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头立起功德碑

“共产党亲,共产党的恩情比海深“,这是位于祟山峻岭中的贵州省台江县革一乡苗族群众发自内心的感受。在相继实现户户通电,村村通路、通水,村村建起地面卫星接收站和30平方米以上的村委活动室之后,在新年的鞭炮庆贺声中,革一乡又宣告实现村村通无线程控电话。拥有12个行政村的革一乡,基本上都是苗族。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苗族多居住在交通落后、缺少水源、信息闭塞的高山上,党建扶贫工作队到来以前,除乡政府所在地屯上村,     

由《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看明代乡治

《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记录了明代乡治中"乡约"和"保甲"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乡约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由乡绅倡行、乡民互约的自我教化制度;保甲制度则是一种体现皇权控制要求的乡村社会治安制度。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这两种制度各有其功用,同时两者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明代这种乡治制度反映出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总是在虚拟的政权和虚幻的自治之间游移不定。     

农村会计统一代理制模式

农村会计统一代理制是完善农村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新举措。实行会计统一代理制的有效方式是"村有乡管"、村有乡管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即:村资乡管、村账乡管和双代管。这三种形式是循序渐进发展而来的,其中双代管是最具成效的一种形式。     

农村基层开拓型领导班子的特点——苏州市九个经济发达之乡领导班子的调查

苏州市的农村经济近年来迅猛发展,其中沙洲县的塘桥、妙侨、乐余、泗港、南沙乡,常熟市的福山、碧溪、王市、徐市乡。1984年和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都超过了一亿元。这九个乡1985年上交给国家的税收总计6376.7万元,平均每个乡708.52万元。农民人均分配水平都在700元以上。好的领导班子是这些乡经济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对此进行了实地考察,初步归纳有如下特点。     

郭勒木德乡的父母官郗海鹰

蒙古族向来崇尚自由， 骁勇善战，性情奔放，热情好客，他们纵马驰骋在大草原，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待我们结识了格尔木市郭勒木德乡的蒙古族父母官郗海鹰，这样的感觉更为强烈，31岁的郗海鹰高高大大，威虎雄壮，热情而真诚，颇有侠肝义胆之风，谈起郭勒木德乡的父老乡亲，浓浓的亲情溢於言表。郭勒木德乡紧靠城市，辖区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占格尔木市辖区的44.3%。这是一个农牧业结合的乡，有9个农业村，4个牧业村，农牧民一万馀人。郭勒木德乡环绕在城市四周，交通便利，这是郭勒木德乡的优势。只有抓住这个优势，农牧民的增产增收…     

粤东畲族盘瓠文化研究

一、粤东畲族走廓广东畲族人口为3205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字),主要聚居在粤东各地,而粤东又以凤凰山区为主,其次是罗浮山区和莲花山区。他们分别隶属于现今之潮州市、丰顺县、海丰县,惠州市、博罗县、增城县等六个县市,分散在风西乡之山犁村、碗窑村,溪美乡之岭脚村,东社乡之李工坑村、黄竹洋村,抗美乡之石鼓坪村,箭竹乡之凤坪村(以上系凤凰山区);北镇乡之红罗村,长坑乡之南洋村和角峰村,和口乡之陈湖村、下村(以上系莲花山区);正果乡之下水村和通坑村,横河乡之嶂背村和长坑村(以上系罗浮山区)等十六个村乡,连成了一条横贯广东东部长达五百公里之粤东畲族走廊。     

大鹏客家话音韵特征探源

大鹏客家话(简称“大鹏话”,下同)指的是广西平南县大鹏乡的客家话。大鹏乡是个半闭塞的山区、人口五万多。其中讲客家话的四万多。其余的讲粤方言(主要是粤方言桂东南系次方言,也有部分人讲广州话)。两部分人杂居并通婚。与大鹏乡相邻各乡主要讲粤方言(思旺乡有部分人讲闽南语)。这使大鹏话成为方言岛。大鹏话内部差别不大,现以大鹏     

弘扬大禹三重身份所属文化内涵 建设西蜀羌乡大禹故里文化区

大禹是中华民族国家文明始祖、华夏民族人文始祖、是道教祖圣。大禹起码具三重文化身份:一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礼乐文化的开创者;二是神话人物;三是道教祖圣。古籍记载"禹兴西羌"。大禹所生长的"西羌"就是西蜀羌乡。西蜀羌乡至今连成一片,这片羌乡就是大禹的故乡。     

原生态艺术进校园与＂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同构——以鄂西南民族地区为例

鄂西南民族地区有14个县、乡（镇）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在这14个县、乡（镇）中有民族中小学校21所,占这个地区民族学校总数107所的近20%.民歌进课堂、原生态艺术进校园等文化传承、保护和建设工作已卓有成效.如今,这一区域已被湖北省委、省政府划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深度生态旅游地段.如何充分利用本土丰富的文化资源、教育资源打造这一旅游板块,使民族教育与民间艺术传承、保护工程同构,从而实现区域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新的值得探讨的课题.鄂西恩施州民族工作部门与教育工作部门联手创建开展＂五个一＂工程,创办民族样板学校,不失为校园文化与民间艺术融合的一种特色模式,有利于＂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民间文化与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同步发展.     

对农户收入差异及影响因素的调查——以四川省渠县为例

本文是以课题《贫困与信贷》的农户调查表为原始资料进行分析的。调查对象是四川省渠县的十个乡、十个村（清溪乡斜岭村、岩峰乡龙石村、临巴乡溪口村、涌兴乡永胜村、琅琊乡大仙村、李渡乡大林村、黄泥乡黄泥村、宝城乡复兴村、有庆乡兴隆村、石佛乡大洞村）的９５户农户...     

悲剧人生 辉煌艺术——纪念天才艺术家董欣宾先生

天才总是苦难的,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都似乎是个规律。董欣宾的人生经历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凄风苦雨 安贫乐画 1939年11月23日,董欣宾出生于无锡张泾乡乌土坝村。幼时,他骑在父亲肩上去看社戏,他不喜欢舞台上的皇帝,觉     

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社会重建乡约整合。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灵璧钟馗画乡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

灵璧作为中国“钟馗画之乡”，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形成过程。讨论灵璧钟馗画乡的形成，既要研究它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又要考察形成这一民俗画乡特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从区域人文历史、地理环境、民俗事项、民俗心里等层面分析，灵璧县“钟馗画乡”这一民间艺术之乡的形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从喀什市三乡地名看南疆绿洲经济的特点

在帕米尔高原北麓,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缘,有座以历史悠久著称于世的古城,她就是沙漠中的明珠——绿洲喀什。喀什市除市区所辖四个街道办事处外,还辖郊区三个乡,即乃则尔巴格乡、夏玛勒巴格乡和多来特巴格乡。三乡共有自然村102个,人口9848户,41684人。其中维吾尔族分别占本乡人口总数的99.7％、99.1％和99.6％。喀什市乡村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的社会群体,因此,喀什市三乡地名反映的也便是具     

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 富于创造性——提高乡镇政府执政能力的几点体会

在新形势下如何当好一名乡（镇）长，这是一个新课题。笔者从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当好一名（乡）镇长，干出实实在在的业绩．就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实践及其历史经验——明清乡约运动的典型个案研究

王阳明"南赣乡约"实践作为明清乡约运动的典范,其推行的乡约组织在适应性、专门化、自主性、凝聚力四个方面凸显了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南赣乡约"组织的正当性、权威性是其成功的重要基础,而将乡民纳入到乡约组织中,由此获得乡民对"南赣乡约"的高度政治认同则是其取得良好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南赣乡约"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三:通过乡约制度及其乡约组织规范乡土社会公共行为;乡约须基于大多数乡民意愿而制定,民意即乡民合意性是乡约及其组织合法性、权威性的基础,也是透过乡约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关键;乡约可以将乡民组织起来,培养乡民参与乡村自治的能力。     

镇级经济发展之我见

今年4月,我区两乡已撤乡建镇,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区建设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如何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加快镇级经济发展,笔者认为: 首先,必须明确小城镇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小城镇是城乡经济发展的纽带和桥梁,是培育农村市场,发展农村经济极为重要的增长     

唐代的“宽乡”与“狭乡”

唐代的“宽乡”与“狭乡”何汝泉在唐代的田令上，有关于“宽乡”与“狭乡”的明确界说，即“其州县县界内所有（《册府元龟》卷４９５《邦计部．田制》无“有”字）部，受田应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１］。这是说，在一县的地区内，应受田的居民，按照田令规定的...     

乡村治理方式变革:从管制到服务——治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当前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创设的,通过政府的管制方式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治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显现出了诸多弊端,迫切需要进行改革。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被确立为政府改革目标,乡村治理方式也需要从管制转变为服务。根据治理理论,这一转变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县乡关系的结构性改革、加强村民自治以及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     

株洲县山系地名文化释意

株洲县现辖7个镇、14个乡。以山峰、山形、谷地命名的有古岳峰镇、龙凤乡、长冲乡、洲坪乡等乡。这些地名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