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的误解与周作人的人生悲剧

周作人的思想本质上是自由至上主义。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社会现实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对自由与正义的关系相应地存在着深刻的误解 ,这是周作人附敌从而造成人生悲剧的非常具体的原因。以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为前提 ,对“节”的批判和对作为“节”的重要内涵的“爱国”的否定 ,是周作人附敌的思想根源     

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续完)

三周作人小品的转向闲适和鲁迅杂文的进到自觉的战斗,又都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促成的。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开始的十年反动文化“围剿”,成为刚刚进行了十年的新文学运动继续发展的巨大阻力。在中国散文小品的发展史上,还不曾有过战胜这“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而求得“生存”的先例。周作人小品文的由“挣扎和战斗”而“走往闲适一路”,正是重复了历史的教训。而鲁迅的“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来却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伟大创举。反动势力的威慑,对于周作人的思想和创作的     

汉宋之争在现代思想史中的位移与权变——对周作人思想的一个侧面观察

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周作人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一面已得到较为广泛的承认，但其思想中的另一面仍未得到足够重视。自1935年始，周作人猛烈地攻击宋学，同时将一批清代的儒者引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这里面既有对儒家思想的再思考，也包含着面向现实的隐微表达；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周氏看来，经历了“五四”之后，困扰中国人已久的“道德哲学空壳化”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为此，他不得不拣取思想资源以建构一套“新道德哲学”。周作人的“新道德哲学”继承并发展了戴震“理存于欲”的思想，并将现代生物学、进化论的因素掺入其中，但是，他并没有解决其中的根本矛盾。     

谈周作人早期思想变迁

周作人与鲁迅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士,在二三十年代具有同样的影响,被誉为现代中国文坛的“双子星”。然而,在后来的岁月中,鲁迅以其不懈的战斗塑造为一个伟大“旗手”,备受人们的尊崇;而周作人则沿着“冲和平淡”之路,滑进“自己的园地”,躲在“苦雨斋”中作起了“隐士”,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在抗战期间又附逆事敌,堕落为人所不齿的汉奸文人。人鬼之际,毁誉之间,判若天壤。周作人从一个战士淡化成“隐士”并最终滑向汉奸文人的结局．是与他的思想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 新文化运动之初,周作人和鲁迅一样,怀着改造国民…     

论周作人在《新青年》的思想与活动

作为“五四”文学革命旗帜下的一员骁将 ,周作人在《新青年》的活动 ,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鼓吹文学革命、思想革命 ,倡导人的文学、平民文学 ,介绍欧洲文学和俄罗斯文学 ,宣传新村主义 ,等等 ,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与活动。虽然他后来附逆 ,与他同时代的人也没有抹杀他的贡献。周作人的经历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躬耕”的文化意蕴与明遗民的生存悖论——以易堂九子为考察中心

"躬耕"是明末清初遗民自主选择的一种生存常态,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躬耕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耕田种地,而赋予了更加繁复而又沉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此时,隐居躬耕不仅可以在乱世中保全他们的生命,同时又是保全其气节的最佳方式.然而,这又与清初遗民所具有的强烈经世意识相冲突,于是,隐居与经世成为共存于他们思想中的对立的两级,这正是清初明遗民的生存困境."易堂九子"就是其中的典范.     

罗素对周作人“非宗教”思想的影响

在周作人早期思想研究中,罗素的影响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详细地考察了罗素的"非宗教"观、自由教育思想以及闲适观对周作人的影响。"五四"时期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非理性宗教情绪的批判、对形形色色宗教的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警惕、以及对自由闲适生活的重视等均与罗素的影响密切相关,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周作人的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和研究他后来的蜕变及思想的复杂性。     

周作人文章学思想初论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文化史诸多方面,周作人(1885——1967)都有他重要的一席地位。但是,由于他依附日本的行为不为国人原谅,由于他与鲁迅、左翼作家相对立为世人误解,故历来就对周作人缺乏研究。但正如钟叔河先生所说的:“陈婆虽有麻子,所烧的豆腐固未尝不好吃也。”今天认识到这一点的已不乏其人,已出现不少论其文、论其思想的高质量论文。然而,对周作人文章学思想作系统深入研究的却寥寥无几。我想,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个大文章家,其文章学思想无疑是一笔丰富的遗产,他的文道观、文章功用观、文章美学观、文章风格观、文章章法观、文章技法观、文辞观、文章翻译观、文章批评观、文     

周作人的女性观

在中国现代化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个极重要的人物。兄弟失和已久的鲁迅在和外国朋友谈起中国的现代散文家时,也是把周作人排在了第一位,而自己只排第三,这当然是他的自谦,但也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当时的影响确是颇大的。 周作人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他的宽容平和,很多热爱他的朋友都是因了他的这种特别宽厚的人情味而格外敬重他的。对于人类社会中处于最底层的妇女,周作人更是抱以最大的悲悯之心去理解她们、帮助她们,他曾经这样总结自己文章中的思想:“大致由草木虫鱼,窥切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①,对女性的那份温润执着的爱贯穿了他的一生,始终不衰。     

试论周作人历史轮回观的三维形态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一个独特而典型的标本,在其复杂矛盾的思想构成中,历史轮回观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轮回观在不同的层面上有着不同的内涵,周作人的历史轮回观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叛徒”的批评策略,“隐士”的文学思想,“汉奸”的历史逻辑。历史轮回观一方面成就了周作人,另一方面也毁了周作人,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周作人与唯美主义

唯美主义作为一种生存体验 ,与东方古典艺术精神有契合之处。从“无形功利说”的文学观、“茶道”式的人生态度以及鉴赏式批评观等三个方面去辨析周作人与英国唯美主义之间的关联 ,可见其遭遇西方唯美主义 ,同时归依古典东方精神的复杂面貌     

论周作人与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主义”的异同

周作人的“新村主义”思想深受武者小路实笃的影响,但又与其有很多不同.在“争”与“存”相对立的发展观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偏重于“存”,但并未否认同类内部和异类之间的“争”,比较而言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则更偏重于“存”;在“利己”与“兼爱”相对立的平等观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偏重于“利己”,比较而言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则更偏重于“兼爱”;在“封闭性”与“开放性”相对立的过渡观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既有“封闭性”又有“开放性”,但偏重于“封闭性”,与武者小路实笃相比,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在程度上更偏重于“封闭性”.这表明周作人在介绍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思想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使“新村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中古庐山隐风与后代遗民诗境

晋宋之际“浔阳三隐”与慧远莲社的存在,突显出庐山作为隐逸德镇的卓越地位,也代表了中古隐逸风潮的思想成就。他们在乱世政治废兴之际,坚持独立不迁的高蹈风概,其实是为儒士的节义传统贯注了精神血脉,从而以“晋时村”的情境,深深植入后世遗民诗人的记忆。中古庐山隐风与后世遗民诗境之间的关系,值得作跨时段的考察。     

失败者的抵抗——从《北京苦住庵记》说起

周作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周氏在北京沦陷时期思想演变与心理内容的复杂性关注不够,零碎片面的事实考辨取代了心理活动的整合,以致将这个时期的周作人当作道德僵尸进行居高临下冷面无情的解剖。周作人研究遭遇瓶颈,并非周氏吞吐曲折的文风或泛滥无归的"杂学"所致,而是来自研究者心境的不自由。《北京苦住庵记》显示了木山英雄理解的"阅读周作人的自由心境",乃是将周的悲剧放在真实的历史舞台考量,明白怎样的历史合力将他推向道德深渊,因此不必让他独自承担所有罪责。"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原是木山英雄描述附逆之前周作人的心态,但也可以扩张为刻画周作人"作家之相"的画龙点睛之笔。     

“无信”与“中庸”——周作人“中庸”观之我见

“中庸”观是周作人思想中一个最复杂也最容易引起人们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 ,由于周作人的“中庸”观是与“无信”即反本体的“空”观思想相连的 ,因此 ,它不仅在本质上与相信存在终级本体的传统儒家中庸思想不同 ,而且内在地包含着冲破封建独断论束缚的革命内容 ,具有深远的启蒙意义     

亦庄亦谐 庄谐杂出——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之一

周作人一生经历较复杂,思想变化也很大,这就使他的散文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我们认为:“亦庄亦谐,庄谐杂出”是周作人自五四以后至二十年代末这一时期散文的主要艺术特色,也体现了他这一时期散文的艺术风格。     

传统文化与周作人文学思想的重识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思想资源看,他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人生与为艺术两大文学主潮的文学主张,其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想也有相应的文化传承;在学术方法上,他的中国式的持平执中、宽容兼取的学术立场也使其学术思想能够更多地融入传统文论中的优秀因子,并更加富有包容的张力;在审美追求上,他通过对文学史的深层次体验提出以普遍、真挚、入世与超越建构新文学的基本框架。     

周作人：“一说便俗”

按学者钱理群的说法,周作人对于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是从来不知后悔的。与鲁迅闹翻,出任伪督办,都是如此。在作为汉奸被捕后,他没有如一般投敌者那样,痛哭流涕地大叫“上当、受骗”呀、“被迫下水”呀等等,恰恰相反,周作人后来却一再表白,自己“出山”并非为敌所迫,有着完全的自主,用他引用孔子的话就是:“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蒉,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蒉,进,吾往也。”“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晚年,周作人在给香港友人信中也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关于周作人的…     

"个人"、"人类"的流变——五四时期周作人思想转变内在理路探析

曾作为"五四"战士的周作人,为何由"叛徒"变为"隐士",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个人"、"人类"关系在周作人思想谱系中具有重要性和独特性,以此为基础对他五四时期思想转变过程和原因进行梳理,可以为他前后思想转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依据。     

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拓荒者——李景彬

李景彬的专著<周作人评析>、<周作人鲁迅比较论>可谓中国最早的两种研究周作人的个人专著,前者更是第一部周作人研究的个人专著.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作人研究的演进让人看到了令人遗憾的局面--相关的学术史文献以及相关的后续研究出现了忽略李景彬富于学术个性和学术钻探力度的研究成果的偏向.而纵观当代中国的周作人研究现状,李景彬的研究立场、思路和声音恰恰是最缺失的.80年代李景彬的周作人研究有着可贵的整体意识、时间意识,他坚实、稳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立场,他对于周作人的一系列肯定和质疑、否定、批判呈现出独到的学术意义,也留下了尚待阐发的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