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之争：思想史研究中的“斯金纳革命”

现代思想史研究中流行着的各种流派，都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向读者展现那些出现在历史中的伟大心灵及其智慧。然而如何实现“哲学分析”与“历史证据”之间的精确结合，还原思想史本来应该呈现的样貌，是每一位严肃的研究者都必须面临的问题。为正确的理解思想史，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在1969年写作《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在方法论层面展开了对于其他各派的“征讨”，这一篇“战斗檄文”引发了当时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斯金纳革命”。理解这一文本是掌握当前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核心争论的关键，从而为我们正确地研究思想史“迷途指津”。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充满活力,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使然,它也呈现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趋向。回顾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种种争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思想史?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思想与历史的差异,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政治、宗教、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涉及到的是,如果试图确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性",必须思考这一思想史研究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中国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对传统观念的梳理中回应当下中国的思想问题。     

“思想史”的书写及其“自我规训”

<正>一、作为“写”的“历史”之“思想史”“思想史”的书写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思想史”的书写之所以成为一个开放性问题,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它是“写”的“历史”。在思想史同哲学史混而不分的年代,冯友兰先生便在其名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绪论”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历史”有“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1))。从理想出发,我们希望“写的历史”同“本来的历史”保持一致,但事实上“写的历史”不过是基于“本来的历史”的一种创造,     

“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评介萨特的《为什么写作?》

《为什么写作?》是法国哲学家,小说家萨特写作的理论文章,属于他的专著《什么是写作》中的一章。为萨特的最高写作纲领。文章主要从有关作者与读者、写作与阅读、美与审美的各对关系,阐明了个人写作活动的社会性和严肃性。他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地进行论述,带有明显的思辩性质。 作者为什么要写作呢?萨特承认各人有各人的理由。但他认为“在作者的各种意图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更直接的、为大家共有的抉择”。这个抉择就是:任何人从事写作都不是为了自我。为什么呢?首先,写作完全不同于物质生产活动。“鞋匠可以穿上他自己刚做得的鞋,如果这双鞋的尺码符合他的脚,建筑师可以住在他自己建造的房子里。然而作家却不能阅读他自己写下的东西”。作者能揭示或描写客观事物,却不能揭示自己创造的产品——文章或作品。一个写作者,不可能对他自己劳动的成果一作品表示相当的冷漠,认为它是与己无关的纯客观事物。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决定生产规则,衡量尺度和标     

是什么影响着思想家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以马克思、恩格斯对格律恩的批判为例

在复杂的社会历史领域,经常看到一种状况,问题非常明显地摆在论者面前,但不同的人对其的理解和分析却很不一样,往往会显现出准确与差池、全面与片面、到位与离谱、深刻与肤浅等方面的差异和分野,更不用说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了。是什么影响着思考者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为什么研讨触及到了社会问题却不能达致问题的本质?我们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四章为例,这一部分叙述被设置为一个思想讨论会的形式,主题是社会主义者该如何理解资本扩张以来出现的社会现象及其解决之途。傅立叶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看法,格律恩对其观点进行了概括、转述和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先是认为格律恩对傅立叶学说的理解存在偏差,接着一一检视了他转述的客观、全面性问题,最后通过分析和批判,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了当代的自我阐明。通过辨析和比较,空想社会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历史唯物主义者之间,面对同样的时代问题所采取的思路和所进行的分析的差别和高下,就看得很清楚了。     

“好客”和现代国家政治之间——读德里达的《好客》

德里达是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从20世纪90年代后对诸如友谊、激情、宽恕乃至“好客”等概念的阐述,都是在进行“解构”理论的实践。这种解构实践和本源追求反映了法国当代的几代学人在纯学术追求与现实之间的碰撞与反思。《好客》一书涉及诸多传统和现实问题,对我们理解德里达后期思想,分析德里达思想的现实价值和启示非常有意义。     

怎样评价马布利的社会改革纲领——兼论马布利是一位杰出的空想共产主义者

加布里埃尔·邦诺·德·马布利(1709～1785年)是十八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马布利在《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从私有制社会过渡到公有制社会的社会改革纲领。这是马布利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前无先例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怎样评价马布利的社会改革纲领?一位老一辈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专家认为,尽管马布利关于     

萨特的“整体性”、“他整体化”概念和的“人学辩证法”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主持的这组笔谈 ,是关于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的重要论著《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的文本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 ,萨特主要是作为文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 (195 0年以前作为法国存在主义学者的“第一个萨特”)而被解读的 ,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萨特 (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的“第二个萨特”)。笔谈讨论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思想转变的特定历史语境 ,并分别讨论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一批最重要的学术范畴 ,如作为萨特对所谓辩证理性的独特定位、作为他的存在哲学个人本体论关键的谋划概念、历史进程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构成的辩证法与被构成的辩证法的关系 ,等等。此组笔谈为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的重要学术讨论。     

释“儒”

研究中国思想史、首先要研究儒家.关于儒家的研究,从古代到现在.研究的著作可说是汗牛充栋.但“儒”是什么?儒家思想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单说一个“儒”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儒家为什么要用他来命名,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现存的文献中,最早出现“儒”字的,还是孔子《论语》中说的“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     

孟子与“疑经”时代

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们通常以为,孟子与其他儒家学者一样,相信《诗经》、《尚书》等经典,并通过传播经典,弘扬儒家思想。然而,从文献和思想史的双重角度来看,与其说孟子"传经",不如说孟子"疑经"。面对《诗经》,孟子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针对《尚书》,孟子主张"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待《礼》,他认为也不必恪守于字字句句。这反映了孟子对待经典的反思、质疑与怀疑的态度和意识。这种态度与意识是孟子哲学尤其是其语言哲学的必然结果。同时,《庄子》、荀子等对经典的批判也表明:此一时期的经学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反思、怀疑和批判的时代——"疑经"时代。孟子所倡导的"疑经"时代,为后来经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莱布尼茨：西方文化史中的“另类”

一、莱布尼茨与中国莱布尼茨是德国哲学和文化史中的一位源头性的人物,是人类近现代思想史中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极为罕见的全才。但有谁知道他终身关注着中国?2000年北京科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了《莱布尼茨与中国》的纪念文集,《中国近事》发表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2005年我国又出版他写的《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nostril temporis illustratura)(孙小礼教授将这本书译为《中国新事萃编》)[2],这是拉丁语版以外的惟一译本,被列入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莱布尼茨在世的时候正值清顺…     

《辩证理性批判》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辨析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主持的这组笔谈 ,是关于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的重要论著《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的文本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 ,萨特主要是作为文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 (195 0年以前作为法国存在主义学者的“第一个萨特”)而被解读的 ,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萨特 (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的“第二个萨特”)。笔谈讨论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思想转变的特定历史语境 ,并分别讨论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一批最重要的学术范畴 ,如作为萨特对所谓辩证理性的独特定位、作为他的存在哲学个人本体论关键的谋划概念、历史进程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构成的辩证法与被构成的辩证法的关系 ,等等。此组笔谈为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的重要学术讨论。     

历史的意义——反思波谱尔的“历史有意义吗”

哲学在经历了理性时代的巅峰后,开始了更为深刻的对理性的反思。在存在与虚无之中、在解构之中,人的存在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相比较而言,我们传承而来的历史又怎样理解?尤其是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人们看到了理性旗帜下人性的灰暗。也正是在反思二战的过程中,波谱尔写作了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并提出了历史没有意义,那么此种无意义是什么意义上来讲的?其内在又隐含着什么?文章旨在通过波谱尔的思路来寻找一个问题的出口。     

“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本文是对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新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学术评论。文章认为 ,葛先生“重写”思想史的基本路子即以论带史、以今视昔、以文领义 ,而“基本路子只有一条 ,一分为三 ,乃是方便说法”。事实上 ,思想史领域本来就别有洞天 ,“葛先生自许的突破之处 ,不过是划地为牢 ,然后纵身一跃 ,作突破状而已。”文章还批评了《中国思想史》中存在的理路不清、用词不当的一些“大议论”。本文作者总结道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评论这本书 ,我将说 :“在这本号称‘思想史’的书里 ,我看不到历史上的思想和知识 ,我只看到现在一位中国人葛兆光的‘思想’”。     

“红学”新学派─—“解梦”派概论

《红楼解梦》的出版标志着一个“红学”新学派──“解梦”派的诞生。它的基本理论是成：《红楼梦》如“风月宝鉴”那样有正反两面─—正面是以“假语村言”写成的小说，背面则隐写着一部真实的历史。为了能看到这部历史，创立了六大理论支柱：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有自己特殊的创作规律的理论；关于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即曹著之全璧的理论；关于脂砚斋即曹雪芹和他妻子合用的批书笔名的理论；关于曹雪芹写作奇法、秘法的理论；关于《红楼梦》中存在雍正帝和曹雪芹两套纪年的理论；关于把唯物主义和辨证法运用到《红楼梦》研究的理论，由此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红学”理论体系。按照这种理论，不仅可以在脂批引导下看到《红楼梦》背后所隐写的被乾隆删削的真实历史，而且还可以解决一系列“红学”难题。     

共谋的颠倒——考辩柄谷行人的“日本文学”与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

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以借助西方后现代思想进行文学批评与理论实践而著称,思想史家沟口雄三闻名于中国明清思想史研究界,由于他将“中国”作为方法而在我国学界声誉鹊起。柄谷与沟口都是极具批判精神的学者,他们拥有强烈的社会现实关切,并深谙历史乃复数之物,因为浸染在现代思想关注“语言”的大环境里,他们的写作实践均试图突破“文史哲”各自为战的局面。1980年,柄谷与沟口同时出版了各自的代表著作《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与《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此一极为巧合的现象为我们理解曾经日本知识分子在权力规训与个体抗争的张力之下,如何回应“漫长战后”提供了与当下萎缩之态可资比较的视角,它同时揭示了20世纪西方思想在日本的投射与在亚洲地域的实践。     

葛懋春先生的学术向路与领域

葛懋春先生1951年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后,协助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华岗,以《文史哲》为阵地,大力促进学术繁荣。"文革"后,葛先生全身心投入史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积极推动对史学理论学科对象、任务和体系的讨论,所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一书以思想性见胜。他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把史学概论的对象限定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他还非常重视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史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他的领导下,20世纪80年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成为学界瞩目的史学理论研究重要基地。此外,葛先生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思想史的一般理论方法、先秦诸子、五四时期思想思潮,是他集中研究的三个领域。     

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常乃惪和《中国思想小史》

本文讨论常乃惪 (1898～ 194 7)和他的《中国思想小史》。在 2 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史与思想史中 ,常氏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一方面 ,他与当时的激进和保守两方不同 ,把国家和制度的建设放在文化与思想的改变之上 ;另一方面 ,他也与当时新旧文化论争中的两派都不同 ,对古代传统的意义与当代思潮的渊源有自己的判断 ,他带着这些思考写下了《中国思想小史》。本文指出 ,这部《中国思想小史》 ,既显露了他的思考 ,也暴露了他的缺陷 ,这部书虽然不能算是名著 ,但从学术史角度看 ,它却是 2 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     

一个知识分子与一个时代——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社会学方法论

近代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思考法国大革命的一部伟大著作。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时代的原创性问题,为解答问题,作者亲赴美国做实地考察、访问、请教,完全建立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思考问题,后在写作中大量地运用社会学的各种方法分析问题,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国大革命与民主的悖论结局,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民主趋势提供了一份极其宝贵的财富。     

《文心雕龙》“树德建言”的伦理思想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论述写作的。刘勰认为写作与伦理道德关系密切,所以书中有许多篇章涉及了伦理道德问题,蕴涵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刘勰宗主儒学,把立德不朽视为最重要的人生价值观。他崇尚仁、孝和忠等重要道德规范,把“师圣”作为主要的“励德”方法。刘勰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但没有用道德的评价来代替审美的评价。鉴于许多文人有不道德的行为,为了文德统一,刘勰倡导文人在遵守社会公德的同时,还要注意加强职业道德的修养。