部为了追求白银收入，加强了对盐商的管控，边商、纲纪商人和纲商的身份皆呈现出劳役性的特点；晚明两浙为保障盐课收入而强制商人登记以获取专卖权的纲纪制度，是明清盐法从官专卖向商专卖制转变的更早的标志。 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明代的考语与访单

明代的考语是对被考核人员的鉴定;访单,地方则为揭帖,是在考察时分发相关人员进行咨访的文书。考语在考满之后可以作为铨选给由的依据,在考察时则成为评定称职、平常、不称的证据。在官僚政治下,考语不但趋于华而不实,而且出现黑白颠倒,甚至成为主管官员手中的工具,针对这些弊端而出现揭帖、访单,意在监督官员而与考语互为补充。无论考语,还是揭帖、访单,都是在脱离实政考察的基础上生成的,也难免产生各种弊端,以至于成为明末党争的工具,个中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南洋禁航令”出台原委论析

南洋禁航是清初海疆政策的一次重大变动,表面上看是禁止中国沿海各地海商前往南洋贸易,实则针对福建商民的意味颇浓,其原因在于福建商民“作奸勾夷”行为日久,自明至清屡禁不止。与“勾夷”行为相比,福建商民的“作奸”行为尤其是下海为盗行为对清廷的威胁尤为严重,清廷为解决福建海盗问题所采取的或“剿”或“抚”政策均未能真正奏效,这既是清政府海疆政策在“禁”“开”之间摇摆不定的原因,也是导致南洋禁航令出台的最重要因素。     

理学与晚宋士风

晚宋时期,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地位。受理学影响的士人,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迂腐理学之士,二为虚伪理学之士,三为实用理学之士。相应地,理学对晚宋的士风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理学既促成了晚宋奔竞之风、空谈之风、变节之风的形成,又促成了晚宋忠义之风的形成。从晚宋的历史实际来考察,理学对士风的影响,应该是不良士风占据主导地位。理学对晚宋士风的影响与作用要辩证地对待与分析。     

大学生学习动机与学习行为的关系———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实证研究

部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出较低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学习效果不甚理想。心理学认为,学习动机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是推动学习行为最重要的因素。本研究采用Biggs(1987) 编制的学习过程问卷和NSSE-CHINA量表,通过两阶段抽样(分层抽样、方便抽样)对首都7所高校的7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究不同类型的学习动机与学习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表层型学习动机与思政教育学习行为呈负向的因果关系,深层型和成就型学习动机与之呈正向因果关系;在三种学习动机中,深层型学习动机对思政教育学习行为的影响最大。     

恺伽伊朗对外贸易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 (1800-1914 年)

自19世纪初西方势力的冲击伊始,伊朗传统经济社会秩序渐趋解体。对外贸易是西方冲击的重要形式,贸易总量的增长、贸易结构的改变和贸易逆差的扩大构成恺伽伊朗对外贸易变化的主要特征。其逻辑结果便是伊朗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其农业经济商品化亦取得显著发展,突出体现为农作物产品出口的扩大、经济作物种植的增长与土地的私有化倾向。伊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渐趋解体,农业现代化进程拉开序幕。然而,恺伽伊朗的农业经济在商品化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其农业生产技术亦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则在于传统农业体制所导致的相关农业投入欠缺。在外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实物分成租佃方式的结合,仍是恺伽伊朗农业经济的重要特征。     

晚清重庆华洋诉讼与地方司法初探———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华洋诉讼是晚清司法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川东重庆自开埠后,外国人大量楔入,在频繁的中外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华洋诉讼案件。囿于资料上的限制,这一主题长期乏人问津。以四川省档案馆藏的巴县档案为中心,对数量上占最大比例的钱债、偷窃诉讼案件进行研究探讨,基本涉及诉讼的实态、基层司法的运行以及重庆城市面貌三方面的问题。通过其考察可以了解晚清中国西部面临的复杂社会情形,也可从一个侧面深化对清史的研究。     

铜钱危机视野下的明代币制变革

宋金以降,钱、钞、银的竞争是币制演变的主题。明代中叶,大明宝钞废弃,银钱并用币制确立。但铜钱的流通一直处于危机状态,近半地区为"不行钱之地",流通铜钱的地区受到官铸钱不足和私铸泛滥的困扰。明政府推广制钱的努力屡告失败,明末滥铸又加剧了危机。由于铜钱危机的存在,加之明中后期赋役折银和海外白银内流的推动,落后的称量货币——银两过度流通,在民间金融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棱镜中的本体:作为平等主义的卢梭政治哲学

长期以来,针对卢梭政治思想是否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学界一直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论。卢梭的思想就像多面的棱镜,相互对立的诠释者都能在其中找到与其立场相呼应的证据。作为卢梭著作中最早出现和最受关注的主题词,“平等”能够真正地反映其思想全貌,并成为统辖卢梭政治哲学的思想原则,它与自由共同构成卢梭的政治理想。卢梭应当作为平等主义者出现,而不应被定义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驳杂面孔;在平等与自由两种价值中,卢梭选择了平等来规定和实现自由。表征为繁多镜像的卢梭政治哲学,其本体是平等主义的理想描述。     

留守年龄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人格的中介作用

以农村地区440名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采用社会人口学指标、儿童版艾森克人格问卷和主观幸福感指标(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考察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人格在结束留守年龄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 结束留守年龄小于10岁的积极、消极情感得分,5岁到10岁的生活满意度得分都显著高于大于10岁的留守儿童;(2) 结束留守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积极、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3) 中介分析表明,人格神经质在结束留守年龄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这些结果说明,结束留守年龄是影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人格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美国教师研究运动的形成、衰落与复苏

美国教师研究运动发展轨迹的独特性在于其经历了形成、衰落,以新的姿态复苏的曲折历程。具体而言,美国的教师研究是起源于行动研究的一种“群体合作”性质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因面临外部压力和内部困境,教师研究走向衰落。80年代开始,国家教育政策的变化、大学教育研究者的支持以及民间教育力量的凸显共同促使美国教师研究运动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回归教育舞台,自此之后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教师研究逐渐在美国教育改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家训与士大夫的家国情怀

家训是古代家庭教育的一种特有形式,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撰写者多系功成名就后,怀着对子孙后代命运的关怀,以自己的人生经验汇总成册让后人学习借鉴。家训也是撰写者对国家政治形态的期待,希望后人建立其设想中的国家社会运转结构。家训覆盖范围广泛,尤其对如何修身、治家、为官治国着重阐释,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家国一体的政治情怀,鉴于此,文章从这三方面分析总结,认识、汲取古代家训中的价值内涵和文化精髓,帮助当今社会提高思想道德教育和弘扬优秀道德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