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四言平仄模式及其效应

《诗经》四言的平仄组合随意灵活,有16种模式。因为平声轻、仄声重具有不同的音质,所以两者组合的模式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旋律节奏。该文从平仄的产生、平仄的轻重入手,分析了《诗经》四言的音律效应。     

《庄子》的“自”世界

《庄子》的“自”类语词—观念群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世界。“自”世界包含形上和现象两个层面。“自本自根”“自化自生”“自然”是最为重要且关系密切的三类范畴：“自本自根”表示形上之道是世界的本原,既独立自存又生成、畜养着现象“自”世界;“自化自生”表示现象之物自主地运动、变化、发展,反映基本和普遍的存在状态,依据道、本性,可分为本真的“自化自生”与非本真的“自化自生”;“自然”表示现象之物自身合理、合道的本性与存在状态。“自”世界的重心在于自我应当避免非本真的“自化自生”,实现本真的“自化自生”,处于良性的“自—他”关系中,亦即展开与呈现“自然”。      

论《诗经》四言组合的文化维度

<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句式结构、章节组合、平仄音律、语法特点奠定了后世诗歌创作的基本格局。《诗经》作为儒家五经之首,在内容表现、形式建构上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全集分《风》、《雅》、《颂》三部分共三百零五篇,以四言句式为主要组合形态。约占全集诗句总数的百分二八十。形成了中国始初诗歌中和平稳、不急不殆的音律风格。 这种四言短句的组合,主要是为适应殷周时期乐舞的需要而产生的。《诗经》诸篇都是人乐合舞的,三位一体决定了它们之间长短相成。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关系。古者奏乐唱诗、舞诗的次序,以乐器之上下为先后,奏堂上之乐为“登     

《诗经》四言体诗歌创作在汉代的赓续和转化

汉代经学的昌盛使四言诗有着很高的地位,并成为汉代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也产生了一些典范作品, 成为四言诗的尾声余响。由于汉代四言诗在思想内容上的缺陷和四言本身的局限,因此四言诗发展到汉代便衰微 了。但是,四言句式却被转化到汉代其他文体中继续存在。汉代其他一些韵文体如赞颂、碑铭以及辞赋等,在文体 上往往采用四言体或利用四言句式与其他句式搭配而成。四言诗在汉代的转化或流变,是促进这些文体发展的重 要因素。     

19世纪末日本的中国认识探析——以《世界之日本》杂志为中心

       摘要：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近代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也使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的瓜分高潮,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支那保全论”、“支那瓜分论”两种对华政策。虽然两种政策在主张攫取最大在华利益上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但是两种对华政策的形成是基于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对甲午战后国际形势及中国形势的不同认识。“保全论”和“瓜分论”之外,所谓第三种对华政策“日清同盟论”也曾昙花一现,成为当时日本朝野议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对于陷入严重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中国,日本言论界和政界从“社会凝聚力”的角度,指出了中国衰弱的原因所在。特别是政界重镇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日本统治阶层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认识,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日本国内政局的发展与变化。

      

《诗经》爱情诗探略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爱情诗数量多,内容丰富,有反映热恋的欢乐、失恋的痛苦、婚后的和谐,也有弃妇的泣诉等。     

解放区后期文学价值观论析——从《血泪仇》说起

解放区后期文学的价值观以追求功利性为目的，其功利性主要是以阶级利益为中心，通过阶级—政治倾向性表现出来的。剧作《血泪仇》的创演及反响，说明了解放区后期文学功利性价值观在内涵上已发生了从重在“为民族”到重在“为阶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和导引之下发生的。它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和文艺工作者“立场问题”以及“态度问题”，反映了“阶级的功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作为必须执行的“党的文艺政策”和解放区文艺的“方向”，它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对各解放区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使之在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形成了以“阶级的功利主义”为主的价值取向。      

从《左传》到《史记》：《春秋》笔法的早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作为《春秋》笔法的直笔传统,“书法不隐”包含据礼直书和据事直书两种,而《左传》是“书法不隐”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过渡。《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实录”和曲笔,前者指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者指寓主于客、寓论断于序事、侧笔。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史学贡献及对地方当代史编纂的启迪

地方当代史编纂工作近年来被提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地方当代史编纂与一般史志编纂相比，有其鲜明的个性，其编纂工作难点颇多，存在争议的方面也很多。马克思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蕴含的唯物史观及其卓越的史学贡献，尤其是“现实的历史叙述”法、“时事入史”法、“唯物主义历史总结”法，对解决地方当代史编纂工作中的诸多困惑颇有启迪意义，为解决地方当代史“述”和“论”的辩证关系、现时资料能否入史、地方史的社会功能等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经典范例。     

《诗经》女性作品的直朴情爱景观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衰减

中国文学史上的女性作者的作品或者描述女性生活的作品不绝如缕,其滥觞可说始于<诗经>.有一种趋势或者并未引起注意:<诗经>荟集女性作品之多,作品对女性生活反映之直朴、大胆、奔放,为后世经典作品所不及.这种景观在整部文学史上呈衰减之势.     

韵文兴衰与文学演进

本文认为中国文学史上韵文兴衰伴随着文学的演进。在这过程中文体的自觉和"文章不朽"论,对于人们高度注重文学形式有重要影响,促进了韵文的兴盛。而简牍、纸张的发明和以此为载体的书面传播则推动了散体文学的大发展,并促使散体文学的代表——小说的崛起,最终成为文学的主流。     

《诗经》与天文学

《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而且是我国先秦时期文化的百科全书 ,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天文学内容 ,诸如盖天说、立表测影、日食月食记录、重要星宿的运行规律、历法等等。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丰硕成果 ,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     

《诗经》所载典礼仪式乐章考论

《诗经》中的典礼仪式乐歌 ,一指祭祖仪式乐歌 ,二指应用于燕乐、乡乐、大射诸礼中的乐歌。本文依据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诸种乐歌形态做了细致的分析 ,认为《诗经》的编排明显受到典礼仪式的影响 ,诗乐礼有先后之别而统一于仪式之中 ,典礼仪式具有宗教、伦理和艺术表现诸种功能     

《诗经》与酒文化

<诗经>中有大量的饮酒诗篇,反映了当时的酿酒水平及对酒的品饮标准,表现了酒在周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强调饮酒要遵守礼节,描写了形式多样、分工细致的酒器,对我国古代的酒文化有较全面的展示.同时通过酒文化透视出当时社会的政治兴衰、宗教信仰、礼俗伦常、生活趋向等,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及借鉴意义.     

《诗》之“门”

在《诗》中，“门”成为一种象征，折射出古人对于“门”之审美与情感寄托。筑门意味着国之一要事，皋门与应门象征着国之强盛与希望；东门在国人心中成为了浪漫之所；而北门成了多事之兆；衡门代表平民之德；墓门转为符咒之签；宅门纯为心中之扉。面对《诗》之门，我们应有“程门立雪”之精神，一直等到“芝麻开门”时刻之到来。     

从《诗经》情歌看先民的宗教情结

情歌在<诗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情节形象地再现了古代社会隆重的祭高禖仪式,这一仪式与先民的生殖崇拜密切相关,不仅反映了人们自由、奔放的性爱意识,揭示了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重视,而且寄托着远古民族浓重的宗教情结,从而使<诗经>具有了深厚的人类学价值和深远的文化意蕴.     

《诗经》意象论

<诗经>意象在观念内容上可以划分为原始兴象、比德意象和审美意象.这三种意象既代表了<诗经>意象在观念内容上的历时发展,也构成了<诗经>意象在观念内容方面的共时结构.<诗经>意象在艺术表现上可以划分为描述型、比喻型和象征型三大类.这三类意象鼎足而立,各自具有艺术表现的功能和特色,又密切配合,相辅相成地建构出一篇篇富于艺术表现力的诗作.     

《诗经》中的“裘意象”

《诗经》写到＂裘＂的诗歌共有9篇,《诗经》中的这些＂裘＂既是蔽体、保暖之衣,又是身份、地位之象征,还是文化人格之体现。以裘为衣是对上古衣皮风俗的继承;裘为身份、地位之象征,其成因则可追溯到图腾崇拜;羔羊比德,＂羔裘豹饰＂,则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文化人格的体现。     

刍议牛郎家族与舜帝国库之兴衰

帝舜时代,禹为舜的大臣。他受命治水,为丰盈虞舜所建帝国的"国库",开辟了著名的九条赋税航道和一些陆路交通线,并改革贡赋之法,使国库财粮足,仓廪实。牛郎的先祖在尧舜时代曾因担任国库的"保安",所以有缘与舜的孙女(织女)相识相爱终成夫妻,而使家族一度兴旺。但国库与牛郎家族却随着舜帝退位而受禹的排挤相继衰落。舜裔与牛郎家族,大量从晋南外迁,流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