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依赖观点的企业战略联盟演变机理研究

本文应用资源依赖观点分析了企业战略联盟的演变机理。分析表明,合作企业的专用性资产投资行为、它们对知识资源吸收能力的差异以及联盟外部条件的变动,会改变彼此合作初期确立的互相依赖关系,进而引起双方谈判力的变化。获得更大谈判力的企业会提出修改当前合作契约或协议的要求以获得更多的联盟控制权和利益分配。因而,企业应不断地保护、更新在联盟内的资源投入以维护自身被依赖的地位。     

企业家人力资本谈判力与收益分配实现

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资资本所有者一样，应该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但分丰的范围和程度取决于特定契约条件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谈判力。人力资本谈判力是人力资本因素、企业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三者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企业家人力资本谈判力的分析，阐述了企业家人力资本谈判力与人力资本收益实现之间的逻辑关系。企业家人力资本市场的供不应求状况是决定企业家谈判力强势地位的环境因素，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特殊性、专有性和风险抵押能力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谈判力的内在基础，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企业的贡献是决定企业家人力资本谈判力的绩效标准，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企业家人力资本谈判力，决定了企业家有能力参与企业收益分配。     

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谈判力与企业治理结构

通过资源相对稀缺性假设的提出 ,批判了“专用性”与“专有性”是谈判力基础的观点 ,得出只有“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才是谈判力的基础。并由此分析了企业治理模式的多态性 ,并对企业治理模式进行重新划分 ,最后指出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 ,应积极促进人力资本市场和物质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企业治理模式由人力资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双方博奕解决 ,而不应采取单一治理模式。     

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再探讨

人力资本的财务含义是能够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人力资源的价值。据此人力资本所有者应参与企业超额利润的分配,运用罗宾斯坦的轮流叫价谈判模型进行分析,人力资本所有者凭借其稀缺性具有先动优势应获得超额利润的绝大部分,具体分配的比例取决于与物力资本所有者的博弈。     

技术创新网络利益相关者与合作剩余分享研究

技术创新网络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一种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创造和分享合作剩余是其发展的基本动力.技术创新网络有着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本质问题是最大化并合理分配合作剩余.谈判与博弈、公正与平等是合作剩余分配的主要机制;知识产权是决定各方谈判力的基本力量;利益相关者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剩余分配.研究和揭示上述合作动力的产生,以及利益相关者合作剩余分配及其优化机理,具有深刻的制度设计含义和重要的政策启示.     

平衡谈判力：劳资冲突治理的博弈分析

劳资冲突是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源于劳动力保护机制与市场弹性机制之间的不协调,实质为劳资谈判力的不平衡。因此,治理劳资冲突、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需要平衡劳资双方的谈判力。文章以"谈判力"为分析工具,讨论影响劳资谈判力的因素,以及改革过程中劳资谈判力的变化,最后提出构建多方合作的制度体系实现对劳资冲突的治理。     

劳动合同与劳动合同法的效力问题研究

针对关于主体不合格劳动合同的效力问题以及关于期限规定的条款的溯及力问题进行探讨。立足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意图,对效力问题的解释以如何更好的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为原则,得出主体不合格的劳动合同应适用《劳动法》,其效力视情况而定：用人单位不合格的劳动合同不适用劳动合同无效制度;劳动者不合格的劳动关系属于事实劳动关系,应当被强制终止,而其存续期间的劳动者权益应当受劳动法保护,以及第14条关于期限的规定具有溯及力的结论。     

人力资本特性与高科技企业治理

近年来,高科技企业迅速兴起,人力资本在企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传统的股东主导的企业治理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人力资本对权益的要求,本文通过对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本特点的分析,针对高科技企业的特征,提出了高科技企业剩余所有权的分配方式.     

"文革"时期至上世纪末工资改革的回顾

文革时期 ,一部分职工的低工资有所调高 ;70年代后期至 80年代 ,由国家控制企业的工资总额 ,对工资分配实行政企不分的行政干预 ;上世纪末期 ,我国开始出现协议工资制、谈判工资制、年薪制等多种形式的工资分配方式。工资制度改革在不断深入 ,薪酬革命必将到来。     

知识型员工的特点及其对传统管理理论的挑战

知识型员工不同于传统工人和非知识型员工,他们具有自身的素质特点、心理特点、劳动特点和职业特点。这些特点对传统管理理论在员工与企业关系、企业权益分配、激励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之横向国家权限特征研究

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在横向国家权限的规定上,虽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但三权之间并非均衡而带有议会独大和总统有权无责的特征。议会独大主要表现在国会对总统、内阁和法院的权力多所限制,而总统、内阁和法院却很难制衡议会;总统有权无责主要表现总统享受广泛的权力,包括公布并监督法律执行权、人事任免权、武装统帅权、宣战权、缔结条约权、宣布戒严权、宣告免刑减刑及复权、停止国会会议权、解散众议院权、立法否决权等等,但当发生政府集体性政治事件内阁替总统承担整治责任。这种做法体现了时人在议会、总统与内阁关系上的积极探索,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仍体现了限制行政权力的宪政理念。     

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关系

为了深层次地认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形成压制的历史原因和摩擦冲突的现实状况,认为在二者各自的伸展空间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应该和谐相处,重点在国家机关要依法行政,同时要不断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     

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能力的内涵及建构

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能力是民族地区拥有一定社会公共权力的县级政府,为消除民族地区县域社会发展差距,通过承担政府职能的目标和任务,采取制定政策和组织动员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有效治理县域社会所具有的能量和力量的总和。提出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能力的"七个"角色定位,并针对政府能力的强弱以及政府能力与市场能力、社会能力间的关系作了界定。     

从生活世界理论的视角看钱权结合与腐败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表明,作为行政管理媒介的权力与作为经济运行媒介的金钱的结合有一个历史过程。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实质就是生活世界的金钱化和权力化。权力和金钱所特有的功能虽然看上去是无限的,但从源泉上看,它们却又都是有限的稀缺资源。正是这种矛盾使得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成为可能,也为权力的操作者或拥有者实施腐败创造了条件。在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现代社会中,腐败形式之所以会呈现出日趋复杂的多样性也同样可以从生活世界的构成要素中得到说明。     

全球化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生国际竞争力的培养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生国际竞争力的培养,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深化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面临的一项崭新课题。文章论述了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生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意义,分析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生国际竞争力的内在构成要素,并提出了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生国际竞争力的思路与途径。     

论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权的构建

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权是随着司法体制改革产生的一项新生事物.本文通过对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权产生的现实基础和法律渊源的阐述,重点分析在现有的法制框架下,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权如何坚持其性质、功能、目标等法律定位,把握权力行使的方向、重点、界限、范围,促进权力行使的成果转化,以减少和消除实践中存在的因对此项权力认识错位导致的工作盲动和权力功能异化,保障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权充分、准确发挥应有功效.     

试论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行为

滥用职权罪客观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司法实践中极具争议的一个问题.立足于滥用职权罪立法的基本特点,从探讨滥用职权行为的概念与特征入手,深入分析了滥用职权行为的基本类型,以及认定滥用职权行为应当注意的问题,从而为正确适用刑法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我们也立足客观现实,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滥用职权罪客观行为立法的相关建议.     

论公司监督机制失衡的法律原因及对策

本文分析了我国《公司法》中有关股东大会和监事会职权及其运作机制的规定 ,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和缺陷 ,认为这些缺陷是导致我国股份制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失衡的主要原因。文章还探讨了强化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法律措施。     

论加强人大财政立法权和财政监督权

财政权力是行政权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由于行政权固有的扩张性和自由裁量性,财政权力要接受必要的限制和监督.和西方议会制度相比,我国的权力机关对财政权的监督力有限,因此要充分发挥我国权力机关在立法中的作用,加强权力机关的财政立法权和监督权.我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后,人大可以对财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权力机关要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强化对财政权的监督,通过个案监督审查财政许可行为.     

吏治腐败与体制、机制创新

吏治腐败是最大、最严重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出现了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为特征的吏治腐败现象,并且呈现出多案窝案化、公开半公开化、资金大额化、职务高级化等特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除了其他复杂的原因之外,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约;权力--责任--利益机制扭曲,权力利益巨大化和权力责任虚空化倾向严重;监督乏力,惩治被动,导致"腐败黑数"大量存在.要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