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圣外王”思想现代转化的反思

儒家传统思想能否实现现代转化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通过研究和反思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转化的过程,尤其是海外新儒家对＂内圣外王＂思想进行的现代转化,认为价值取向上传统或复古的导向以及对现代性的片面认识是＂内圣外王＂思想没有实现现代转化的原因,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儒学内在超越和西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内圣外王＂的现代转化才有可能。     

古代爱情诗的文化内涵和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层结构,可简括为:家国同构、天人合一。这既表现为儒家入世与出世,即“兼济”与“独善”之间的矛盾,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也表现为群体道德与个体价值,即“明礼义”和“知人心”之间的撞击,所     

儒家道德的泛化与伦理制度建设

一、儒家道德泛化的倾向及其表现中华民族文化的道德传统以儒家学说的道德体系为主体。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就在整体上逐步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的、核心的和支配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儒家文化存在严重的道德泛化倾向。这就是说,儒家文化在对待社会生活的诸领域时,总是以道德的价值和道德的评价遮盖和取代一切其他的价值及其价值评价,将道德的关系覆盖于一切关系之上,从而使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或一切环节都丧失了自己存在的独立性和价值的独立性,都以儒家道德为指向和依归。这一道…     

儒学与工具理性培育

儒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培育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盘西化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而现代新儒家给出的答案却是肯定的。认同工具理性而拒斥科学主义,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梁漱溟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指陈传统儒学缺失工具理性的弊端。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缺失工具理性的问题,并非不可以解决。熊十力重申内圣外王并重模式,希望化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牟宗三把工具理性的意涵突出出来,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开出科学和民主来。在如何处理儒学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新儒家的看法比全盘西化派深刻得多。儒家文化有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积累知识的必要的文化土壤;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当代的科技创新也不矛盾。儒学重视价值理性并非排斥工具理性,反倒可以抑制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     

新儒家、心性之学与现代化

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问题的提出与论争,可以说是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对基督教与儒家学说进行了比较以及反思了“资本主义精神”之后,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只有基督教的文化是适应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能够培植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而儒家的道德伦理,由于要求人们去适应现世秩序,因而是无法成为产生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的。其次是由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以及这一时期港台新儒家为宏扬中华传统文化所作的努力,促使人们重新反思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     

论儒家思想的适应性

儒家传统文化究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动力还是阻力,近年在学术界争论较大。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向近现代转型,可说始于戊戍维新的托古改制:之后洋务派又提出“中体西用”;五四后,出现了梁漱溟为早期代表的新儒家;与梁同辈的熊十力提出了“内圣外王”。50年代,现代新儒家的思想阵地主要转移到港     

容错性民主:传统儒学现代转换的新途径

大多数现代新儒家未能全面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缺乏普适性,导致其过去近百年来选择了“内圣外王”的错误研究路径.在批判西方民主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容错性民主,将“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义务”视为民主的核心,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强调的多党竞选.以容错性民主为标准,通过挖掘儒家君子的道德内涵,便可初步实现传统儒学与民主之间的融通.具体地说,就新外王而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政治精英需要履行的义务;就新内圣而言,“公开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行为是一种美德,符合儒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修正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路径:从“返本开新、内圣外王”转变为“开新返本、新外王新内圣”,初步解决了困扰现代新儒家的世纪性难题“传统儒学现代转换问题”,并在制度层面与深圳市、重庆市建立的“容错机制”相呼应.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讨论为中心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以此来统摄人类一切其他的实践活动。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即是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即以道德价值化约其他文化活动,使之沦为表达道德的工具。这一倾向使得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着眼于儒家文化的现代发展,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内涵、表现、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对治的方案。其所作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利于传统儒学的自我调适与现代发展;就方法学的层面而言,他倡导以＂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理性的态度。但其所提出的对治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构想又有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值得反省。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先秦儒家文化与当前教师道德素养的培育探析

教师是学生的心灵导师,其道德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学生品行的形成,从而影响当前及今后社会的道德氛围,因此,加强当前教师队伍道德建设至关重要。先秦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仁者爱人”的道德理念及“立弘志、要克治、需躬行”等道德修养方法对当下教师道德素养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孟子之“仁”本体论及其修养工夫论

文章提出,孟子是儒学“仁”本体论之完成者;“仁”本体论的理论实质即是先验道德主义,从而规定了孟子(儒家)之人格修养的先验主义工夫论;由此确立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内圣”路径,即所谓的儒学“道统”。     

现代意义世界重建的乌托邦--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儒家发展困境之探讨

新儒家在儒家文化受到西方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冲击而日益式微的境况下,以恪守儒家经典的方式,寻求道德本体层面上的现代意义世界的重建,虽然使儒家文化在现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得以学术上的薪火相传,但它却没有创造性地转化儒家文化,从而导致了现代意义世界重建的失败.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文化的霸权,新儒家亦未能提出创新性的文化建设策略,这样也就不能有效地回应全球化给予文化冲突、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从“新民”到“四有新人”之塑造看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文化重构实质是人格或人的价值观念重构 ,文化变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和改变人格 ,即塑造“新民”或“新人”。儒家“新民”思想表明 ,儒学将随中国文化的变革而发生转化 ;近代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家“新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新人”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 ;邓小平“四有新人”观与儒家文化的自然联系 ,都表明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也表明儒学具有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发生转换和走向现代化的特性。     

弘扬儒家"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在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战略指导思想。“和谐社会”思想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朔到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精髓和理想就在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继承和弘扬儒家的“和谐”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试述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特质及其精神

新儒学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通过汲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有益因素,促使儒学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文化思潮。它所形构的理论是与胡适等的科学主义相对应的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忧患意识”是这股思潮的出发点,“返本开新”是其建立理论体系的重要手段,再度复兴儒学是其直接的目标。“儒家主位主义”、“道德的中心主义”、“内在的生命主义”、“即理性而超理性主义”是这股思潮的总特征。不过,由于新儒家人数众多,其学又各有极致,因而这些特征在不同学者那里具有不同的展现形式。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评析

<正>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说,且持之甚坚。认为此说是“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的,是反省到传统儒学“外王之直接形态”之不足而力图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是就“如何顺吾之文化生命而转出科学与民主”作出的透彻说明。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特别是牟宗三的诸弟子,则簇拥备至,认为此说确实达成了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理论联结,解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然而,透过牟宗三对“良知自我坎陷”说玄妙而繁复的论说,不难看出:它却是力图通过比传统儒学更为内在化的进路来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的。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达成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而且只能是加剧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脱节与对立。     

儒家文化的结构、特征精神及其发展前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系列之一

儒家文化的结构、特征精神及其发展前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系列之一吴光曾经历数十年严厉批判、一度被认为“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的儒家学说和儒家文化，在改革开放以后，被人们重新发现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永久存在的价值。尤其是近几年来，关心和研究儒家文化的人士越...     

梁漱溟"勉仁"学校的定位及其文化价值:以重庆缙云山为例

“勉仁”学校特别是勉仁书院在缙云山历史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乃至在重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梁漱溟及其“勉仁”所承载的儒家文化品牌效应、象征意义引起广泛关注。梁漱溟以“勉仁”为阵地为导向对儒家学术传统的继承发扬、勉仁书院作为新儒学北碚阶段的标志性存在、“勉仁”作为儒家文化品牌,皆具现实价值,理应重视。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

近年来，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在大陆经历了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研究中尚有两个问题有待于澄清：一是对现代新儒家范围的界定分歧太大，二是对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探讨不足。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现代儒者、现代儒家、现代新儒家三个概念区别开来。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主要在于：１．它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２．在思维方式上，现代新儒家由传统儒家的“圆而神”的智慧，经消化西方哲学的“方以智”，重新达到新的“圆而神”；３．传统儒家只言心性之学，未明言道德的形上学，现代新儒家则明言之；４．传统儒家没有开出知性之独立系统、现代新儒家则开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