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历史真相

《论语》是汉代以后儒家集团的经中之经,《论语》在汉代以前并不享有权威地位,《论语》在流传中经过不断修订。     

关于《论语》的若干疑难问题阐析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经典,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圣经》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论语》的研究,有若干疑难问题需作深入探讨,包括《论语》的编著者、《论语》的真谛、《论语》的核心思想、《论语》的疑难句等;认为《论语》主要是孔子的弟子有若和曾参的弟子们编纂而成,也包含了冉求、闵子骞的弟子编纂的一些内容;《论语》是一本政治哲学书,围绕着为人、为学、为政三位一体的内容展开;《论语》核心思想是"仁",包括体和用两个方面,仁之体为内心修养,仁之用为"仁民爱物"。     

《法言》的“经传注我”与义理标举——扬雄《论语》学研究

扬雄仿《论语》作《法言》,"仿"是依照《论语》的形式,"作"是借《论语》阐发自己的思想,与汉代经师"我注经传"方式不同,他采取"经传注我"方式,对《论语》的阐释通过"变其文"、"解其义"、"拟其旨"达成。在这种解经方式下,《法言》所要标举的是立法、明志、申道,即:以孔子之法为准绳,以颜子之乐明其志,以君子之道申其义。     

玄学背景下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汉魏之际,经学开始酝酿一场变革。《论语集解》把汉代及魏初大儒的《论语》注汇集到一起,加上编者自己的注解,以此来改革汉代经学、缔创魏晋新学。此后,晋代李充、江熙等人相继仿效何晏集解体制,不断集结当代各家《论语》注释,使《论语》融入到玄学的大潮中。南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则充分利用前人集解成果,集六朝《论语》注疏之大成,书中的主体思想反映了魏晋六朝儒道会通的主题,是玄学背景下《论语》研究的经典之作。     

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

张栻对二程推崇备至,书中大量引述和发挥二程之言,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同时,张栻对《论语》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再者,《论语解》是张栻依托《论语》而大量发挥其理学思想的著作。在解说过程中,张栻将其理学观念熔铸于《论语》文本之中,赋予《论语》以鲜明的理学色彩。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研究综述

综述了近些年来各位学者对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性质、整理校勘方面以及文献价值的研究,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竹简《论语》对研究《论语》的成书过程、在汉代的流变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     

《论语》得名考

《论语》一书的得名,由于文献的缺失,学界向无定论。即使如汉代文献本身,亦多有记载矛盾之处。作者结合考古成果,就汉代有关的文献记载进行分析,试图就《论语》一书的得名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     

《论语》在汉代之地位考

《论语》在汉代处于比五经略低的地位,但其虽没有享受到经的待遇,却也高过其他儒家及诸子,是汉代皇室及士人的必读之书,并且到后汉其地位已渐有升格之势。     

扬雄《法言》语言艺术特色初探

《法言》是扬雄拟《论语》而作的一部语录体散文著作。在语言艺术上,吸收和承继了《论语》等先秦散文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如大量使用比喻、排比、典故等,丰富和发展了散文语言。另外,扬雄还以辞赋和散文创作相互融合的笔法,使《法言》呈现出《论语》所未有的华彩气息和骈俪化的时代风貌。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从而改变长期以来认为《法言》仅是模仿而没有艺术特色的偏见,重新认识其在散文史、骈文发展史上的地位。     

经学与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经学与汉代社会》评介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涛博士新近出版的专著《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 2 0 0 1年12月版 )是《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中的一种。该书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 ,对经学与汉代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历程 ,进行了系统的成功梳理。前三章论述了儒家经学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的情况 ,考察了《易》、《书》、《诗》、《礼》(《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及其三传 )和《论语》、《孝经》等经典在汉代授受、流传的情况 ,分析了汉代经学各主要学派的形成、发展的主要原因 ;后三章研究经学与汉代政治制…     

朝鲜古代汉诗引用《论语》典故研究

《论语》对朝鲜古代汉诗的影响很大,其中的诸多名言警句、经典情境被朝鲜诗人大量引用。这些《论语》典故很好地提升了朝鲜汉诗的表达效果,使其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皆有可观之处。这种文化现象是《论语》在古代朝鲜半岛广泛传播的重要证据和丰硕成果,也是一种重要的经典传播方式及诗歌生产方式。     

论《论语》人物品评的主要方法

《论语》中记载了大量的人物品评事例.《论语》的人物品评既是孔子阐发自己思想观点的方式,也是孔子培养人,教育人的有效途径.孔子品评人物与其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相一致,通过对学生的品性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评价,依据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对其进行教育、点拨.同时,《论语》品评人物的方法也是灵活多变、丰富多彩的.《论语》品评人物的主要方法有品藻法和品第法、比喻法、品类法和一字评等.     

试论《礼记·仲尼燕居》对古礼的阐述——兼论《仲尼燕居》与《论语》论礼的比较

《仲尼燕居》是《礼记》中专门论述古礼的重要一篇文章。该文论述了古礼的四大内容、三大特征和三大功能,是孔子一系的著作,而《论语》则被公认为最能代表孔子思想的著作,通过《仲尼燕居》与《论语》论礼的比较,使我们更能了解孔子对古礼的基本观点。     

后现代语境下跨文化传播的“图像转向”——蔡志忠漫画中英文版《论语》的启示

《论语》在其产生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论语》在其复译过程中产生了逾四十本风格迥异的译本,其中蔡志忠漫画中英文版《论语》为经典阐释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蔡版《论语》把作为一本充满东方气韵的古代哲思语录《论语》从独一无二或少数人特权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兼具民族个性及大众欢迎的文化产品,引发出我们对跨文化传播的思考。     

关于继承与超越孔子政治文化学说的断想

孔子创立的政治文化学说在春秋末期,孔子基于“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的政治统治原则,提出了他的政治文化学说。这是其系统的政治学说中最富有历史创造性的部分,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谈孔子的“孝”

何谓我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孝?我个人认为.关于孝的内涵,早在两千多年前,儒家鼻祖孔子已为我们总结并确定了它的基本范畴,这在《论语》一书中,有很多的记述.《论语》中涉及到孝的记述,共有29条,分析其内容,可以看出,孔子关于孝的基本观点是:“事父母,能竭其力.”(侍奉爹娘,能够竭尽自己的能力.——译文用杨伯峻先生的.下同.)《论语·学而》所谓“竭其力”?具体说来,应是一养、二敬、三顺,四放心,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在这里,我们得感谢聪明的前贤.他们受儒家经典《论语》的影响,已经深深地领悟到了孔子关于孝的论述的核心,创造出孝养、孝敬、孝顺这三个概括了孝的最主要的内容的双音词,从而使之成为中华民族道德规范的一部分.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疏解《论语·八佾》结构与逻辑,走进孔子精神

所谓结构,即是将《论语》的独立篇章作为单元,探索其内容主旨的"结构形制";所谓逻辑,即是将《论语》的独立章句作为单元,探索其意义背后的"逻辑关联".通过疏解《论语·八佾》的结构与逻辑,得出"原点"、"毁废"、"维护"三层意象.推导出"礼"之后的"义"与"仁",由此走进真正的孔子精神,以提升我们的家国认同与文化自信.     

《史记》与《尚书》对译比较

《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堪称一部划时代巨著,鲁迅先生曾用“无韵之离骚”给予高度赞扬。诚然,集先秦散文之大成,《史记》树立了一种叙事和风格的新典范,同时,作为文言文形成标志,在丰富和发展我国民族语言方面,《史记》又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汉代的一部史学著作,《史记》引用了不少先秦古籍材料,如《尚书》、《国语》、《左传》、《论语》、《战国策》等。但这并未破坏全书的统一风格。《史记》都是由汉代通用的书面语写成的。在对古史料的改写过程中,司马迁为汉代书面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