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的组织机制

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的行动中普遍且长期存在着差异化结果现象,即名实分离与名实相符并存。这一现象是基层政府在不同类型压力型体制作用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由于中央或者上级政府农业产业培育政策的目标靶向范围不同,在政府治理实践中压力型体制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即试点性压力型体制与普惠性压力型体制。在不同类型的压力型体制所塑造的组织运行情境中,基层政府的行动策略有很大差别。一方面,两种压力型体制下府际合作关系存在差异。在试点性压力型体制下,上下级政府围绕农业产业培育目标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在普惠性压力型体制下,受到政策绩效没有与主政官员的升迁直接挂钩、政策目标与当地的现实条件和政府部门的实际能力不相匹配等因素影响,基层政府会以维持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不会积极去创新农业产业政策。另一方面,两种压力型体制所造的组织情境影响着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的协同效果。在试点性压力型体制下,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授予了基层政府创新政策的自主空间。此外,中央到地方政府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基层政府也促使其不得不采取与其他主体合作的方式推进政策实施。在普惠性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只需要对标既定政策目标完成任务即可,倾向于追求稳定的行动策略。不同类型的压力型体制下形成的分层治理结构、政企关系、产业培育方式最终导致农业产业培育出现差异化结果。     

发展主义或任务型治理： 农业技术革新中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

[提要]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在推进农业技术革新中普遍且长期存在着差异化结果的现象,即政策执行结果与政策目标趋近或者背离并存的状态。这是由基层政府究竟遵循发展主义还是任务型治理的行动逻辑导致的。在不同类型的压力型体制塑造的情境下,基层政府推进农业技术革新的行动逻辑存在较大差异。在试点性压力型体制塑造的组织内情境下,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常采用发展主义的初始行动策略。但在面对差异化的组织外情境时,基层政府又会对上述行动策略进行灵活调整。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会在自组织能力和自主经营能力等组织外情境较强的村庄由全面主导者变为协调者和辅助者,但在组织外情境较弱的地方则会优先扶持农业企业或者个别农业大户,有时甚至会加大对辖区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在普惠性压力型体制塑造的组织内情境的作用下,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只需要对标完成任务即可。在组织外情境较弱的村庄,基层政府会采取任务型治理的行动策略,但是在组织外情境较强的村庄,基层政府则会由任务型治理行动策略转变为发展主义行动策略。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实用主义回应及其政治意蕴

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回应基本属于"实用主义回应"。从治理转型的视角看,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实用主义回应的政治价值在于其有利于政府与民众的"互训",但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能否良性、渐进、彻底地持续进行下去,取决于宏观制度供给的改变。视宏观制度供给的情况,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实用主义回应既有可能滑向机会主义和鸵鸟主义,在制度性漠视和个案选择性回应之间徘徊,也有可能从维稳驱动型回应转为权利驱动型回应,从实用主义的个案回应转到系统的制度性回应。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新治理”理念下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执行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治理成为分析和解决公共问题的规范性思路。面对居家养老服务目前存在的供需失衡等现实问题,"新治理"理论以其聚焦政策工具分析的"操作化"取向,为理论探讨与回应提供了一个颇具适切性的切入视角。以湖北省X市为例,可借由"新治理"理论管窥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执行的丰富现实。湖北省X市在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执行中综合运用了直接政府、拨款、政府企业和购买服务合同等多种政策工具,在X市三个不同的县级行政区域,政策工具的类型选择和组合模式又有所不同。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政策工具选择与组合的具体模式形态,其中既有"科层治理"的最大现实,也有"治理"理念的广泛影响和个人性的"自主努力",政策资源"差序格局"的现实和执行主体利益损益的考量则构成了理解模式分野的两条具体线索。     

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

面对“建在或将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设施,社会民众与地方政府易形成“冲击—回应”模式,促使地方政府产生停建、迁建、改建、缓建的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为地方社会治理带来巨大隐忧。本文运用fs-QCA对选取的40个具有明确非常规政策变迁结果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来自组织、主体、客体、社会、文化五组变量的因素拟合成九条主要路径,相互交织、同频共振,促使地方政府以“压力—回应”模式主动开启非常规政策变迁。同时,文章亦从地方政府、冲突群众、新闻媒体构成的“邻避三角”出发,提出冲突消解策略,为地方政府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回应民众诉求,消解邻避冲突提供建议。     

试论回应型政府的运行模式

回应型政府是一种使回应制度化、体制化的治理模式。与传统的政府运行模式不同,回应型政府服务社会的价值取向,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电子化与扁平化的政府组织结构,透明、快捷的治理过程,有多元主体参与的、体现责任约束与对结果负责的政府绩效评估,共同构成了其特定的运行模式。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中地方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动力机制——以山东省为例

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发展,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逐渐实现一体化,推动了公众诉求表达与地方政府回应。基于山东省人民政府网中2016—2021年期间的60 253条办事咨询留言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情感分析方法对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进行分析,呈现公众诉求与地方政府回应特征,同时从政民互动视角创新性地提出“需求-压力-技术”分析框架,由此可见,公众诉求、科层压力、技术支撑三种动力要素构成了地方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动力机制,地方政府回应性的提高离不开这三种动力要素的驱动。因此,需以诉求驱动、压力传导、科技支撑为动力导向,积极满足公众需求,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加强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以有效提高地方政府回应性。     

“混合型”政策创新:我国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解释框架——以J市“老楼加梯”为例

近年来，以原创性和自主性的双重折衷为主要特征的“混合型”政策创新，成为我国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常见模式，系统阐释其内涵、情境、动因、策略，有助于丰富我国政策创新的理论谱系。从情境来看，“混合型”政策创新源于创新风险与治理需求的结构性冲突、压力型体制下创新激励与问责风险的并行、相对沉寂的场域下创新信号的释放。创新绩效的竞争驱动、先行地区的示范效应、属地管理的职责归属、创新“收支”的综合考量，是“混合型”政策创新的动因。审慎学习与折衷式再生产是“混合型”政策创新的基本行动策略，具体包括：在回应百姓关切和上级政府要求基础上基于绩效预期的议题选取、基于创新突破的反复调研、基于风险把控的审慎评估、基于折衷变通的方案设计、基于由易到难的边试边行、基于亮点深挖的对标提炼。     

地方政府大数据治理的挑战及应对路径——基于“动机——能力”的视角

中央发布了关于大数据治理的相关政策及行动纲要。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地方政府纷纷开展大数据治理行动。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受到"双重激励"的影响,出现治理动机高,而治理能力不足的现象。地方政府面临数据统筹能力不足、缺乏数据权限、数据思维等挑战。分析影响动机—能力关系的因素,通过循证决策,提升地方政府资源禀赋能力等方式来平衡动机—能力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大数据治理的解决方案。     

地方政府政务微博舆情危机回应策略研究——以敦煌阳关林场遭砍伐事件为例

社会民生领域的公共危机事件极易引起网络舆情危机,考验着地方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2021年甘肃敦煌阳关林场防护林遭砍伐经社会媒体报道后形成网络舆情危机,地方政府以回应谣言危机方式,混合使用否认策略、淡化策略和修正策略,在政务微博发布指示性信息进行观点引领,导致公众不相信政府言论,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基于危机情景沟通理论,运用内容分析法剖析地方政府政务微博的回应策略、公众态度和回应效果之间的关系,提出正确研判危机类型、采取相匹配的回应策略是政务微博化解舆情危机的有效方法。     

新媒体视阈下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构与提升

新媒体的兴起与发展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担负着政府与公民互动关系中政府公信力提升与降低的"镜子"作用。文章重新构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子,由介质传播引伸出新媒体内涵、特征以及新媒体对地方政府公信力带来的双重影响,从而提出变革政府理念、转变新媒体传播生态的治理思维、引导公民理性参与地方社会事务和构建"倾听-回应"型的政民互动关系等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策略。     

什么样的地区更易于腐败 ——基于PEST框架的腐败与反腐败路径的组态分析(fs/QCA)

腐败发生机制分析和反腐败的路径探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文献缺乏对腐败和反腐败的多重并发条件的有力解释.在PEST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实际,使用fs/QCA对31省份2016年相关数据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组态问题,需要多重并发条件影响作用;三种类型构成了地区高腐败程度的驱动路径,即"政府—市场平衡型""官员掠夺型"和"市场—社会平衡型";三种类型构成地区低腐败程度的驱动路径为"政府—社会协同型""政府主导型"和"政府—官员强化型";腐败治理需要"官场+市场+社会"多主体共同承担,并且不同地区的腐败治理路径具有明显差异性.     

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的困境及反思——基于Y县“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案例分析

围绕Y县"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一创新案例研究发现,农村社会发展的倒逼、国家政策试点的引导及学者型官员的强力推动,是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化动力。政府体制资源的整合、创新的结构性扩展、创新的扩散及再生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运作机制。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弱化,导致公共服务下乡背景下社会需求脱耦的内在困境。为推动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探索"互嵌式治理"的创新路径。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差异与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涉及上中下游多地区利益，任意一方的独立作为无法解决问题，开展协同治理是必由之路。追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协同效应有必要梳理府际之间存在的政策差异。文章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进行中央政府和长江流域地方政府关于发文时间、发文单位、政策工具的对比分析，总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关于长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现实状况及进一步的政策供给。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央地总体差异较小，地方政府之间在重视程度、响应速度及政策工具组合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政策差异与中央政府的立场、各地的资源禀赋、地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因素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政策制定者既要基于具体情境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和措施，又要通过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更好地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统合治理”： 地方政府经营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政治机制、行政机制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成为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主要特征,项目平台公司成为承载权力运行的典型组织化治理工具,并进而实现了外部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化这两方面的权力扩张。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统合治理”模式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绩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权力冲突与合法性问题,其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府在集权权力结构下对中央绩效压力回应策略的选择。     

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中的政府驱动治理研究 ——基于组织多重制度逻辑的视角

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是满足区域内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促进区域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政府驱动是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的重要特征.基于组织多重制度逻辑视角,阐释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中政府驱动型治理的制度逻辑,分析认为应主要包括区域协同治理、科层制治理、政治联合体治理三种治理逻辑,同时,上述多重逻辑嵌套于"大、中、小"不同协同层面之中.进一步从大协同、中小协同两个层面,分析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的困境挑战,以及对应的多重制度逻辑原因.在研究结论基础上,基于结构功能框架,提出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逻辑调适和机制优化的重点方向:认知驱动环境适应、能力驱动目标协同、利益互补驱动系统整合、政策驱动维持系统运转.     

条块关系与基层形式主义演化逻辑

由项目制所维系的条块间权责利关系是影响基层政府行为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形式主义作为 基层治理中的策略性应付行为,产生根源在于条块间非均衡关系。在职能部门“条”主导的专项治理 中,条通过事权分配和过程管理将目标压力有效传导至下一级属地“块”,并通过介入式过程管理实现 压力传导的动态控制。属地政府回应行为则注重风险规避和激励获取双重逻辑,即寻求能够适当规避 风险、控制成本、获取收益的应付策略。在基层治理微观情景中,属地块在面对职能部门条时能够采取 分类回应策略,导致形式主义应付行为的产生具有普遍性。     

邻避事件治理的定性比较研究——基于动机-能力框架

基于动机-能力框架，采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析了地方政府在邻避事件治理过程中选择妥协型回应或渐进型回应的内在机理。地方政府的回应策略根源于利益偏好、规避问责风险、资源整合能力与沟通协调能力的四元互动。经济效益型项目比公共福利型项目更能激发地方政府选择渐进型回应路径。纵向支持与横向整合能有效促进地方政府选择渐进型回应。相对沉默的项目潜在受益群众理应成为衡量项目价值的重要参数。为避免陷入“项目实施-民众反对-冲突升级-停建”的怪圈，地方政府应由刚性维稳思维转向韧性维稳思维，通过全流程协商沟通机制实现利益偏好的双向转换，通过纵横联结的资源协作网络实现社会和谐与区域发展双重价值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