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不通,讯无别故:清代前中期奏折之“译讯”考察

"译讯"是清代"夷务"处理程序之一,清代前中期的"夷务"奏报中有不少关于"难夷"事务的"译讯"记录,从中可观察到这一时期中外交流与沟通情状。整理细读《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相关奏折可以发现,1811年之前"难夷"事务奏报多以记述抚恤发遣事项为主,之后的奏报则对"译讯"费墨较多。面对"言语不通"之困境,清政府"译"之举措主要包括"比对手势""授与纸笔"及传唤多位通事、转送他处等多种方式,而"讯"之结果多为"并无别故"。对"难夷"讯问明确的日益重视,反映出清廷对传教、私货交易、兵船来犯等"夷务"的防范逐步增强,而"难夷"等"夷务"的日趋繁杂,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清廷认识到"译"的迫切。纵然清廷"夷务"态度和翻译认识的转变充满被动与无奈,却是晚清翻译高潮形成的铺垫和前奏。     

《滇夷风俗图》考略

<滇夷风俗图>绘辑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为绘辑较早且存世之"滇夷图"之一.此本彩绘云南少数民族图像十幅,各附图说文字,颇具文人意趣,在"滇荑图"中别具特色.本文在考辨其图与图说文字基础上归纳其特点,并探究其产生的背景.     

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

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谢国先云南本无汉族。司马迁称此地为西南夷地区。常璩说：“南中（云南等地）在昔盖克、越之地”，①夷和越都是与汉族相对而言的少数民族。楚人庄王滇，为云南人口增添了新的因素，但楚人亦被视为蛮夷。汉武帝征服了云南地区，“募豪民日南夷”，②这...     

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并在建立郡县的同时实行屯垦戍边的政策,大量汉族人口迁移到云南,作为边郡的主要社会基础,为维护汉王朝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三国两晋以后,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发生"异化",出现了"以夷变夏"的"夷化"趋势。天宝战争以后,唐朝兵败退出云南,出现了长达500年的南诏、大理的自治独立局面。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并在云南推行民屯与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饷,增加了国家赋税,更重要的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边疆的稳定。明代在云南推行卫所制度,大量汉族军户进入云南,使"夷多汉少"的居民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原住的夷人与土著的汉人合为"云南人"。清代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汛塘制度,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不断进入云南,并进一步渗透到坝区边缘与山区腹地。在推进移民殖边的过程中,伴随着实施改土归流、开科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汉文化在云南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云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中原结成一个整体,而且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国家的普遍认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清初正统观与遗民辞赋创作

"正统观"是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命题之一,"正统"说自产生以来,争辩之声便哓哓不止,尤其是处夷狄交侵、亡国易鼎之际。清初基于华夷之辨的"正统观",整体呈现如下趋向:清廷以夷变夏的高压政策之下,遗民极力捍卫汉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正统;清廷施行怀柔政策,华夷文化思想观念逐渐走向融合;随着清廷统治日久,基于华夷之辨的正统论逐渐消解。遗民辞赋参与清初正统论与华夷之辨,清晰地记录了不同思想语境下正统观的演变轨迹,同时呈现清初不同形态的社会关系。     

“肆言”与“肆权”:清末己亥“废立”流言的形成及影响

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光绪被害""择定新君""择期禅让"等流言在报刊的加持下肆意散播。在危机应对过程中,清廷与新党围绕"圣躬"的安危,各自制造流言向对方施加舆论压力。1900年初清廷颁布立嗣诏书,新党立即揭露"立嗣即废立"的本质,并公开号召武力勤王。面对新党的"肆言",清廷以"肆权"应对,不仅厉行报禁,查拿报人,还出台一系列"不得诋毁宫廷"的报律。己亥"废立"显示出作为最古老的媒介,流言不仅仅构成一种社会现象,更应被视为一种与现代媒介融合而成的一种新力量,其在近代中国历史建构中的意义亟待重新认识。     

夷夏之辨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三

夷夏之辨是传统的政治理念。19世纪末顽固派以此作为拒绝向西方学习的挡箭牌 ,对历史发展起着阻碍作用。20世纪初革命派以此为推翻清廷统治的思想武器 ,对历史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夷夏之辨 ,是决定近代中国政治思潮演变的主旋律 ,是全方位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学术思想的主心骨     

《滇省夷人图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想象和图像表征

《滇省夷人图说》是在清代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由云贵总督伯麟奉皇帝谕旨主持绘制的，是反映云南少数民族外貌特征、服饰、饮食、习俗及生产生活情景的官方图册。该图说从空间性图像符号生产表征了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想象；从锄头、服饰、伞、乐器等生产生活层面的共享性图像符号见证了清朝嘉庆年间云南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从服饰、婚俗、祭祀和信仰仪式中的自享性图像符号视觉表征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文化特征。《滇省夷人图说》以绚丽色彩、变化的线条、丰富的场景、精简的文字等构成的视觉图像展现了清朝中华多民族大一统的盛况，见证了清朝嘉庆年间云南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它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视觉建构，也为新时代如何利用图像形式和图像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和启示。     

令人神往的梅里雪山

梅里雪山位于被誉为"人间仙境"的云南香格里拉迪庆州境内,滇西北的滇藏分界处。梅里雪山藏语意为"药山",因山中蕴藏大量珍稀药材而得名。梅里雪山被奉为藏区八大神山之一,海拔     

清代滇西方志中“土司”、“种人”类目的内外分际

清代早期云南方志中的"土司"等志,在体例上虽与明代有所不同,而设类定目之旨趣,仍沿袭明代"羁縻志",只以"华夷"二分视之。乾隆之后,道光《云南通志稿》所定"南蛮"等目,虽羁縻之意不变,但对"內夷"、"外夷"、"土司"、"四裔"等却有明显区分,体现的是清中期以来关于"大一统"和"华夷之辨"等一系列观念的演变。     

论宋明儒家的“习心”思想

一直以来,儒家人性论以"性善论"为其主流,因而关于"恶"的论述并非他们的理论重心。但是在宋明儒家的理论中,"恶"的问题却以另外一个概念——"习心"的方式进行着讨论。他们认为,人有"习心",便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之所以出现道德之恶的根本原因。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观点在宋明儒家理论中的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习心"是如何产生的,即"习心"的生成论问题;二、它是什么,且为什么是恶的,即"习心"的价值论问题;三、它怎么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并且又如何在道德实践被清除掉,即"习心"的实现论和否定论问题。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虽然原因种种,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本质者,则是因北宋诗人的"宗唐而变唐"所致。所谓"宗唐",就是以唐诗为典范向其学习,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北宋诗人的变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为: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这三个时期的变唐,既成就各具,而又特点各异,在北宋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论于湖词在元明两朝的传播

作为承接东坡词和稼轩词的梯航,张孝祥的于湖词在元明两朝的传播,反映了元明人对南宋初期豪放词代表风格的认识和品鉴。元人词话取于湖名作,所论真切博雅;于湖词入明有名而不著;明词人选家激赏于湖清俊豪迈之作,更偏爱其婉丽轻约之词,选评总体流于俗丽。于湖词词格不俗,亦兼具苏、辛词情韵,但其豪放词在明代选家的审视中并没有体现出与词人词史地位相称的整体艺术高度,明人讹传误收于湖词现象较多。     

宋、明刻本字体比较研究

宋体字历史悠久,一般被认为产生于宋代、定型于明代。宋体字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宋、明两代刻书实践的直接影响,因此,考察宋、明两代刻本中的字体,对于了解宋体字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分别选取宋代与明代刻本图书,尝试对两代刻本中的字体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了解宋、明刻本字体的异同,进而探究宋体字的形成时间及特征。     

唐代的村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 ,对唐代农村名称、类型、密度和规模进行研究。唐代村落主要以“村”、“店”、“庄”三字命名。根据其功能、地理位置、经济特征等不同的标准 ,唐代村落可分为多种类型。唐代两村之间的距离在 2 7公里左右或大于 2 7公里 ,村落的规模一般在三四十户人家以下。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